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村“信貸員”欠千余萬自殺 村民堵門要錢

　　借條

　　1月13日，邯鄲市曲周縣西蘆王莊“信貸員”岳常山自殺後，留給村民的多是紅色存款憑條和白色的高息借款條，警方稱這些欠款達1200余萬。河北省農村信用合作社稱，紅色存款憑條已棄用多年，且不是存款存單。記者 劉珍妮

　　岳常山自殺後，村民閆龍按警方要求登記村民們在岳常山處的“存款”金額，僅西蘆王莊村就涉及近600萬元。

　　閆龍持有的“曲周縣書起金銀花種植專業合作社社員證”內頁，有兩次記錄。他稱，村民會把“小錢”存在社員證上，只要不取，岳常山就會發米、面、油。

　　一個“信貸員”的自殺，牽出了數額上千萬的非法攬儲案，經警方追查，其吸收的存款，多以投資的名義，借貸給本地或外地企業。而記者調查發現，類似的高息吸儲再放貸的“信貸員”模式，在多地農村都存在。有專家分析，“信貸員”模式源自上世紀的農村合作基金會，曾因高息攬儲放貸造成金融風險，被中央統一取締，但一些“信貸員”複製了當年模式，一旦收貸困難致資金鏈斷裂，極易引發群體事件。

　　“岳常山上吊自殺了！”1月13日下午，河北邯鄲市曲周縣西蘆王莊的鄉親們互相轉告著這條消息，正在打牌的閆龍聞訊一驚，趕緊扔下撲克，回家拉上妻子就往岳常山家跑。

　　夫妻二人趕到岳常山家門口時，2層小樓內外早已圍滿了村民。有人手裏握著紅色的農信社存款憑條，大寫的存款數額後面蓋著岳常山的名章。這樣的憑條，閆龍有5張。

　　人越聚越多時，閆龍發現，鄰村東蘆王莊也有不少村民拿著手寫白條，上面有岳常山作為借款人的簽名，“借錢數額少則幾千，多的幾十萬。”

　　院裏，死者遺體停在裏屋；院外，上百人堵在門口要他們“存”在岳常山那裏的錢。

　　村“信貸員”之死

　　岳青雷沒有發現父親岳常山自殺的預兆。

　　1月13日早上7點多，他從家出發送孩子上學時，父親不在家，“以為又出去幫村民辦理存款了。”

　　有村民一早曾碰見岳常山，“一副沒精神的樣子，手裏拿著繩子在街上溜達。”至此，岳常山再未出現在村民的視線中。

　　直到下午4點半，在村裏各處和家裏兩處居所尋找未果後，妻子劉玉芳想起早已閒置的西邊小院，推開院門，丈夫吊在墻根前的一棵枯樹上，身體冰涼，沒了氣息。

　　在西蘆王莊，人們稱呼岳常山為“信貸員”，“就是幫村民們存錢、取錢的代辦員。”閆龍説，岳常山今年48歲，在村裏當“信貸員”已20多年。

　　多位村民稱，岳常山的家境在西蘆王莊村算是數一數二的，靠做“信貸員”，家裏蓋起了2層小樓，還買了3輛車。岳青雷也説，家業多是父親掙下的。

　　“信貸員”的死訊迅速在村裏傳播，不到半小時，上百名村民拿著蓋有岳常山名章的農信社存款憑條或手寫白條，堵在他家門口，目的是“要錢”。

　　“警察也來了，怕村民鬧事，在現場維持秩序。”閆龍説，堵門的村民不光是本村人，還有鄰村東蘆王莊的村民。

　　上千萬的“存款”

　　當天要錢未果，按照警察的要求，閆龍開始統計西蘆王莊“經岳常山存錢”的村民名單和數額。

　　據他統計，11頁A4大小的紙上，共記錄了150多名村民，涉及金額587.5萬餘元，最少1000元，最多為42.3萬元。東蘆王莊的村民盧永壽(化名)也統計了他們村的名單，55個村民，涉及欠款280萬元。

　　岳青雷説，父親死了，才知道“他欠了這麼多錢。”他回憶，出事前一天，父親並未表現出異常，“他是村裏的信貸員，經常出去幫村民取錢、存錢，這些事兒他從不和家人説。”岳青雷猜測父親的死因，“他好面子，覺得這些錢還不上了，做了傻事。”

　　按照村裏的規矩，人死5天即要下葬。擔心錢要不回來，下葬當天，村民們攔住了岳常山的棺槨，阻止其家人下葬。死後7天，岳常山的遺體仍停放在家裏。之後，村民們分撥，24小時值守在岳家的兩層小樓外。

　　1月22日，曲周縣公安局經偵部門表示，此事已立案，經初步調查，岳常山以20多年“農村信貸員”的身份，幫東、西蘆王莊等村一百多名村民“存款”，承諾以3.3‰至1分的利息(10‰)回報村民，涉案數額上千萬元。目前，曲周公安部門已成立專案組調查此案，追查錢款流向。

　　村裏的“小銀行”

　　自岳常山上吊自殺後，閆龍將5張“存單”隨時帶在身上，上面記錄著他放在岳常山那42.3萬元的“存款”。

　　他跟其他西蘆王莊的村民們一樣，認為“存單”是唯一能證明他們的錢與岳常山有關的證據。

　　事實上，這樣的證明在西蘆王莊有兩種。一種是閆龍所説的紅色“存單”，抬頭寫有“河北省農村信用合作社定期整存整取儲蓄存款憑條”，上面手寫填寫著儲戶姓名、存款金額、期限和利率，單據上加蓋了岳常山的名章；另一種是一個綠色小本，本子的名目為“曲周縣書起金銀花種植專業合作社社員證”，內頁寫著合作社收購記錄。

　　閆龍的“社員證”上顯示，“9月22號，交押金參仟元整，油1桶，大米1袋”，經辦人一欄蓋有岳常山的名章。

　　村民們解釋，他們把“社員證”當做活期存摺，“一千、兩千的小錢會存在社員證上，沒有利息，存一個月，岳常山就發米、面、油給大家，只要不取，每月都發。”至於該專業合作社，村民們稱“不知道是做什麼的。”

　　村民手中的大錢，則會存在“存單”上。閆龍手中的“存單”，最少為4萬，存期為一年，利率為3.5‰，“和銀行利率差不多。”最多的一張為18萬，已存5年，利率漲到了5.25‰，“把錢交給他，他出存單，按存款年限結息。”

　　村民將現金交給岳常山，岳常山出具憑條或在“社員證”上登記。村民們承認，他們把岳常山當成了村裏的“小銀行”。好信譽、存取靈活是他們願意把錢放在他那的原因。一河之隔的東蘆王莊，很多村民則是衝著年息為“1分”的高息來“存錢”的，“10000元存1年利息是1200元。”

　　他不是信貸員

　　村民們説，在岳常山當“信貸員”的20多年裏，非常守信，存款説哪時取就哪時取，只要提前説一聲就行。

　　但岳常山的突然自殺，村民們“存單”、白條、社員證上的錢，似乎成了再也取不出來的“死錢”。

　　事實上，這些紅色“存單”，與農村信用社並無關係。

　　閆龍曾多次拿著紅色“存單”前往縣裏的多個河北省農村信用合作社取錢，均被拒絕。

　　曲周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商貿信用社的工作人員向新京報記者表示，村民們手中的單據是存款人存款時填寫的憑條，且早已被農信社淘汰多年。該工作人員稱，存款時機打存單，取款只能由本人持機打存單辦理。

　　閆龍和很多村民曾向工作人員質問岳常山與農信社的關係，得到的答覆是“沒關係”。

　　“岳常山不是農信社的信貸員。”1月22日，曲周農信社聯社辦公室主任王軍海説，自2006年，銀監會下發了《關於清理農村信用社信用代辦站、郵政儲蓄機構代辦機構的通知》後，曲周縣各村的代辦站取消，聯社收回了各村代辦站的金融服務許可證，在代辦站幫村民辦理存取款業務的代辦員職業也隨之取消。

　　王軍海還稱，在此之前，岳常山也不是農信社的代辦員，沒跟他簽過任何工作或勞動協議。據他了解，“信貸員”是20多年前在農村設立的一種基金會的代辦人員，上世紀90年代，基金會撤銷，“信貸員”本應不復存在。但村民們已經習慣了讓信貸員辦理存取款業務，這種方式一直沿襲下來。

　　王軍海認為，習慣和高息，是村民把錢放到岳常山手上的主要原因。

　　“存款”去了哪兒

　　閆龍還曾拿著身份證，讓農信社工作人員查詢，結果是沒有他任何存款賬戶，“常山按銀行利率給我算利息，但錢根本沒替我存在信用社。”

　　而多名村民手中持有的“曲周縣書起金銀花種植專業合作社社員證”上印著的電話，事發後從未打通過。

　　有44萬“存”到岳常山手中的東盧王莊村民盧培玉説，當初他曾問過為何能有1分的利，岳常山告訴他，錢投到了本地一些企業和外地合作社，“他説這些企業信譽好，讓我放心存。”

　　在岳常山死前三天，盧培玉曾要支10萬元“存款”，但岳常山沒按時送來，只説“馬上有200萬進賬，再等等”。

　　堵在岳常山家門口的日子裏，東、西蘆王莊的村民們相互交流後猜測，岳常山將“款子放給了企業，資金鏈斷了，錢拿不回來”。

　　曲周縣經偵部門的民警曾前往岳家蒐集證據，閆龍看到，警方帶走了一些合同和賬目本。

　　1月22日，曲周縣經偵大隊負責人楊清泉證實，經偵部門已經對此事成立專案組立案調查，目前確定岳常山案涉及1200余萬的村民“存款”，警方已凍結了岳常山的農信社、銀行的個人賬戶，從目前掌握的證據看，岳常山以投資的名義與一些企業簽訂了協議書，“這些企業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投資金額從幾十萬到數百萬不等。”

　　此外，警方發現岳常山還將一部分錢投進邢臺某三地專業合作社。楊清泉表示，邢臺警方已經開始針對該合作社進行調查。

　　“目前，專案組分三組警力，核實錢款數額，追查錢款流向，部分款項應可以追回來。”楊清泉稱，由於調查還在進行中，岳常山已死亡，即便涉及犯罪也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只能儘快追回其投放出去的款項。

　　農村“信貸員”模式

　　岳常山自殺了，但曲周縣一些鄉村裏，同樣吸收存款、往外放款的“信貸員模式”仍悄然存在。岳常山的死亡讓其他村的“信貸員”十分緊張，臨近年底，到府催款的村民突然多了起來。

　　“最近，很多人來找我要錢。”曲周縣槐橋鄉，“信貸員”王寶山(化名)最近總往農信社跑，幫村民辦理正常的取款業務。

　　王寶山説，他手裏也有一些非金融機構的借款憑證，這些錢，都是他作為仲介人，在徵得農民同意後，投資進一些企業，“村民和企業簽了協議，我只是個經辦人，收取一些手續費，村民獲得的利息比銀行高一些。”王寶山沒有透露具體的利率，只説不到一分。

　　王寶山介紹，一般，通過“信貸員”尋找資金的企業，都是中小或小微企業，“從銀行或信用社貸款手續繁瑣，速度慢。”常年在農村幫助村民辦金融業務、了解村民經濟情況的“信貸員”，成了企業尋找資本的“獵頭”。

　　企業難貸款、有資本需求，農民手裏有錢、希望“錢生錢”，農村的“信貸員”成了二者的橋梁。

　　岳常山自殺後，王寶山經辦的一些村民投資人也想把錢從企業裏取出來，“但有的沒到期，有的企業資金週轉不開一時拿不出錢。”王寶山坦言，這其中確實存在風險，“一旦企業資金鏈斷裂，農民的錢不好拿回來。”

　　農村暗存的風險

　　雖然2006年銀監會下發了清理農信社、郵儲機構代辦員的通知，但近幾年，在江蘇靖江、河南南召、湖南耒陽等多地農村，村民個人借信貸員、代辦員名義吸收村民存款的現象時有發生。

　　去年3月，曲周縣大河道鄉“信貸員”常某攜村民百萬存款消失，警方立案調查，此案結果至今未對外發佈。而在邯鄲平原縣，李某成立農業合作社，以入社存款利息高於銀行存款利息為誘餌，吸儲155萬。

　　類似案件頻發，“信貸員”這個特殊的身份如何成為農村吸儲的主角？

　　中國小額信貸之父、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介紹，農村“信貸員”是上世紀80年代的産物，當時為管理集體資金，村或大隊成立合作基金會，進行內部融資，用作生産、經營，獲利後分紅，一些有知識的村民成為信貸員，幫助村民辦理資金借用、分紅等。到上世紀90年代，許多農村合作基金會在行政干預下，吸收了大量希望獲得高息的農民資金，投向一些鄉鎮企業，高息攬儲、高息放貸，參與資金市場的惡性競爭。

　　“因監管不到位，很多借貸收不回，造成農村金融風險。”杜曉山介紹，1999年，中央發佈文件，全國統一取締了農村合作基金會。

　　杜曉山認為，一些當了多年信貸員的人熟知這樣的方式，“複製”了當年的模式，非法攬儲放貸，導致金融秩序混亂，農民的利益一旦受到影響，很可能引發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而農民不懂金融知識，且金融機構對於非法集資的宣傳不到位都會導致“信貸員”鑽空子吸儲。

　　北京市聖運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優銀錶示，“信貸員”們的行為已經觸犯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最高可判刑十年。

　　1月31日，曲周縣公安局經偵大隊負責人楊清泉表示，目前，他們已經鎖定了一兩家企業，正在梳理岳常山與這些企業的賬目，“能追回的儘量追回。”

　　楊清泉稱，難以追回的款項主要是沒有協議、合同和賬目往來的這部分資金。

　　新京報記者 劉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