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廣東率先出臺“國五條”樓市調控細則之後,北京、上海和重慶等城市也相繼出臺了調控細則。整體來看,這些細則的嚴厲程度在市場預期之內,短期內對於樓市將起到一定的降溫作用。但是,也有專家指出,這些細則“不細”,調控力度尚顯不夠。
仔細分析各地出臺的“國五條”細則,不難發現調控的重點依然集中在房價調控目標、限購政策、20%個稅以及二套房貸款等幾個方面。除了徵收20%個稅等少數措施外,其他很多都或多或少地與之前的調控似曾相識。比如,北京則是進一步收緊了限購政策,禁止北京戶籍單身成年人購買二套房。這項政策無疑具有很大的針對性,對於抑制“假離婚”人群的投資投機行為將立竿見影。
毋庸置疑,各地的調控措施將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作用。但更需關注的是,近十年來,國家先後對樓市進行了九次調控,但到目前為止房價卻是越來越高,北京等城市的房價早已遠遠超過了工薪階層的承受程度。如何讓剛需得到保護,讓真正需要住房的人群買得起房或有房可住,這仍是樓市調控的終極目標,也是事關民生福祉的首要問題之一。
對於房價越來越高的原因,各方爭論不休,所開出的藥方也各式各樣。剛需論者認為不斷增加的剛需,和北京等大城市土地資源的相對有限,決定了限購等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投資投機論者更傾向於在缺少更好的保值增值産品的現實情況下,對於樓市的投資不僅能有效應對通脹,還是最為有效的資産增值投資途徑。這些觀點都具有一定的道理,這就意味著要想解決房價不斷高企的頑疾,得針對這些核心問題採取針對性的措施,建立起一套長效機制,才可能真正奏效。
在解決剛需層面,備受詬病的是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設方面的不甚給力。雖然近幾年來中央政府在不斷重申、並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推進各地保障房的發展,但現實情況卻是,在土地財政掣肘、唯GDP增長、經濟轉型緩慢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每年很多地方政府完成的保障房數量與規劃數目相去甚遠,再加上保障房分配中的不公等因素,導致保障房的作用大打折扣,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剛需的增加。
在打擊投資投機方面,這是近期樓市調控的主要任務之一。限購限貸等政策的出臺,對於這方面的抑制效果相對比較顯著。但是,在繼續查漏補缺地完善這些措施的基礎上,政策的空間和後續效力已經有限了。顯然,如何找到更為有效的措施,則變得更為重要。
綜合來看,在樓市調控層面,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從滿足剛需和打擊投資投機方面,建立健全相關的長效機制。首先,如何調動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設方面的積極性,保質保量地完成每年的規劃任務,同時如何保證保障房分配的公平和公正,讓低收入的剛需者率先享受到這項福利,這是亟待解決的難題。
其次,在打擊投資投機方面,應從臨時性、行政性、效果不佳的措施轉向長期、制度化的有力措施,比如加快不動産登記條例等配套措施的出臺,從存量和持有環節徵收房産稅等,縮小投資投機空間;同時要鼓勵引導資金轉向其他實體經濟領域,使房地産的投資屬性降溫,這是從根本上解決房價被擊鼓傳花式地爆炒、泡沫越吹越大的最佳方法。
如何解決樓市痼疾,社會各界其實早已給出了很多的好辦法和好措施。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形成制度力量,如何去執行。顯然,這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氣,並已時不我待了。(阮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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