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體中,社會的重要性相對要低,遊戲規則主要還是投機、金錢和利潤。而“自主經濟體”,可以理解為一種存在於市場經濟條件和金融環境中的社會體系,它既承認市場的投機行為和對利益的追逐不可避免,但也沒有將市場視為整個系統唯一的發號施令者。
從發展經濟學和未來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我建議大家來討論討論“自主經濟體”(Emancipating economies)這一概念。
“自主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有天壤之別。
在新興經濟體中,社會的重要性相對要低,遊戲規則主要還是投機、金錢和利潤。
而對於“自主經濟體”來説,社會變得非常關鍵。在“自主經濟體”中,社會具備分配資源的功能。很明顯,“自主經濟體”可以理解為一種存在於市場經濟條件和金融環境中的社會體系,它既承認市場的投機行為和對利益的追逐不可避免,但也沒有將市場視為整個系統唯一的發號施令者。
“自主經濟體”對未來意味著什麼?
“自主經濟體”當然意味著持久的經濟快速增長。如果沒有産出的快速增長,發展和進步是不可能的。
這裡的“快速增長”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快”指的是發展增長速度應該比每人平均GDP 3萬美元以上的發達經濟體快兩到三倍,也就是兩倍於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就發展品質而言,“自主經濟體”應該能保持中等發展速度,用兩到三代人的時間實現目前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水準,而在同期,欠發達國家也得以實現今天中等國家的發展水準。
波蘭錯失了成為“自主經濟體”的機遇
在波蘭,我曾以財政部長和副總理的身份四次掌管經濟政策,主持了1994—1997年的中期改革發展計劃,也稱“波蘭戰略”。其間,波蘭GDP增長率由起初的6.4%上升至7.5%。
按照這個趨勢,波蘭收入水準本可以在2007年實現翻番,並於2017年再次翻番。波蘭本可以成為“自主經濟體”,而非今天的新興經濟體。
不幸的是,後來波蘭基於錯誤的經濟理論導致了錯誤的經濟政策,加上糟糕的目標制定,使得波蘭錯失了成為“自主經濟體”的機遇。
即便外部客觀條件確實有負面影響,但毫無疑問,很多機遇都因主觀錯誤而錯失,部分是因為新自由主義(一種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對於國內經濟的干預)的偏見,部分因為公眾的影響,而更糟的是,部分是因為兩者的相結合。
最典型的是波蘭1998-2001年“團結選舉行動—自由聯盟”聯合執政期間,其結果是2001年第四季度,波蘭經濟增長率降到了停滯水準的0.2%。
這説明,當人們在經濟政策上犯錯,他們可以在四年時間內將一個以7.5%的速度快速增長的國家拖入0.2%的停滯,從而無法追趕上發達經濟體,更無法成為“自主經濟體”。
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
但是,還有其他國家有能力追趕上那些發達經濟體。2003年中國的每人平均GDP只有美國每人平均GDP的8%。到了2013年,這個數字已經逼近20%。很了不起,不是嗎?但是,這樣的發展軌跡可以持續嗎?
我不認為中國面臨著“硬著陸”的風險,但未來的發展速度肯定會慢下來。對於“硬著陸”的具體含義有不同解讀,我贊同我的朋友、中國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的觀點:如果年增長率低於5%將會是一種“硬著陸”。
今年6月我來中國參加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時,有機會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先生交談。我同意他的觀點,中國在下一個10年還有機會繼續維持7.5%的年增長率。
如果這得以實現,到2023年,中國的每人平均GDP按購買力平價水準計算將達到2萬美元。那時,中國經濟在世界的比重將比現在還要大得多,因為世界經濟在未來10年最多以2.5%~3%的速度增加。
這樣的追趕,對於中國來説將是困難的,但也是可行的,當然這主要取決於當前的經濟再平衡是否能夠取得成功。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7月27日出版的《經濟學人》雜誌中,一篇名為《大減速》的文章對未來卻顯得有些悲觀。
該文稱:“中國2013年的經濟增長率,如果真能達到官方設定的7.5%的目標,就太幸運了,這和本世紀第一個10年這個國家兩位數增長率的目標相差甚遠。印度(5%)、巴西和俄羅斯(2.5%)的增長率還不如其大增長時期的一半。新興經濟體的整體發展還能勉強達到去年的5%的水準。和止步不前的富有國家相比,這聽起來已經很快了,但這其實已經是近10年來新興經濟體最慢的經濟增速了。這標誌著新興經濟體時代富有戲劇性的第一階段的結束。”
文章説:“過去的10年見證了這些經濟體佔世界經濟比重由38%上升至50%(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未來10年,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仍將繼續,但會以更加漸進的方式。這次經濟減速的直接後果應該是可控的,但對世界經濟的長期衝擊將是深遠的。”
(翻譯:張璐晶)
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
波蘭前副總理,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經濟發展研究機構及歐盟高級顧問,現任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波蘭智庫主任。2012年1月起,為《中國經濟週刊》撰寫專欄“科勒德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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