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臺灣社區大學 理解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

　　“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是臺灣學者黃武雄當年提出辦社區大學時賦予的核心目標，也是我到旗美社大第一天就聽到的，通過親身的體驗與觀察，才真正理解了這句話的含義。

　　社區大學與知識解放

　　社區大學所謂的“知識解放”，有兩層含義：

　　其一，它打破了傳統的知識獲取門檻。社區大學的意義首先在於，它對任何希望學習的成人開放，沒有門檻，不論你的年紀和基礎。旗美社大所在的旗美九區(相當於大陸的9個鄉鎮)是山地農村，它強調“送課到府”，其教室分佈在九區的不同位置，學員們不用離開本地就能上課。

　　臺灣社區大學的學生證，可以享受學生優惠。一位老太太在某次旅行時就用它享受到了學生待遇。由此可見臺灣社會對社區大學是認可的。

　　其二，傳統的知識學習過程在課堂，以講授為主，而且知識都掌握在少數精英群體手中。而社區大學則強調，那些農人的身體裏，蘊藏著非常豐富的知識，比如對天氣的判斷、對作物的辨識等等。因而旗美社大一直“向農村學習，在農村學習”。他們在本地發掘和培養在地的農人、手藝人成為老師，也強調體驗的學習方式，大多數課程都有室外的學習。比如咖啡社團的老師會帶大家去山裏看種植的咖啡豆，英語課可以在香蕉處理廠上。

　　社區大學與公民社會

　　旗美社大流傳一句話：肚皮舞裏也有公民社會。我開始不理解，後來發現它的肚皮舞班並不僅僅是健身課程。老師會安排老學員帶新學員，會了解學員除了學會肚皮舞以外，是否增加了自信。當發現有許多新移民參與課程時，工作人員就會討論如何在課程裏帶入新移民的議題。工作人員也關注那位兼職的肚皮舞老師：她為什麼願意承擔這項工作，她怎麼看待社大，她是如何從這個過程中找到自信的……我想，這大概就是一個公民培力(empowerment)的過程，與純粹商業的肚皮舞健身俱樂部完全不一樣。

　　社大如何做公民培力，不能不説老爹。他今年66歲，做過農民、賣過包子、當過保險公司經理，退休以後回到美濃種地。十二年前，因為想學種健康蔬菜在社大報了一個有機蔬果班，後來老有朋友來美濃玩，於是又報了一個美濃解説班。當時政府欲啟動高屏大湖的工程，老爹原想借機建套民宿賺上一筆。但他在社大聽了一堂講座，地球公民基金會的李根政告訴大家，這個工程會給當地社區帶來很多問題。老爹將信將疑，要了一些資料回去，仔細研究後認為李根政説的有道理。於是他請了李根政去村裏開説明會，並跟著他一起拜訪周圍的幾個村子。

　　在此之前，老爹是一個在電視裏看見別人上街頭就要轉臺的人。可是關於高屏大湖工程的問題，李根政告訴他，必須要有當地居民去跟政府陳情才能改變。於是，老爹第一次與大家一起去政府門口抗議，後來還做了反人工湖自救會的總幹事。經過他們近十年的努力，這個工程終於被撤銷了。

　　老爹越來越關注社區的各種公共事務。譬如一家癌症醫療基金會打算在村子旁建癌症醫院的事以及一個水井復抽的工程。他深受當年解説課老師的影響，對客家文化(當地的主要文化)的傳承也有一種深深的使命感。

　　以上便是老爹從一個普通的個體，發展成一個公民的簡單的過程。

　　旗美社大培養公民的努力還體現在兩個重要的方面：他們的“問題意識”和在地組織的陪伴與在地網路的發展。社大很強調“問題意識”，對週遭的公共議題非常敏感，可以從不同的課堂裏看到各種議題，比如近幾年一直在推進的反核的議題，以及對農村再生條例的反省、對可持續生活的探討等等。社大也會根據需要專門開設像“低碳綠生活”這種跟大家生活相關的免費課程。

　　在這個小小的農村，竟然有人如此關注區內的公共交通、關心農藥濫用等問題，讓我非常驚訝。

　　社區大學與在地網路

　　旗美社大有57門課程、7個自主性社團、50多位老師、800多學員，分佈在旗美九區。而加上主任，一共只有七名全職工作人員，另有一位實習生和兩名兼職。我最初很驚訝這幾個人怎麼能處理得了如此多的事情。後來發現，社大的價值正在於：即使有一天旗美社大消失了，但他們發展出來的事情，還會繼續發展下去。

　　在旗美社大的兩個月裏，我最大的體會就是，在所有的事情裏面，都能感受到那些學員和社區才是主角，而社大只是舞臺。社大至少設置了四種不同的角色給熱心參與的當地人，並賦予他們一些權責，再通過四種不同的會議機制，與大家分享責任、共用資訊。每年社大還會通過成果展和忘年會等形式，邀請大家分享和慶祝一年的成果。

　　社大很注重本地組織的陪伴與培力。它會跟不同的本地組織合作，在組織之間串聯和整合資源，比如和美濃愛鄉協進會合作搞農村願景會議、跟甲仙愛鄉協會拍紀錄片、與潤惠有機農場合作辦論壇，還會協助一些社區組織申請經費等等。我參加一個本地社區組織的分享時，聽到她們提到頻率最高的詞是“陪伴”。社大的陪伴對她們來説，是意義最為重大的支援。

　　本地力量能夠發展，是因為旗美社大真的把舞臺交給了當地人，跟他們一起挖掘社區的資源，比如拜訪社區能人等。有一次聽社區組織做分享，談及本地社區所擁有的資源，他們還列舉了該地區的農田、景觀、文化資源、社會團體以及人力資源，比如一位會竹子鼓的大姐。

　　我印象最深刻的關於本地化發展的例子，是旗美社大的鄰居兼夥伴——屏東綠元氣産業協會。這個組織原有十多個員工，現在只有兩個全職。員工雖然少了，可是事情一直在繼續，只不過原來是員工做的事情，現在由社區的人做了。這提醒我，公益組織自身的發展壯大從來都不是最終目標，我們的目標，應該是社會的變化和社會中人的改變。就像推廣有機棉的冶綠的創始人説的，“冶綠的存在是為了消滅冶綠”。

　　旗美社大以課程為載體，連接了非常多的人和團體，也通過這個平臺，讓一些有意願發展自己，貢獻社區的人走到一起。在發掘和連接在地力量上，它讓我看到了一個現實的可能性。(楊國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