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居民垃圾處理費大漲 經濟杠桿能否撬動垃圾減量

　　2014年1月1日，北京市上調了非居民的垃圾處理費，從過去的每噸25元調整為300元。之前每噸25元的垃圾處理費從1999年就開始執行至今，但在市政部門的賬本裏，生活垃圾處理成本已經是收費標準的16~20倍。

　　25元到300元的漲幅不算小，在政府部門看來，儘管這次調高垃圾處理費還不涉及居民，但還是希望運用經濟手段，發揮價格倒逼機制，最終在全社會實現垃圾減量化的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早已在業界被倡導多年的垃圾分類話題又一次浮出水面。這一次，垃圾處理費的走高會不會真正將垃圾分類進行到底？

　　早在1993年，《北京市城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就規定：“對城市生活廢棄物，逐步實行分類收集、無害化處理和綜合利用。”這是有據可查的關於生活垃圾分類的最早的公文。如若從這則條例算起，垃圾分類在北京提出已有20個年頭。在這之後，垃圾分類在北京等城市步步升級：1997年一些小區開始試點垃圾分類；2000年，北京、上海等8個城市被有關部門冠名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2010年4月，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環境保護部等部門共同組織編寫了《生活垃圾處理技術指南》，鼓勵將生活垃圾分類。

　　從最早的條例出臺至今，垃圾分類已經走過20年，但據記者調查，分類的效果並不理想，即便是那些垃圾分類的示範小區內，“未歸類、隨意扔”的現象依然存在。

　　垃圾分類走不動，投入不夠還是管理多頭

　　20年間，相關部門在推進垃圾分類的進程中投入不少。具體到老百姓的感受是，很多垃圾分類試點小區的居民們都曾數次收到過居委會免費發放的3隻家庭用垃圾分類桶。中國環境保護産業協會城市垃圾處理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徐海雲曾表示，垃圾分類試點城市在推進分類的過程中“投入應該是巨大的”，但他也特別指出，巨大投入的背後，分類的效果微乎其微。

　　記者在走訪北京市一個擁有3700戶居民的生活垃圾分類示範小區時發現，每座居民樓下的垃圾集中投放處，均配備有綠、藍、黑3色垃圾桶，分別為：廚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按照政策的設計初衷，給居民家發3個色彩不同的垃圾桶，居民可以對垃圾進行分類，扔垃圾時再對應地扔到相同類別的垃圾桶，這樣就實現從居民家中到社區收集之間的分類。

　　用於垃圾分類的政府性資金都從哪來？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宣傳處表示，這些分類垃圾桶等設施所需費用，按比例由各區相關部門出一部分，待考核合格後，市級機構再補貼一部分。

　　北京市海澱區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負責人告訴記者，垃圾桶等分類設施是可以從市政府得到補貼的，但後期的維護費用則由各街道負責。每年發放垃圾桶的數量也並不相同，以小區的佔地面積和人口規模為標準。北京市西城區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也表示，該區每年需配備的垃圾桶數量有好幾千隻。

　　然而記者在走訪中發現，這些以分類為目的的垃圾桶卻難以做到物有所用。東城區一個垃圾分類示範小區負責垃圾收集的工作人員説，小區大多數居民扔垃圾時並未進行分類。

　　據記者觀察，大部分居民扔垃圾時都對桶上的分類標示熟視無睹。該小區的垃圾清運人員解釋，一般需要垃圾分揀員再對垃圾進行分類，但是他們人數很少，工作難以按照要求完成。這個有3700戶居民的小區只有27名垃圾分類員。

　　這並非個別現象。據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宣傳處負責人介紹，有了分類桶，但居民不進行分類的現象十分普遍。造成垃圾分類效果不佳的原因，似乎並非因為政府在分類推廣上重視不足。北京市海澱區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海澱區一共611個垃圾分類示範小區，僅僅分類宣傳推廣費用每年支出就有100萬元。而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宣傳處負責人也表示，他們已經在社區開展了100多場相關的分類講座，也設立了專門的垃圾分類網站，多渠道向市民宣傳垃圾分類。

　　但是，亦有環保人士質疑此類宣傳方式的實際效果。一家民間組織的負責人陳立雯説，此類講座參與人數少，效果不佳。她認為，現在垃圾分類缺少整體管理，僅僅局限于垃圾桶等硬體設施的配套，而相關的分類知識不能向居民進行有效傳遞，同時監管措施匱乏，最終造成了一堆垃圾怎麼也分不開的狀況。

　　也有專家分析了更深層的原因。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固體廢棄物研究所所長王琪，目前垃圾的管理許可權和職責很分散。“整個生活垃圾的收集和處理行業，屬於住建部管；資源再生這部分政策制定屬於發改委管，行業監管屬於商務部管；污染控制屬於環保部管。”多頭管理下，效率不高，成效不明顯。

　　此外，儘管我國每年垃圾處理的投入都在大幅增長，但總體仍處於較低的水準。王琪列舉了一系列數字證明：2009年住建部的數據顯示，垃圾處理的投入共73億余元，以目前每年垃圾産生量1.6億噸計算，我國每噸垃圾的處理費用僅為46元；同一指標在2011年的日本是2000元。

　　垃圾究竟該如何分類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其實很多居民不是不願意對垃圾進行分類，而是垃圾種類太多，搞不清該如何區分，哪些可再生，哪些能回收。王琪在一次“生活垃圾處理環保科普沙龍”上説，自己曾經做過垃圾分類測試題，一共4道，錯了兩道，“我是研究這個的，對垃圾的分類都會出錯，其他人可想而知”。

　　到底應該如何制定分類標準，又該如何推行，各界人士眾説紛紜。

　　有人認為，解決之道是簡化分類標準。致力於垃圾分類的環保志願者黃小山説，鋻於當下的垃圾分類不可能單純依賴公民素質的提高，由公民自發進行分類，不妨降低分類門檻，僅僅讓公民將自己的垃圾分為“乾濕”兩類，然後由專門工作人員進行二次分類。

　　據黃小山介紹，在北京六環以外的一些社區運作的“綠房子”項目，就是基於這種思路設立的二次分類項目。到目前為止，該項目已經運作接近3年，基本可以做到廚余垃圾減量1/3，相應地節省了運費、填埋費以及滲濾液的處理費。

　　除簡化分類以外，有業內人士的觀點“更進一步”，認為前期分類沒有必要。經營一家能源公司的湯廣武認為，前期分類並不能夠真正滿足企業的分類需要，企業往往不得不重新進行分類。他的企業是將生活垃圾在廠內分類處理後，製成固體燃料。從他的需要來看，並不需要在家居環節進行垃圾分類。

　　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宣傳處負責人看來，當下的垃圾分類標準“不難理解”，目前是按照用途分類，而非按照材質，“簡單點説，能賣錢的就是可回收的，綠色有機的就是餐廚垃圾，剩下的就是其他垃圾”。

　　然而這種看似簡單的垃圾分類標準，要得到真正推行卻是異常艱難。不過，在同一小區內，還有精細化分類同時存在著。

　　“500ml飲料瓶8分，5L油壺4毛，易拉罐分為鋁鐵兩種，鋁的1毛，鐵的不值錢，紙板一公斤5毛，報紙1公斤8毛……”在北京市一個小區的廢品回收點，一位中年人介紹了廢品價目表。只需一眼，他就能給出不同材質易拉罐的價格。在他裝廢品的三輪車上，紙板、泡沫等均被分門別類碼放整齊。

　　有專家認為，當前的生活垃圾分類標準在制定上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疏漏：真正的垃圾分類實踐者，也就是那些從事廢品回收職業的人，並未參與標準制定，而標準的制定者又對實際的垃圾分類情況缺少親身體驗，最終造成不懂行的教懂行的怎麼進行垃圾分類的局面。

　　王琪説，目前的生活垃圾處理缺乏國家戰略層面的技術路線。“應該將各種技術的優先順序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比如日本的《迴圈型社會推進基本法》，這樣能減少各種爭論。”

　　繞不過的“錢檻”

　　一些專業人士糾結于垃圾的分類標準，但也有專家指出，垃圾分類從來就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要解決垃圾分類難以推進的問題，除去優化分類標準外，還可以採用一些獎懲方式，加以促進。2012年3月開始生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中，並無針對市民垃圾分類不規範的處罰措施。

　　“可以説，現在100個人中，99個沒有進行垃圾分類，難道處罰99個？”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宣傳處負責人對以處罰來敦促垃圾分類的方式並不認同，“反過來，對分類做得好的進行鼓勵也不可行，我們之前都已經測算過。”

　　“當下垃圾處理的各個環節理應並重，要真正解決垃圾分類的問題，必須把投放、收集、運輸、處理整個鏈條打通。”中國環境保護産業協會城市垃圾處理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徐海雲説。當下的廚余垃圾處理仍處於研發階段，就他所評估過的幾個研發項目而言，廚余垃圾分類試點從收集、運輸到處理的成本在每噸2000~4000元左右。“這種處理方式絕非低碳、環保。”他補充道。

　　北京陽光盛景生態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稱，他們公司研發的餐廚垃圾處理設備，可以做到餐廚垃圾在小區內源頭化處理，生成飼料和肥料的同時，阻止泔水豬、地溝油現象的産生。不過，他也坦承：“從後期産出物中得到的經濟價值少之又少，社會效益遠超經濟價值。”

　　黃小山的“綠房子”項目，也在尋找一種公益與商業綜合投資的思路。當下，除去他本人義務投入時間、精力外，該項目在資金上已投入100萬元。對於到底處理一噸垃圾需要多少成本，黃小山並未透露，稱“主要是人工費用。”

　　“我們將生活垃圾處理之後，産生的生物質燃料，售價只是成本的二分之一。”企業主湯廣武坦言，當下垃圾處理的經濟壓力很大，認為靠政府提供經濟補貼方可維持。

　　但是，這種不計成本的分類處理是否可以大規模推行，尚且存在異議。“把現在所有養殖場産生的禽畜糞便製作的現成有機肥加起來，我們的土地還是承受不了，更沒有必要使用由這種垃圾高成本生産而成的肥料。”徐海雲認為任何垃圾處理方式的選取都必須尊重經濟規律。

　　據調查，不僅分離之後的廚余垃圾處理存在費用過高的問題，即便是可由廢品回收處直接回收的紙板、飲料瓶等物也面臨成本上漲，利潤降低，生意難以為繼的窘境。一旦在終端缺少垃圾處理的經濟動力，以此為源頭的垃圾分類也就搖搖欲墜。

　　“我跟老公辛苦一天賺不了100元，還不如打工，幹這個就是為了時間靈活，可以照顧孩子。”在北京一居民小區的門外，一位從事廢品回收的人説，“2008年奧運會過後，廢品價格幾乎全部變成原來的一半，再加上油價不斷上漲，我這一車共20噸，送到五環外的集中回收點，光油費就得八九十元。”

　　另一位廢品收購人員話語間也透出焦慮：“我兒子嫌累，賺得又少，半年前就不幹了，打工去了……我們這些運廢品的車輛，晚上11點之後才能在市裏跑，不然扣分，賣完廢品回到家得淩晨4點，年輕人受不了這個苦。”

　　很多受訪專家也認為，採用經濟手段推動生活垃圾分類處理較為困難，但卻是解決問題的重中之重。在一次論壇上，徐海雲道出了生活垃圾分類處理上不得不邁過的“錢檻”：“垃圾處理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成本、經濟問題才是關鍵。”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戴星翼告訴記者，目前小區生活類垃圾分類存在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居民自覺度不高，環保意識和垃圾分類的要求不匹配；二是過度依靠政府投入，缺乏社會力量的動員；三是相關法制建設滯後。

　　“日本在垃圾分類方面有很多可借鑒之處。”戴星翼説。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套合理垃圾分類回收模式。政府下設環境科，專門回收處理小區的垃圾，每戶居民家都有一本“垃圾回收日曆”，居民按照規定的日期、地點，把分好的垃圾放到指定的位置。這種系統化、制度化的回收模式，從設計到實施，十分細緻。

　　面對我國小區生活類垃圾分類存在的問題，戴星翼提出幾點建議。首先，要重視環保理念的普及教育，“我們之前低估了困難，應把理念教育提高到人的現代化發展高度，使之與現代化城市相匹配。”其次，要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如志願者、學生。最後，應加強立法、執法。

　　“政府的監管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可以形成一個規則：政府與小區簽合同，垃圾達到驗收標準，環衛部門就可以低價甚至免費回收小區的垃圾；否則，就提高回收的價格。”戴星翼建議道。

　　本報北京1月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