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站工”結束後,沒有接到工作的富有村村民回到村口“維權”,這已成為不少人的生活常態。
暴力慘案發生後,村口公告欄再沒出現新的招聘廣告。
雲南昆明市晉寧縣富有村10月14日爆發的大規模暴力事件已過去7天,在昆明市一級領導到場調解下,村子終於恢復了暫時的平靜,但兩年半以來圍繞著徵地産生的一連串問題仍待解決。對於徵地補償款的分配,村民與官方至今仍各執一詞。同時,徵地補償款總額與實際發放額之間,仍有超過2500萬元的差額未向村民公佈。
昆明市紀委工作人員向北京青年報記者確認,他們已經得知村民舉報的徵地補償款與實際發放之間存在巨大差額的問題,目前正在進一步調查,最終結果會向富有村所有村民公佈。
在等待官方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失去土地的富有村村民不得不繼續面對“外出務工”的難題。這些平均年齡超過40歲的村民,幾乎半輩子都與土地為伴,除耕種外沒有任何謀生技能。失去土地令他們被迫在勞動力市場中與年齡相當於兒孫輩的打工者一同競爭,高昂的日常開銷、稀少的工作機會都讓他們感到生活愈加艱難。
失地村民成為“站工”
清晨5點半,天剛濛濛亮,52歲的阿正榮便收拾好了農具,出家門時,沒有驚醒身體不好的老伴。他扛著鋤頭走出村口,隨後向西,沿著土路一直來到213國道,此時這裡已經聚集了20多人。人們站在路邊的一處土坡上,阿正榮也加入了進去。他們都在等,等每天可能出現的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
自2012年3月被徵地後,此處便成為了富有村村民找工作的地方。他們每天一早聚集在這裡,需要勞力的僱主會來挑人,工作內容是砂石廠搬運石料、清理牲口窩棚等各種雜活。
在富有村,來國道旁等待出賣勞力被稱為“站工”。每天早晨7點開始,偶爾會有僱主到府,如果等到上午9點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便意味著這一天不會有收入了。“對我來説,‘站工’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是幹農活。”阿正榮説,“有時候會有其他村承包菜地的來這裡找人幫忙收地裏的菜、或是架大棚,我們之前都是種菜的,這種活兒特別熟,只是不好找。大家都等著接農活,去晚了就肯定輪不到你。”
在富有村每天一早出門“站工”的村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擁有耕種以外的手藝。“這裡木工跟電工比較吃香,會這兩門手藝的話,只要你不挑活,基本來了就會有工作。”阿正榮説。然而,隨著富有村與泛亞工業品市場間的徵地矛盾愈演愈烈,直至演化到大打出手後,村民們“站工”也變得更加艱難。
“現在好多人一問是富有村的人,立刻就不要你來了。”
村民惠天運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自今年6月3日富有村村民與泛亞工業品市場施工方人員間爆發大規模械鬥後,他就再沒能找到一份零工。
而5公里外的晉城鎮勞動力市場更讓富有村村民望而卻步。“鎮裏‘出力氣’的活兒都是招30歲以下的,而有文化水準要求的工作我們也做不了,都沒讀過幾天書。”村民李二芬説,像她一樣年近40歲的村民在擁有土地的時候都是家裏的主要勞動力,一旦失去土地才發現,走出農田根本就沒有穩定的工作機會,家庭收入也幾乎斷絕。
耕地補償款用來翻新房屋
富有村臨近昆明市,緊靠滇池,氣候宜人,一直以出産優質蔬菜而聞名。據富有村書記李雲祥稱,曾經本地最大的蔬菜批發市場就在富有村,菜商與村民談好價錢後直接從地裏摘菜,在村口裝車運走。臨近昆明的地理位置也讓村民們推車外出零售蔬菜能賣出好價錢,但徵地之後,這種好價錢卻成了富有村失地村民們的難題。
“種地的時候我們從來不買菜的,種的菜自己都吃不完,日常在吃飯上的開銷就是一個月買100斤大米,買點肉。地被徵了之後,越來越覺得連菜都快吃不起了。”村民李二芬説,她一家三口人,失地這幾年對比之前,每年僅吃菜一項就要多支出七八千元,“村裏多數人家不只三口人,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年光買菜吃就要差不多15000元。家裏40多歲的人都找不到工作,這是坐吃山空啊。”
“之前種地的時候每家大都有些積蓄,老人看病、小孩上學、全年吃穿都在地裏,即便地少的人家,僅靠賣菜,一年到頭還能攢下些錢。現在地沒了,就什麼都沒了。”阿正榮説,徵地之前他承包著7畝菜地,靠著這7畝地,他為自己的父母養老送終,供大女兒讀到高中,為身體不好的老伴治病,從來沒有感覺到壓力。而失地僅兩年半,他已很難為讀中專的小女兒湊出學費。“找親戚借人家都不肯借你,都知道你家被徵地了,借給你錢你也還不起。”
在高昂的生活開銷和謀生無門的雙重壓力下,富有村很多村民卻做了件讓外人覺得不可理解的事—他們用每人4.3萬元的徵地補償款翻修了自家的房屋,單這一筆開銷就是以十萬元計的。
如今的富有村,街道兩旁家家戶戶已很難見到破舊房屋,採訪中不少村民告訴北青報記者,他們翻新房屋的錢基本都來自徵地補償款。對於為何生計無著卻大筆花錢修房子的問題,富有村村民説出了自己的理由:“如果不趁著手裏還有一點錢的時候把房子翻新,等到以後兒子長大了,住著破房子,連媳婦都説不著。”富有村幾位村民表示,村中很多家庭子女已接近婚嫁年齡,“討個媳婦”才是逼到眼前的問題。
村民稱被強制接受分配方案
富有村村民們之所以認為徵地補償款不合理,最主要的指向是每人4.3萬元的分配方法,以及用這些錢買斷他們後半生生活來源的方式。
晉寧縣政府此前向媒體出示的一份2012年2月15日發文的富有村土地徵收補償分配方案稱,在徵得大多數人同意的前提下,徵地款將在全村11個組中按每人平均分配。但這裡的“徵得大多數人同意”卻成為富有村村民與官方爭執的焦點。
昨天富有村書記李雲祥對北青報記者解釋,徵地當初曾經有過幾個分配方案,其中包括按畝數每畝補償11.5萬元的方式,也包括每人補償4.3萬元的方式。他表示,每人4.3萬元的分配方式多數村民同意,所以才被最後確定。
“我不知道大多數人同意是怎麼來的,之前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我是被強制通知的,而且我根本就不同意。”阿正榮説,他家承包的7畝土地如果按照每畝11.5萬元的補償方式,他一家應該獲得80.5萬元,而按照每人平均4.3萬元,最終阿正榮一家4口僅獲得17.2萬元,這讓他無法接受。
富有村眾多村民表示,當初每人4.3萬元的補償方式是強加到他們頭上的,這也是後來直接導致他們走上對抗之路的原因。村民們提及,從2012年2月開始,富有村所有在昆明市轄區各地公職機關單位工作的人全部被要求回村“動員”家屬,做好徵地工作。
今年55歲的李智強親身經歷過那場“動員”,他是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一名森林公安。李智強回憶,2012年2月,一位自稱是晉城鎮副鎮長的人給自己打電話,要自己回富有村勸説自己的父母同意徵收自家耕地。“我那時候已經離開村子很多年,早在這邊(文山)安家了,當時那人説這是政治任務,如果不完成就罷我的官,我當時就罵了回去。”李智強説。
從10月17日開始,昆明市方面牽頭解決富有村徵地矛盾,當天昆明市市長李文榮走進富有村,並留下工作組解決問題,涉嫌強制推行每人4.3萬補償款的問題也成了近幾天來富有村村民持續向工作組反映的焦點問題之一。
除此以外,徵地補償款本身數額是否足額發放也成為村民們質疑的問題。
紀委調查補償款發放差額問題
按照晉寧縣縣長岳為民對媒體的表述,泛亞工業品市場項目的規劃用地涉及富有村1787.3105畝,項目徵地經過市、縣人民政府和國土部門審批,並根據省、市政府徵地統一年産值標準和區片綜合地價補償標準,結合實際,確定該項目徵地補償標準為每畝11.5萬元。以此數據計算,富有村在該項目中共得到徵地補償款20554.07075萬元,按照官方表述,該筆徵地補償款全部足額發放給了富有村村民。富有村書記李雲祥昨天向北青報記者確認,富有村統計共有人口4070人。按照每人4.3萬元的分配方式,分配到村民手中總計17501萬元,而這與徵地補償款總額相差3053.07075萬元。
對於這筆超過3000萬元差額的去向,李雲祥表示,除每人4.3萬元以外,實際承包土地者還獲得了每畝3000元的青苗和地上附著物的補償。
但這筆補償在全部徵地面積下總共也只有536.19315萬元,將其算入實際補償數額,仍與徵地補償款總額相差2516.8776萬元。
這筆錢去哪兒了?李雲祥表示自己也不清楚,但10月14日的慘案發生後,村委會已經按照晉城鎮和晉寧縣政府的要求封存並上交了村委會賬目。
在富有村職守的昆明市紀委工作人員也向北青報記者確認,他們已經得知村民舉報的徵地補償款與實際發放之間存在巨大差額的問題,目前正在進一步調查,最終結果會向富有村所有村民公佈。
文並攝/本報記者倪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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