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貶值或再掀貨幣戰爭 曾引發亞洲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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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元貶值再掀貨幣戰爭？

　　關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一個可能的事實至今仍被忽略：日元大幅度貶值，引發其他東亞國家競爭性貶值，進而演變成慣性貶值，最終觸發這場危機

　　“當你們説日本首相只能做一年時，你們就是説我吧。”4月19日，在安倍晉三曾站過的講臺上，麻生太郎在演講的一開始，就拿自己開涮。

　　和兩個月前訪美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樣，麻生太郎的演講地點也選在了華盛頓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會議大廳。

　　如今赴美，麻生太郎的身份已變成日本副首相、財務大臣和金融擔當大臣，他很清楚自己作為安倍副手的位置。來到現任首相不久前來過的會議大廳，麻生太郎是要進一步向美國人闡釋“安倍經濟學”。

　　“安倍晉三首相在演講時，只清晰傳遞了他的意圖，但很多方案還是模糊的。作為‘安倍經濟學’的主要執行者之一，麻生太郎帶來了很多明確的資訊。”“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兼日本項目主任邁克爾·格林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説。安倍和麻生太郎兩次演講，邁克爾·格林都是現場主持人。

　　麻生太郎以及同行的日本央行新任行長野田東彥不辱使命，完成了繼續推介“安倍經濟學”的任務。此番赴美出席20國集團(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兩人不僅通過自己的努力促成了會議聯合公報對日本超級寬鬆貨幣政策的支援，也通過會場外和美國各界的溝通使得美國上上下下批評的聲音都有所減弱。

　　超級寬鬆貨幣政策是“安倍經濟學”三大支柱的首要選項，也是遭到日本國內外尤其是周邊國家最多質疑和批評的政策。出人意料的是，這項導致日元短期內快速貶值的政策在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獲得支援。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這項政策就此迎來了好過的日子。在G20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會上，德國財政部長朔伊布勒口風一轉：“G20一致同意，對日本貨幣寬鬆的支援只是暫時的。”

　　“黑田直升機”空降

　　安倍晉三去年年底一上臺推出的振興日本經濟的計劃，頗有些“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意味。這一計劃以其貼合安倍強硬果敢行事風格的激進性質，迅速獲得了“安倍經濟學”的稱號，並成為安倍政府民意支援率節節攀升的最得力推手。

　　推行超級寬鬆貨幣政策、實施擴大財政支出以填補供需缺口的財政政策、推出以監管改革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戰略，是“安倍經濟學”的三大支柱，也被稱為“三支利箭”。後一種稱謂，和安倍在大學期間曾是射箭運動員不無關係，

　　面對強勢回歸的安倍和他強力推行的“安倍經濟學”，時任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知道自己除了卷鋪蓋走人已別無選擇。這位一直堅持認為日本的經濟問題不是寬鬆政策就能治愈的老行長早已被當作“老頑固”，已經64歲的他去年創紀錄地被日本議會傳喚29次，要求其解釋過分保守的貨幣政策，但他一次次的申辯經常被多數議員們的嘲笑聲淹沒。

　　3月19日，距離4月8日的任期到期日還有不到三周的時間，白川方明提前離開了日本央行的行長辦公室。

　　迫不及待的安倍早已物色好了新行長的人選。還在任上的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提前辭任回到東京，于3月21日履新，只讓日本央行行長的辦公室空了兩天。

　　黑田東彥沒有辜負安倍的期望。4月初，日本央行宣佈，將儘快實現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升2%的物價穩定目標，計劃在兩年左右時間內完成。該行在4月4日舉行貨幣政策會議後發表聲明稱，為達此目的，日本央行將在數量和品質上雙管齊下地執行新一輪貨幣寬鬆。

　　此舉一齣，黑田東彥迅速駁得了“黑田直升機”的稱號。2002年11月，時任美聯儲理事的伯南克曾提出一個極為令人震驚的放鬆銀根方案：用直升機撒錢，因此他被謔稱為“直升機伯南克”。

　　以鄰為壑的豪賭

　　沒有人懷疑，空降日本央行的黑田東彥一上來的動作力度會不同以往。但他們很快發現，還是低估了黑田東彥。

　　此前，市場普遍預期日本央行接下來每月承購的長期國債為4萬億至5萬億日元，但結果出來，居然是7萬億日元。這使得日本金融市場隨後劇烈波動。雖然消息發佈出來已是下午兩點，但4日當天，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則從一天前的93.42：1跌至95.6：1 。

　　“貨幣寬鬆政策最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日元貶值。”日中科學技術文化中心理事長、福井縣立大學名譽教授淩星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雖然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麻生太郎和野田東彥逃過了指責，但日元貶值引發的擔憂並沒有打消。

　　“日元貶值以鄰為壑的對象不是日本的遠親而是那些近鄰。受日元貶值影響大的，是那些人微言輕的亞洲國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傑對《中國新聞週刊》説，G20會議沒有對日元貶值進行指責則是因為發達國家事不關己高高挂起，“儘管G20成員中有一半來自新興市場國家，但依然由發達國家主導。整體而言，主要發達國家匯率沒有受到日元貶值的明顯影響，基本處於貶值或略有升值的狀態。”

　　淩星光也認為，韓國等“亞洲四小龍”的産業結構與日本比較接近，在出口上和日本的競爭比較激烈，受日元貶值的衝擊會比較大。

　　“日元貶值的溢出效應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後，其他國家的匯率政策調整也有一定的滯後性，東南亞國家的困局可能會在半年後出現。”丁志傑説。

　　麻生太郎和野田東彥在華盛頓為日元貶值的申辯聽上去不無道理，他們在多個場合一再聲稱：“日本經濟的復興對於全球和亞洲來説，都會産生重大積極影響。”

　　問題是，如果日本經濟的復興只是如果呢？

　　淩星光表示，短期來看，“安倍經濟學”的前兩支利箭已經顯現效果，使得長期通縮帶來的悲觀預期心理變為積極預期心理。受此刺激，長期低迷的股市開始上揚，長期停滯的房地産價格也開始上升。資産價格的上漲對於日本實體經濟的正面影響已經有所顯現。

　　但從中長期來看，能否持續現在的上升趨勢尚有不少質疑。自從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崩潰至今，日本經歷了“失去的20年”。長期經濟不振顯然不是短期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供應不濟。供應問題難以通過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來解決，安倍的豪賭很可能從一開始就賭錯了方向。

　　中國須有防患預案

　　經歷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傷痛之後，亞洲最不希望從現實中看到的就是，歷史的傷口又被戳破。

　　關於那場危機，一個可能的事實至今仍被忽略：日元大幅度貶值，引發其他東亞國家競爭性貶值，進而演變成慣性貶值，最終觸發這場危機。

　　貨幣戰爭可以看作是競爭性貶值的通俗説法。在丁志傑看來，雖然現在斷言貨幣戰爭有些為時尚早，但貨幣戰爭的風險確實存在，“亞洲目前沒有出現競爭性貶值，跟國際壓力有一定關係”。

　　“發達國家間現在存在某種默契，發生貨幣戰爭的可能性不大。然而，發達國家貨幣輪番貶值，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貨幣戰爭，尤其是人為率先貶值的發達國家與其所在地區的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貨幣戰爭的風險，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就存在。”他説。

　　亞洲開發銀行3月發佈的《亞洲債券監測》報告提出警告，大量資金突然涌入中國、印度尼西亞等東亞新興國家會帶來巨大風險，而且預計這種危險只會不斷增加，因為主要央行當前的舉措可能會刺激更多的資金流入這一地區。

　　與1997年相比，亞洲經濟體和金融體系如今的復原能力已經強得多，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日本經濟實力和日元地位都有所下滑，而中國在亞洲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因此，日元貶值再次觸發一次慘烈如斯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大。

　　日本以日元貶值來提高價格競爭力，積極展開在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日兩國在這個領域的競爭有可能激烈化。但由於與日本在産業結構上差異頗大，中國所受的衝擊相對韓國等要小得多。

　　亞洲開發銀行中國辦事處經濟研究會負責人尤爾根·康納德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説：“現在就去評估日元貶值等經濟行為在中日貿易的下滑中起了多大的作用還為時尚早。當然，現在也不太好説政治因素究竟産生了多大影響。”

　　他還表示，日元貶值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日元地位的下降，這對於人民幣地位的提升是有利的。“從2011年下半年起，人民幣一直在升值，中國同貿易夥伴國之間的合作也一直在加強，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平衡。” 　

　　淩星光持和康納德較接近的看法。他指出，中日以美元計算的力量對比將産生巨大變化。“1994年以前，人民幣不斷貶值，而日元不斷升值，中日兩國力量對比中，中國呈偏低，日本呈偏高。如今情況相反。對於亞洲國家來説，會更加看重人民幣，這種心理上的作用不可小視。”

　　在丁志傑看來，中國以及亞洲應當以史為鑒，不能低估日元貶值對地區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衝擊，應該有防範的預案。“日元貶值會打破亞洲各國間既有産品競爭力格局，在這個格局中，中國的地位近幾年一直在上升”。

　　在4月初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明確發出警告：日本央行的舉措不僅對拯救日本經濟於事無補，而且很可能殃及他國。★

[責任編輯： 王君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