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原主任、監事會巡視員李保民:
【宏觀·政策】新一輪國企改革:意識形態比實操更重要
記者要多引導、多呼籲有利於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正能量。對於進入深水期和攻堅期的國企改革,意識形態比實操層面更重要。——李保民
國資改革領域專家、國務院國資委監事會巡視員李保民博士近日就國企改革問題接受了《中國經濟週刊》的專訪。
李保民長期從事體制改革和國資監管研究工作,曾任國家發改委體改所黨委書記、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等職。採訪過程中,李保民提醒記者多引導、多呼籲有利於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正能量。對於進入深水期和攻堅期的國企改革,“意識形態比實操層面更重要。”59歲的李保民直言不諱。
改革方案為何推遲發佈
《中國經濟週刊》:國企改革方案是社會熱議話題,一再傳出將要出臺的消息卻遲遲未發佈,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何時有望與大家見面?
李保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是一個由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牽頭,多個部委參與制定的“1+N”的所有方案。關於改革方案的公佈,時間必須服從內容。我認為目前正處於市場經濟初始時期的一種轉型攻堅時期,從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金融體制、投資體制都要圍繞基本經濟制度進行深化改革。這個時期對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要符合實際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經得起實踐推敲,審慎而穩妥地推進。如果各方認識達成一致,文件的出臺就會很快。
輿論關注改革方案的時間表,説明大家對改革的願望比較強烈和急迫,但我認為改革過程中的操作性的規範程式、建設性的前瞻思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正確引導(的問題)可能比出臺時間本身更重要。
《中國經濟週刊》:新的頂層設計需要明確哪些新的問題?方案決策進程中哪些關鍵問題的認識不夠深化統一?
李保民:一是新的要素。今天的生産要素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包含馬克思説的土地、資本、勞動力這傳統三要素,還包括技術、專利等新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生産要素。對這些要素如何評估、考量,並作價入股,體現了方案設計者的智慧。生産要素的充分優化配置,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題中應有之義。
二是重大問題的清晰界定。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産,在搞混合所有制時除了“招、拍、挂”之外,還有哪些漏洞需要我們在新形勢下防範,特別是技術、品牌、信譽等無形資産,怎麼避免各界關注的國有資産流失,在資産流失和資産流動之間,在職工入股和私有化之間,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再炒作概念、上綱上線,而是每個具體的案例依託改革方案都能找到解決之道。
改革一定是不易的,讓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並讓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案就是一個好方案,當然方案還要在發展落地中自我完善。
尋找盤活存量資産的商業模式
《中國經濟週刊》:全國有13個省市明確今年將著力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李克強總理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將“加快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試點”。這是否是改革的破題關鍵所在?
李保民: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運營公司的試點是一種有益的深入探索,可以進一步強化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産監管。根據長期的研究探索,目前營運和監管國有資産的主體主要有五類公司形態:第一類是主要做增量的資本投資公司,此類企業根據行業的平均利潤率來考核。第二類是主要做存量的資本運營公司,也叫資本經營公司,比如誠通控股和國開投,這類企業在扭虧增贏和並購重組過程中,重新整合包裝現有資産,再去市場運作,效果非常好。第三類是控股公司,此類公司作為參股後的股權持有人,利潤也很可觀,像北京控股,天津泰達等就是這樣。第四類是集團公司打造成實際上資本運營公司,比如寶鋼、中航工業等具備各類資本運營職能、擁有若干金融牌照的實體,這也是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後必然帶動的産融結合。第五類是有一定特殊使命的綜合性公司,諸如中信,直接歸屬國務院管理,有點像新加坡的淡馬錫。
當前國有企業最大的特點就是現在“錢少人多機制不活”的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無論是改組若干家資本運營公司,還是重組若干家資本投資公司,更多都是通過盤活存量資産,探索出一種優秀的商業模式,從而找到一條解決國有企業“錢少錢從哪來?人多人到何處去?機制不活怎麼轉?”等問題的道路。
改到深處是産權
《中國經濟週刊》:推進産權多元化的現實路徑在哪兒?
李保民:改到深處是産權,産權多元化是建立激勵約束機制有效的保障制度,這是企業抵禦風險比較好的方式,這在金融危機中已經得到驗證。縱觀世界500強企業,絕大多數都是股權多元化的。我認為下一步推進産權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應主要從以下方面著力:
第一,按照基本經濟要求,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對投資體制改革是利好消息,由於沒有明確投資目錄的細則,即哪些行業能進、哪些行業不能進,因此雖然新、舊“36條”都明確提出法無禁止皆可為,但現實中仍然存在阻礙,所以壯大非公經濟的潛力依然巨大。
第二,引進外資外商,更要通過引進資本來引進機制。大家現在對産權的認識越來越清,但人權的力量沒有認識清楚。當資本力量越來越大時,就需要健康合理的機制保障合理人權,約束不合理人權。引進外資外商時必須要注意到,引進資本不僅僅是引進産品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引進體制和機制,到底怎麼做。
第三,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要引進戰略投資者。戰投的作用毋庸置疑,並且國有企業目前具備引進社保基金、保險、理財、證券、外匯儲備等各類戰略投資者的條件。
第四,職工個人投資入股。混合所有制經濟讓職工入股,形成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體,這是最大的亮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在一些行業已經試行過職工持股,今後的職工持股過程也要注意連股連利又連心,特別是要一企一策,避免一刀切。
第五,是經營管理者可以持股,而且可以較大比例持股。我們鼓勵大家全員持股,但是反對平均持股。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開展股票期權,央企則要破解高層經營管理者和行政官員間的交叉任免問題。
第六,生産要素作價入股。三中全會強調要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充分涌流,造福人民,這些生産要素如何作價入股,國家必須要有強有力的政策,拿出具體辦法來。
第七,發展和完善職工持股會。可以通過交給工會代管、單獨成立一個有限責任公司、交給仲介機構託管、採用“頂名制”方式持股等四種方式實現。
第八,是國有産權之間交叉持股。這個操作難度相對較小,像央企和央企之間,央企和地方企業之間都有示範。比如中航工業的第二大股東就是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國有資産的大面積流失不可能了”
《中國經濟週刊》: 怎麼看待被廣泛關注並夾雜“私有化”非議的國有企業“員工持股”改革?
李保民:從企業角度講,隨著資本力量越來越大,職工個人投資入股是一種非常好且意義深遠的利益聯繫形態,就是常講的“連股連利連心”。但這種持股在每個企業情況不同,要區別對待。有些企業搞平均持股,有些企業就是高管持股,以德國的一些公司為例,把員工劃分為八個等級,前四個等級可以持股,明確要留住這些人才,後四個等級不允許持股,讓非稀缺人員流得動。
這裡有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職工一持股,馬上就有人炒作為私有化,國有資産流失。貼上這種意識形態的標簽,容易使當事人擔心政治風險而不願推進改革,産生了改革阻力。我認為以現在中國的國資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的保障,各類監管條例的制定,以及産權交易市場的建立等,大面積的國有資産流失不可能出現。從另一個角度看,國有資産放在那兒不用、不發揮效益難道就不是一種流失?現在的員工持股更多是技術、專利、投資等量化入股,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評判,不能説個人一持股就是私有化。
理論創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導,解放思想又是理論創新的前提。這絕非一句口號,而是要真正讓思想解放、讓觀念轉變,客觀地認識私有化、國有資産流失地新的現象和途徑,有的放矢的採取有效措施,而不是一味地被舊的思想困擾著混合經濟的發展。這種意識形態的障礙不解決的話,國有企業改革就難以深入進行下去。
《中國經濟週刊》:有些民營企業認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門檻多、壟斷行業準入受限、法律對産權保護不完善,導致他們擔心混改後的預期。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李保民: 這種擔心實屬正常,不光是民營企業擔心,國有企業也會擔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買賣雙方都會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考慮謀劃,國企和國企之間合作,民企和民企之間交易,都是從利益最大化和風險防範這個角度出發的。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不必糾結于某一方的擔心,還是要從實現共贏,從全局上完善法治保障,推進配套改革,不斷細化各項規則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現在也有很多民營企業,看到了國企在某個領域的優勢地位,願意通過企業聯盟、合夥制及産業鏈等形式和國企合作,在合作中提升自己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市場地位,實現共同發展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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