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剛剛公佈的3月份物價數據低於預期——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CPI)同比上漲2.1%。之前坊間普遍預計是2.4左右。漲幅溫和,應該與食品類價格漲勢的較好調控有很大關係。從測算看,3月份2.1%的CPI同比漲幅中,去年價格上漲翹尾因素約為0.9個百分點,新漲價因素約為1.2個百分點。新漲價因素明顯抬頭,如果下半年消費市場回暖,禽流感問題也沒了,估計食品類價格會往上走。經濟學家李稻葵曾表示,通脹壓力會在下半年凸顯,新一輪上漲週期已經形成。那麼,接下來價格走勢會不會往上?學者們謹慎樂觀。
再看GDP。具體的經濟增速尚未出來,但作為宏觀經濟先行指標之一的PPI,3月份同比降幅達到1.9個百分點。工業不好體現出來就是PPI不景氣,PPI的走低是否説明市場需求還很弱呢?
而承載著民眾熱切期待的新一屆政府已經啟航,人們期待中國經濟出現新的亮點,期待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內涵豐富多彩。
中國經濟究竟會以怎樣的真實姿態呈現?一系列備受關注的問題,在前天于交大法華鎮路校區舉行的2013年第一次“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上得到熱議。
用開放倒逼改革
“我現在關注一個問題,中國改革到了深水區,改革的定位方向是不是清楚。”上海海關學院石良平教授一發言,即拋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石良平説,他注意到奧巴馬上個月提出2013年貿易政策,有五年翻一番的出口計劃,其實現寄託于兩大協議的確定,一個是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一個是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目標是2015年完成。這兩個大的自由貿易區若是真的形成,對中國影響就很大,這些國家GDP總和要佔全球近60%,貿易額佔到全球50%多。“我感覺是美國想重塑世界貿易的規則。”石良平説,如果真的簽約,那就意味著新的全球化規則形成了,“所以我們的改革一定要聚焦最新的東西,比如國有企業改革,要按照新的標準來做才能進一步全球化,否則自己管自己改,等改好了,發現人家外面把規則都變了,怎麼弄?”
對此,復旦大學殷醒民教授認為倒不必過於擔憂,在他看來,美歐談自由貿易區要談下來是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繼續保持往前走,哪怕每年只有7%的經濟增長,再走十年,經濟規模肯定比美國要大,這個時候美國如果要談全球自由貿易區,那就不可能沒有中國的參與。中國到2020年以後還是往前走,體量就會更大。他表示,“應對全球化最好的辦法,就是中國加快市場化改革,用倒逼機制,提高自己的技術能力,提高生産要素的配置能力。”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研究員透露,李克強總理這次到上海來,就提出要以開放來倒逼中國市場的改革,而且這個“倒逼”,就是要按照現在新形勢下全球經濟一個比較大的變動,特別是區域性投資雙邊貿易增加的標準來做。
“中國開放戰略要按照新標準來做”,中央政府顯然已經洞悉全局,這是中國經濟向好發展的積極信號,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豐富想像空間值得期待。
三個泡沫碰頭帶來隱憂
儘管當前中國經濟總體向好,但並不是説沒有隱憂。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飛翔直言不諱:當前中國經濟存在三大泡沫,一是房地産泡沫,二是貨幣泡沫,三是外匯泡沫。這三個泡沫受美歐量化寬鬆競賽作用被“吹大”,而且已經開始碰頭,對實體經濟衝擊很大。他説:“如果貨幣發行量和外匯兩個泡沫不挑破,通脹還是有潛在風險的。而在沒有解決房地産泡沫之前,城鎮化也難以真正拉動內需。”
其實,“國五條”及各地細則推出所引發的高度關注,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房地産在中國經濟話題中所佔的分量。其實,無論是房地産,還是貨幣、外匯,它們彼此正相關,背後都指向貨幣超發可能引發的通脹壓力。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憲指出,雖然眼下還看不到明顯的通脹徵兆,長期看卻不得不為之擔心。
周振華表示,從短期看,物價在上半年應該處於低位,但在三四季度就可能往上走,因為貨幣存量需要釋放,現在其他的釋放渠道控制住了,特別是房地産控制住以後,錢沒有地方流,勢必推高通脹。“除非流到國外去買房子,但制度正在嚴格控制,出入境超帶現金也在嚴查。”他預計,下半年,通脹壓力和經濟下行的壓力會重疊。此外,一些系統性風險,例如影子銀行的問題等已經浮現。
還有更多的風險都值得居安思危。復旦大學教授袁志剛擔憂,目前工業增長速度很低,PPI數據也偏低,説明工業企業去庫存很慢,也不願意再建庫存,反映總需求偏弱。上汽集團副董事長張廣生提 到,我國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還是 蠻大的,勞動力成本大幅上 升,原材料對外依 存 度 又 逐 年 提高 ,國 際 市場 的 通脹可能通過進口貿易影響我國的價格水準。
好在,新一屆政府重視風險問題,周振華透露,李克強總理在上海時就明確提出“穩增長、防通脹、控風險、促轉型”,一些有力舉措相信會逐一推出。前天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營改增擴大地區行業試點,將對穩增長帶來正能量。
“國五條”熱引發的有趣現象
今年以來,被稱為“國五條”的房地産調控措施和各地方細則,引發了長時間熱議。華東師大張永岳教授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各地方針對“國五條”推出的細則,按照嚴格程度,呈現三類態度。
第一類是“嚴格型”,如北京和上海,基本強調或落實了“四大要政”,房價控制目標也明顯比其他城市嚴厲。第二類是“態度型”,如廣州、深圳、重慶,態度主要表現在細則內容較長,多數領域都有所明確,但其房價控制目標比京滬寬鬆。另外有些城市沒提20%所得稅,且限購沒有升級。第三類是“應付型”,細則簡而化之。
講到房價調控目標,除北京和上海,其他城市的細則中大多不約而同表述為:房價漲幅不高於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幅。而2011年出臺調控措施時,各地控價目標是存在差別的,很多城市定為房價漲幅不超過GDP增幅或每人平均收入增幅。為何這次一致選擇每人平均收入為參照係,而不是GDP?張教授分析,2011年我國GDP增幅為9.3%,而扣除CPI的收入實際增幅為8.4%,也就是説,當時參考GDP增速對地方而言調控空間更大。而2012年GDP增長7.8%,收入實際增長9.6%,推測今年收入增幅很可能會繼續高於GDP,所以參考收入增幅,或許對地方更有利。
從“國五條”推出伊始人們關注有限,到逐步升溫細化引發市場沸騰,顯然是因為細則多方面細化且強化了調控力度。一是限購升級,二是房貸收緊,三是交易稅加碼,四是房價控制目標從嚴等。像2011年1月的“新國八條”,不少地方將保障性住房納入到住宅價格統計中,這樣就很容易通過調整保障房的成交量,達到拉低均價的目標。而這次細則中要求制定本地區年度不含保障性住房的新建商品住房價格控制目標。
不難發現,如果有必要,調控政策會逐級加碼,如果必要性緊迫性減少,或者有些政策針對性不強,則可能自然鬆綁或消解。這説明,房地産的調控除了針對眼前,更是一種預警性的政策手段。
周振華指出,房地産業本是好産業,吸納流動性,推動經濟增長,但就怕房價上漲過快激化矛盾。房價上漲是有內生性的,貨幣大量發行,又沒充足的投資渠道,漲價是果而不是因。從中長期講,政策的重點確實應該放在供給上,房地産調控應該提高調控的品質,通過以後的改革來逐漸消化。
張永岳坦言,中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還需要房地産業發揮作用,讓這個産業健康發展,是利益共同所在。他認為本屆政府一定要在過去經驗教訓上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提升宏觀調控的品質,他提出現在應該組織制定一個比較穩定的可預期性的房價政策,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産業政策。(記者 鄭紅 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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