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中國正面中等收入陷阱考驗 最需要爭取制度紅利

　　賈康：中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考驗 需持“行百里者半九十”戰略思維

　　“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又該如何跨越？這一話題一直是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

　　“不接受‘否定論’，不贊成完全的‘樂觀論’。”5月7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每日經濟新聞、每經智庫、中信出版集團協辦的“中國經濟真問題——‘中國的坎’研討會”上發表了上述觀點。

　　賈康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訪時表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實現“中國夢”的頂級真問題。應該持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戰略思維，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研討，在貫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方針中，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解潛在威脅，經受住這一歷史性的考驗。

　　跨越“陷阱”之路不會平坦

　　NBD：對於“中等收入陷阱”討論眾多，您持怎樣的觀點？

　　賈康：“中等收入陷阱”所指的是一個統計現象，具體可以按照世界銀行對全球各個經濟體收入組別的劃分，分為“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兩個組別。對於要完成現代化“中國夢”的中國而言，這是一個頂級真問題。

　　通過對前面大半個世紀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進行研究分析，我們發現，成功者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長率均值為8.5%，而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長率均值為5.08%。並且，就全球範圍內的成功者來看，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續時間平均為15.9年。

　　我認為中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經過研究測算，我們認為中國晉級中等收入組大約在1997年，而晉級上中等收入階段的年度為2010年，所以中國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續時間為14年。

　　中國在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GDP增長率均值為9.87%，高於8.5%的世界均值，與以前的成功者相比，僅次於新加坡10.02%的增速均值。

　　按照15.9年和年增長5.08%的平均值計算，以中國2013年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GNI）6560美元為基數，達到目前世界範圍內的高收入下限值12814美元所需時間為13年，但考慮到高收入下限值仍在逐年增長，故從總量方面來看，中國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將不會特別平坦。

　　NBD：您所言的“不會平坦”具體指的是什麼？

　　賈康：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率在未來15年左右應至少不低於5.08%這一平均值；另一方面，即使GDP增長率不低於平均值，考慮到高收入下限值的上浮，中國也有可能在15.9年這一平均年限中並不能順利晉級，而可能面臨更長時期的考驗。譬如，波多黎各跨越這一階段持續了29年。

　　將承受先行發達者壓力與制約

　　NBD：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給我國可以帶來哪些啟示？

　　賈康：可以通過將中國和成功經濟體進行對比，通過分析那些經濟體步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時間節點的城鎮化水準，來觀察中國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可能面臨的挑戰。

　　按常住人口計算城鎮化率來看，日本和韓國在步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時，其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一個較為合理的水準，所以即使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伴隨著成功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率還是在原有較好的基礎上能穩步達到較高水準。

　　相比之下，中國在城鎮化率的起點上水準比較低，這也意味著客觀上需要更高的城鎮化提升速率。可以推測，如果想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應當在經濟增長新常態的背景下努力爭取制度紅利，實現技術趕超，從而煥發經濟活力，這樣才可能在城鎮化水準與其他因素相結合的綜合表現上，逐步縮小與成功者的差距。

　　NBD：你剛才提出中國跨越之路將不會平坦，那麼能否分析具體的難點包括哪些？

　　賈康：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先進者對後進者有制約影響。後發趕超者勢必承受先行發達者的壓力和排擠。

　　中國在追趕和借鑒中需要保持理性，全球經濟“老二”的這把交椅不好坐。例如，當下人們非常關注美國特朗普新政中的減稅，這個“老大”的減稅，被有些評論稱為是對中國減稅的競爭與倒逼，形成了很大的衝擊和壓力。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應該怎麼借鑒，怎麼應對？

　　從“財政三元悖論”這樣一種分析框架來説，在減稅、增加公共福利支出以及控制赤字和債務水準這三個公眾都非常擁護的政策方針中間，其實充其量只可能同時實現兩項。

　　美國人的減稅，實際上在三元悖論的制約框架之下，有一個其他經濟體完全沒有的“美元霸權”空間，可以把這樣一個終極約束在現實生活中間的臨界點，在很大程度上外推，中國在這方面顯然跟美國不可同日而語。

　　還要特別注意到：同樣都是“稅”，美國的稅制是明顯帶有現代化特徵的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而中國是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中國的稅制結構目前還沒有實現“自動穩定器”的功能，而且還是順週期的；同時也沒有應對社會發展過程中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有效再分配功能，這有可能使我們社會中已經積累的矛盾深化和加劇。

　　所以如果簡單地把“減稅”兩個字從特朗普那裏搬到中國，後面跟著的是不同的方案設計，要面對完全不同的現實情況。基於此，中國必須防止在這方面簡單地東施效顰、邯鄲學步。

　　以制度紅利實現趕超過“坎”

　　NBD：就中國經濟自身而言，還有哪些難點？

　　賈康：中國經濟發展存在一些十分關鍵的時代元素與基本國情，使得“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難以回避，對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要看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及矛盾凸顯的挑戰，中國經濟發展受到産業革命加速與自身技術水準落後和技術戰略儲備不足帶來的壓力，面臨著資源環境與生態環境的制約，人口、人才、科技創新能力與多種結構問題的挑戰，趨於消失的後發優勢等挑戰。

　　NBD：您也提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需要爭取制度紅利。應該如何發揮出制度紅利？

　　賈康：引領“新常態”和跨越“陷阱”之路，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度供給是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最可選擇的“關鍵一招”和“後來居上”的龍頭支撐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質的“制度”需要政府發揮強有力的作用，來加強其有效供給，達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的良性結合。

　　制度與行為聯通機制的優化再造，經濟發展中整個動力體系的轉型，決定著我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與潛力、活力釋放。

　　在優化制度供給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在以和平發展、全球“命運共同體”理念來尋求共贏、摒棄“你輸我贏”舊思維的取向下，通過中國自身攻堅克難制度變革的成功，來保障科學技術第一生産力的潛力釋放、實體經濟升級版的實現，從而真正以“追趕—趕超”進程，跨越橫亙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兒。

　　我們只要堅定地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的大政方針，我們將會有望以6.5%左右的年均增長、匹配“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下的經濟社會進步，于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再于其後不到10年的時間，在2030年前成功“過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