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關鍵時間窗口

　　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關鍵時間窗口

　　潘建成

　　2017年以來，各項經濟指標均顯示中國經濟延續了2016年四季度以來的企穩回暖態勢，包括企業界、消費者以及學者在內的社會各界對2017年經濟形勢的樂觀程度在提升。2017年經濟的良好開局，促進中國經濟步入轉型升級的關鍵時間窗口，時機稍縱即逝，我們需要順勢而為，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力度，使改革與轉型升級、經濟內生動力增強、經濟運作穩定性進一步提高這樣一個正反饋機制得以確立。

　　首先，經濟的良好開局，為實現全年6.5%的增長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加快轉型升級贏得了難得的機遇。從未來經濟走勢看，二季度有望延續一季度增長的慣性，增速高於全年6.5%的預期目標。下半年經濟下行壓力可能會加大，一是受國際經濟貿易環境的變化及同比基數抬高的影響，出口可能有一定的回落；二是一線及部分熱點二線城市房地産調控對經濟的傳導影響開始顯現，三四線城市房地産庫存壓力可能加大，對經濟産生一定的拖累；三是PPI已經積累了不小的漲幅，可能會見頂回落，價格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企業信心；四是受小汽車購置稅減半等因素影響，去年下半年汽車産銷出現快速增長，今年下半年汽車産銷明顯回落的可能性較大。不過儘管如此，由於有比較強勁的基礎設施投資支撐，有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支援，有消費結構升級和産業結構升級的推動，經濟增長也不大可能出現大的下滑，上半年和下半年平均起來，實現全年預期目標把握較大。這客觀上降低了穩增長與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之間協調的難度，或者更準確地説為後者提供了更大的騰挪空間。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一系列外部環境的變化也要求我們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一是資源環境瓶頸制約更加顯著，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的綠色發展，迫切需要取得讓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效以增強社會信心，從而讓綠色發展真正成為習慣，而不僅僅是口號。二是國際貿易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人工成本的持續上升正在削弱我國勞動密集型産品的國際競爭力，2016年的人民幣貶值只是暫時緩解了這一現象，但沒有扭轉這一趨勢；美國新一屆政府的對外經濟貿易政策變化從設想到落地實施會有一段時間，很大可能會從今年下半年開始對中國經濟産生影響。三是金融風險依然在不斷積累，2017年經濟的良好開局與産品價格持續上漲有關，短時間出現企業杠桿率下降的現象，但價格上漲帶來的桿杠率下降與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場和企業內生動力增強促進的企業杠桿率下降是完全不一樣的，一旦價格出現波動，風險又會重現，甚至會更加嚴重。樓市泡沫風險是在非常特殊的行政手段干預下被短時間控制住了，但由於過去近20年形成的上漲—調控—再上漲—再調控已經近乎固化了社會這樣一種迴圈預期，泡沫風險並未遠去，而是被雪藏，一旦時機成熟還是有可能被引爆。

　　因此，要珍惜當前這來之不易、稍縱即逝的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間窗口，從多方面加大供給側改革力度。這就好比一輛車，有很多毛病，不抓緊搶修可能會出現大的事故，但是如果正在上坡，也只能使勁踩油門上去再説。而今天這輛車已經駛上一段平路，即使不踩油門也不會有大的下滑風險，正好可以趕緊修車。

　　為此，首先要加深對經濟新常態的認識和理解，提高對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容忍度，為改革和轉型拓展更大的騰挪空間。那些認為中國仍然需要保持較快增長速度的觀點，主要基於以下考慮：比如保證就業的穩定；比如維持政府財力的增長，確保公共支出有足夠的彈藥；比如實現增長性效益避免相關金融風險的産生等等。那麼目前來看，上述維持相對較高增長的理由是否發生變化了呢？

　　第一，看就業形勢。從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一直處於持續的溫和下行的過程中，但並未出現金融危機期間所發生的較大面積的失業現象。其實，2016年以來，調查失業率甚至整體呈現下降的趨勢，今年一季度繼續延續這樣一個趨勢。這裡有服務業比重擴大對就業吸納能力增強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口從2012年開始已經在發生本質的變化，每年勞動人口減少差不多300多萬人，2015年減少了近500萬人，這一趨勢還在延續。因此，我們不能用過去經濟增長速度與就業之間的關係對今天的經濟增長提出要求。事實上，由於勞動人口每年絕對減少數百萬人，就業問題主要集中在城鎮化過程中新增城鎮人口的就業問題。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每年新增城鎮人口大體在2000萬上下，變化不大，並不是持續增長，那麼對應到GDP上，應該關注的是GDP增量而不是增速。2016年GDP增量按2010年不變價計算首次突破4萬億元，超過前期高點2010年。從目前形勢看，2017年實現經濟增長6.5%的目標把握較大，屆時GDP增量可望接近4.2萬億（2010年不變價），完全可以滿足新增就業需求。以此類推，如果2018年經濟依然保持這樣一個經濟增量的增長，也就是説增量進一步提高到4.3萬億左右，經濟增長率只需要6.3%就可以實現。

　　第二，看政府財力的增長。由於長期以來政府支出盤子較大，增長較快，對經濟的較快增長産生依賴。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對土地財政産生嚴重依賴。這裡本身有一個因果關係，即我們是需要維繫龐大的政府支出而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還是需要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進一步簡政放權，因而也進一步減輕政府必需的公共支出緩解經濟增長的負荷？答案顯然是後者。

　　第三，看金融風險。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不斷抬高，從投資和貨幣投放的角度看，單位投入的産出效率在持續降低。這裡出現了一個悖論：為了提高效率，或者降低效率下滑的速度，就需要減少投資，減少貨幣投放；但若如此，則原先的一些低效投資項目由於得不到後續投入而可能出現違約風險。為了降低群體性違約風險的發生，則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和貨幣投放速度，而這又可能會進一步降低産出效率，形成惡性迴圈。

　　從上面三個因素看，就業對經濟增長的要求顯然已經降低。從財政的角度看，未來的趨勢依然是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必需的政府支出份額，過渡期的支出壓力可以通過適當的債務擴張和稅制改革來解決，而不一定需要長期維持低效的增長。從避免金融風險看，這樣一種惡性迴圈的膨脹怪圈顯然是不可以持續的，長痛不如短痛，只要將風險控制在局部，讓瘡癰暴露並設法清除比捂著強。

　　當前，實現根本性轉型的時機已經成熟。一是經過多年的宣傳引導，以及客觀環境的深刻變化産生的影響有目共睹，全社會對轉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認識日益趨同；二是本輪新技術革命浪潮給中國帶來一次在産業重新洗牌過程中打翻身戰的機會，比如在通信領域、分享經濟領域、部分新材料領域以及高速軌道交通領域的國際話語權正在形成，促進整體創新驅動力量的累積和增強；三是當前每人平均GDP處於8000美元附近，根據經濟規律處於消費結構升級加速期，人們對注重精神的、高品質的、個性化的消費産品和服務呈現出快速增長的需求，從需求端引導供給的革命。

　　因此，適度提高對經濟增長下行的容忍度，堅定不移推進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抓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好比將前伸已經比較吃力的拳頭收回來，積蓄能量。那麼，再次出拳將會更加有力量，也會更加精準有效，可以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更大的騰挪空間。

　　從去産能看，2016年去産能在部分領域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過去依據快速增長的出口和房地産市場形成的産能，在當下形勢發生趨勢性變化後，産能過剩的形勢仍然還是比較嚴峻的。過去一年的去産能工作，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行政手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産能的同時，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做好其他産能嚴重過剩行業去産能工作，比如進一步強化環保標準，積極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促進要素在市場的作用下更加自由流動和自願組合，可以説將去産能工作與貫徹五大發展理念、促進産業結構升級更好地結合在一起，既治標又治本。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再壓減鋼鐵産能5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産能1.5億噸以上，不僅是一個數量目標任務，更重要的是背後的佈局優化和結構升級，而不是一刀切的壓産能。這裡特別需要強調全國一盤棋的思想。

　　從去庫存看，在將房地産去庫存與人的城鎮化結合起來的基礎上，或許還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加大去庫存的力度：一是在實際運作中盡可能提高保障房的貨幣化安置比例，使國家有限的財政支援既滿足了急需安置群體的需要，又有效化解商品房庫存，而且還可以避免收入相對較低的群體集中居住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二是充分利用養老需求持續快速增長的契機，設法將大力發展養老産業與商品房去庫存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對於那些毗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三、四線城市來説，發展空間是巨大的。這兩方面，都可以將國家有限的支援安居和養老的資金髮揮出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使去庫存工作得到更多市場的響應。

　　從去杠桿看，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都將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確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一是因為企業杠桿率提升十分明顯，而且範圍廣，越拖延越難以控制；二是微觀企業信用一般低於政府信用，更容易因為違約造成社會風險。事實上，在去産能過程中堅決處置僵屍企業，在去杠桿過程中有效降低微觀企業杠桿率，正是前述的長痛不如短痛，讓瘡癰暴露並設法清除的具體體現。長期來看，去杠桿可以減少經濟運作對流動性的需求，但短期內降杠桿可能還要增加流動性，因而在未來一兩年內，適當提高政府杠桿率，尤其是中央政府杠桿率，降低企業杠桿率，或許是必要的。

　　從降成本看，既要考慮到改善供給環境、激發微觀企業內生動力，也要前瞻性地考慮到美國特朗普政府可能減稅對中國資本外溢的影響，因而在2017年任務既艱巨又迫切。降成本短期看似乎又在減少國家和地方財力，增加政府支出，但從長期看確實是振興實體經濟的必由之路。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對降成本提出了多方面的舉措，要堅決貫徹落實，同時應該對中國最大的稅種增值稅稅率下調，包括最高檔17%的增值稅率的下調，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和壓力測試，為未來的供給側改革進一步拓展空間。

　　從補短板看，一方面我們是在補歷史欠賬的短板，補與較快經濟增長不協調的短板，比如資源環境承載瓶頸凸顯，比如脫貧攻堅任務依然艱巨，比如創新水準和國際競爭力亟待增強等等；另一方面，補短板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改革和轉型短期內對經濟增長帶來的陣痛，因為補短板的投入也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要在補硬短板的同時，加大補軟短板的力度，比如扶貧中加大對促進貧困地區人口觀念轉變、教育水準提升、自助能力增強方面的支援力度，這個或許比提高收入更重要，當然也更困難。

　　（作者為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