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懶”,一個形象而無奈的説法,近幾年來頻頻被引用,以形容當下面臨的一種社會現象。
世界排名第二的GDP和世界排名遠低於此的每人平均GDP,是當下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未富”,是中國的現狀;“先懶”,是中國的隱憂。儘管大部分人並沒有“先懶”,但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説,對這樣的問題,需要從苗頭防起。
伴隨著這種現象的是,當下中國經濟處於轉型當中。一個更為依靠人的智力而非體力,人的熱情而非冷漠的經濟“新常態”,出現在人們面前。人不能懶,而應勤於創新,以知識與技術驅動中國的未來騰飛。
國家層面,則要創造公平與平等的環境,讓每個人的奮鬥有所獲益,給奮鬥以理由,給勤奮以希望。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時期,中國人必須大有作為。
“家裏蹲”成了理想職業
來自山東青島的任炳最近很是苦惱。他今年已經換了兩次工作,沒有一份做得稱心如意。他對本報記者直言,“其實什麼工作我都不喜歡,最理想的工作是待在家裏,什麼活都不用幹。”
作為“農二代”的任炳,肩上的擔子一點都不輕。父母幫他的兄長娶親後就告訴他,無力負擔他的人生大事,但也一直催著今年27歲的他早日結婚。
在新生代進城務工人員裏,任炳並非孤例。他發現周圍不少朋友都像他一樣,嚮往一份輕鬆又賺錢的工作。在深圳市航盛電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於世傑看來,儘管工資在上漲,但這一代工人“未富先懶”,沒有以前的工人努力。
一些城市居民也開始有了“很多不願意幹的事情”。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丁元竹分析説,在一些大城市,一些市民要麼靠出租房子為生,要麼憑市民身份拿到相關營業執照,出租給前來打拼的外地人,甚至還能申請社會救助,“這種情況下,他們會覺得,我憑什麼還去工作?”
在有關專家看來,就連公務員群體裏也有這種現象。有些公務員很講究“廉政”,但卻不重視“勤政”,有人將工作視為“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中紀委官網每月通報的案例中,總有一些公職人員因為上班期間玩忽職守或是娛樂而受處分。
“二代”變懶現象同樣值得警惕,不管是“富二代”、“拆二代”、“農二代”還是“官二代”,近年來屢屢以頗為負面的形象出現。“富二代”不願創業,花天酒地的新聞屢屢見諸報端;“農二代”不會務農,到城裏後又挑活,在用工荒情況頻頻出現時更為挑剔;“拆二代”則仗著家裏的房子不思進取……
不同群體中,都有人反映這個問題。例如設計行業,設計師王政強就曾批評一些同行,“設計做得一般,倒是對物質、對享受有了更高的要求,這是很浮誇的作風。”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南開大學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院院長關信平教授直言,許多年輕人從小比較安逸,長大了父母也給錢,沒有急迫的壓力,將更多精力用來追求享受。
“隨著國家經濟水準的提高,人們的收入增加,生活水準得到改善,不會像以前需要維持生存的階段那樣,把更多的時間用來努力工作了。”關信平認為,“在世界範圍內,這都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趨勢。”
人的“懶”還體現在身體層面,長期困擾歐美國家的肥胖問題,如今出現在了不少國人身上。此前,衛計委發佈的《“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顯示,全國83.8%成年人從不參加業餘鍛鍊。儘管有許多客觀因素,但在分析人士看來,這主要還是因為主觀上的惰性,“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他們為何“累覺不愛”?
“累覺不愛”是去年底開始流行的網路用語,意為“很累,感覺自己不會再愛了”,被網民用來形容身心俱疲的狀態。
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駿看來,“未富先懶”的核心是價值觀問題。“如果一個人只把勤奮看作是致富的手段,那麼有了錢就不會再去奮鬥。但如果一個人覺得奮鬥是快樂的,即使沒錢掙也會很幸福。”
"未富先懶’問題首要的不是人們富不富,而是要審視,當下的社會是否給個人奮鬥設定的門檻越來越高,給個人奮鬥的空間是否讓人覺得有動力。”顧駿告訴本報記者。
即使為很多人所羨慕的高校教師職業,也讓許多“圍城”內的人直呼“累覺不愛”。從今年8月開始,麥克斯研究院聯合騰 訊對在校大學教師進行的調查顯示,約八成教師表示承受的壓力較大,而壓力大的首要來源,則是“個人財務狀況”。
“産業落後,慾望超前”。聯友電訊董事長王學宗這樣形容新生代農民工遇到的困境。“應該給這些農二代再培訓的福利,提高勞動技能,創造更多的更有意思的就業機會,給他們安排城市居民的社保,給他們城市永久居民的歸屬感。”
丁元竹向記者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認為,不能隨便將“懶漢”帽子扣在許多勞動者頭上。“新生代農民工並不是真的懶,而是他們的要求變了。”
事實上,這一現象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現。在英國,有所謂NEET族,指的是16至18歲間有一部分人,既不上學也沒工作,而且沒參加職業培訓;在日本,NEET族的範圍擴展到15至34歲;在美國,這一群體被稱作“歸巢族”;在香港,將其稱為“雙失青年”(失學兼失業)。
“一定要從具體人群出發,才能有的放矢。”丁元竹表示,在美國,可以利用大數據等智慧化的方式對每個人的性別、家庭、文化背景等進行分析,看相關群體會出現什麼可能的狀況。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和發達,完全可以把各群體的資訊精確化,從中找出相應的解決辦法。
在關信平看來,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技術水準的提升,很多人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有錢有閒”,在主觀上追求一種舒適休閒的生活方式。問題是,當下中國還沒有到發達國家的程度,在這方面尚沒有條件完全效倣。
“每人平均年收入6000多美元的中國,現階段不能去跟每人平均年收入5萬美元的國家攀比,即使有一部分人有這個條件了,也不適合全社會效倣。”關信平如是説。
拒絕“未富現象”蔓延
事實上,在輿論對社會現象的總結中,“未富”並不僅僅指向“先懶”,還有“未富先老”、“未富先炫”、“未富先累”等多種在國家“未富”的大前提下出現的社會問題。
與許多國家一樣,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代際差異在日漸凸顯。專家認為,改革開放之後出生的很多年輕人,跟老一輩人不一樣,沒有見過匱乏的時代。他們從小吃穿不愁,沒有改變生活現狀的急迫壓力。“但還是應當提倡艱苦奮鬥,年輕人一方面要更努力,另一方面要靠智力去創造更多價值,而不是靠時間和體力的大量付出。”
同樣重要的是,解決“未富現象”,貧富分化問題需要解決。關信平表示,社會中有一小部分達到“有錢有閒”程度的群體,給社會的影響很大。而滿大街的消費品、星級酒店等高檔消費方式,以及電影、電視上琳瑯滿目的生活方式,都吸引人們去模倣。
“需要從社會層面去解決。國家應下大力氣掃除權力濫用、裙帶關係等障礙。”顧駿認為,如今,需要在宏觀層面著力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繼續為每個人提供奮鬥空間。“政府需要創造條件,讓所有勞動者都能看到生活變好的可能性,讓群眾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事實上,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60項改革任務已啟動至少39項。而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褚松燕看來,這其中絕大部分回應的都是社會關於“平等和公平”的關切。
“改革的問題都不是孤立的,政府要營造好的發展環境,就要限制權力,列出權力清單,反對腐敗。”褚松燕告訴本報記者,“無論推出戶籍制度改革,還是限制國企高管工資,都讓群眾看到了政府的決心。”
伴隨著社會現象的出現,中國也在積極求變,適應變化了的勞動力市場與社會心理。
中國發展的驅動力在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告訴記者,過去靠廉價勞動力驅動的人口紅利消失了,未來經濟增長依靠的是創新驅動。
伴隨著新生代進城務工人員對工作的越發挑剔,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值的減少。這一現象自2012年就已出現。而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裏,這一趨勢都會繼續。
“未來30年的輝煌要依靠勞動人口更好的教育和技術背景,為此,要改變城鄉教育水準差異等很多方面,提高人的平均水準,讓社會階層能流動起來。”關信平認為,每個人都能看到希望,是“未富”的中國走向富裕的前提。
最應該推崇的,是中國勤勞致富的傳統。“需要給全社會尤其是年輕人説清楚,中國雖然GDP世界第二,但離我們的發展目標還有很大距離,大家還要努力。”關信平認為。
顧駿認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一直都有給普通人奮鬥空間的傳統,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人也因此“富”起來。如今,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同樣需要在政策環境等多個層面,為普通人創造這樣的條件。
“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鬥,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早在就任國家主席時,習近平就承諾。
(原標題:國人未富先懶成隱憂:富二代不創業 拆二代靠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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