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落馬書記徐孟加1.2億國資換500萬賄款

　　原標題：雅安落馬書記權術揭秘：1．2億國資換500萬賄款

　　新華社成都9月28日電題：1．2億國家資産換500萬元賄款，招商引資怎成貪腐“外套”？——雅安落馬市委書記權術揭秘

　　新華社記者吳光于

　　一個市重點建設項目，國家損失5700萬元；一次土地使用招標，國家土地價值縮水3200多萬元；一項國家森林公園旅遊開發，3600多萬元資源使用費被取消……四川雅安市原市委書記徐孟加濫用職權，利用國家資産換取個人利益，一個個“光鮮”的公共服務項目背後，是齷齪的官商勾結。引人深思的是，招商引資竟是徐孟加完成任務、凸顯政績、“安全可靠”地謀利的生財之道。

　　“熊貓綠島”項目：“撕毀”協議，用5700萬國家損失換80萬元個人股份

　　“熊貓綠島”，是雅安市雨城區的“大項目”。徐孟加曾多次表示，作為該市“十二五”規劃的重點項目，總投資15億元的“熊貓綠島”要成中國乃至世界低碳節能的示範樣板，成為世界一流的生態會展中心、經貿中心。事實上，這一項目成為徐孟加個人獲利的一塊“肥肉”。

　　2010年4月，雅安市政府在“熊貓綠島”項目中確定了由政府出資先建安置房、後整體開發的方針。通過正常程式，兩家公司中標安置小區工程建設項目，同年11月拆遷工作開始，3個月後拆遷完成，開始産生拆遷戶安置過渡費，但遲遲未見開工。

　　2011年3月，香港洪濤公司提交“熊貓綠島”整體開發方案，並順利中選。為幫該公司進一步取得整體開發權，徐孟加否定此前市政府確定的建設方針，解除與先前中標公司的合同，將安置房納入整體規劃設計，並將建設模式改為“建設—移交”（BT）模式。

　　安置小區因建設模式改變，賠付違約金、退場費等原因，造成國家直接經濟損失5700余萬元。

　　調查顯示，2009年，香港洪濤公司董事長余某通過徐孟加胞兄徐某拋出誘餌，許諾在雅安項目成功後給予兄弟兩人好處費，獲得徐孟加認可。後余某在成都註冊公司時，贈與兄弟倆價值80萬元的股份。

　　土地使用和森林開發：親自“關照”，國家資産縮水6000余萬，個人獲利400余萬元

　　徐孟加曾撰文指出：“在招商引資過程中，要堅決糾正打著招商引資的旗子……以政府利益最大化為理由，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現實中，他卻又一次扇了自己的耳光。

　　根據公訴機關指控，2009年，在名山縣“陳家壩”地塊使用權出讓過程中，徐孟加多次向當地政府“打招呼”，提出該地塊評估單價每畝控制在40萬元左右。按照價格低評的要求，評估公司對該宗土地初評單價仍達每畝54．5萬元，但在徐孟加的進一步“關照”下，最終評估單價為每畝42．7萬元。

　　通過事先安排好的串標，海南金邦公司最終以6350萬元競拍到近145畝土地的使用權，成交價僅比競拍底價高150萬元。經司法鑒定，該宗土地使用權時值9586萬元。徐孟加的“關照”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200余萬元。

　　作為“回報”，徐孟加夥同徐某收受金邦公司420多萬元（包括犯罪未遂150萬元）。

　　2010年，徐孟加再次在10％項目利潤提成的驅動下，利用權力“服務”開發商，在滎經縣龍蒼溝國家森林公園旅遊開發項目中，迫使當地政府放棄收取出讓底價為3600多萬元的森林景觀資源使用費，使四川眾信公司順利取得開發權。

　　根據公訴機關指控，2009年5月至2013年11月期間，徐孟加濫用職權的行為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共計1．26億余元。而其與胞兄徐某共收受賄賂548萬元（其中犯罪未遂150萬元）。

　　案發後，徐孟加在檢討書中寫道：“通過引進企業在雅安投資，既能完成招商引資任務，又能凸顯個人政績，還可以‘安全可靠’地謀取利益，達到‘一箭三雕、順手牽羊’的目的。”

　　七成貪賄幹部涉基礎建設項目招商引資豈能成貪腐“外套”

　　四川省紀委統計數據表明，2012年5月以來，四川省查辦貪賄類省管幹部22人中就有17人涉及房地産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佔總人數77％。“工程開工、幹部下馬”成為許多地方繞不開的怪現象，“發展經濟”、“招商引資”則成官商勾結、謀取私利的幌子。

　　一些受訪法學專家和反貪工作人員表示，公共服務項目投資領域腐敗頻發，一方面在於項目投資中政府既是制定政策、掌握審批權的決策者，又是招商引資的參與者，雙重角色使得監督易流於形式；且當前我國地方政府“一把手”缺乏監督和制衡機制，連紀檢監察部門也受制于“一把手”，監督游離于權力之外。

　　另一方面，片面追求GDP的錯誤政績觀導致了地方對招商引資的渴求。“鉅額投資不僅能拉動地方GDP，商人獲得回報的同時，也對腐敗官員和‘中間人’進行‘反哺’，形成了‘互惠’黑色利益鏈。”四川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昕傑説。

　　“斬斷權力尋租之手，政府必須擺脫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雙重角色，將公共資源配置權力交給市場、法律和制度。”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主任劉學説。

　　劉昕傑表示，地方政府必須減小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同時改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格局，以破除借地生財的內在動力。

　　此外，地方黨委和政府必須規範各自的職能範圍，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務水準、優化投資的軟硬環境，而讓公權力逐漸退出微觀經濟活動領域，才能還市場一個潔凈，還官場一個廉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