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從時代中突圍，讓生活成為勝利者

　　從威尼斯、烏爾比諾和博洛尼亞，到佛羅倫薩和托斯卡納，由那直到地中海熱那亞，再到米蘭。今年初冬，馮驥才繞著意大利，遊覽和思考了那些推動過“文藝復興”的重要城鎮。

　　歐洲剛走到十四世紀，歷史出現轉變，文藝復興從基督教的黑暗時期裏破土而出，自由、平等和博愛降臨地中海沿岸，改變了近代義大利和歐洲。

　　“義大利非常了不起，中世紀的古城還是那樣，全是那樣，街上的一塊石頭都沒有動。”馮驥才感嘆，為記住影響過自身歷史的重要事物，義大利人願意堅持。文化不是一個毫不相干的“他者”，而是普通人內化了的習慣、觀念與對美好生活的想像。如果沒有這樣的文化自覺，就不清楚來自哪，以什麼樣的姿態，要前往何處。

　　記住文化，是在記住那些為了美好生活和尊嚴而做出的想像和努力。這同樣是文明內在的基本精神和目的。

　　但不同的年代，儘管存在具體的差異，卻都可能鉗制了我們的生存、思考和行動方式。“跟時代相處的時候，我們是弱者，時代是強勢的。”馮驥才以1966年為起點，在生活的細節中重逢自己的經歷和感知，那一年他和戀人剛結為連理，“是一個男人成熟了，成家了”。成了丈夫，家庭的責任落在了馮驥才的肩上，需要對生活把握和付出更多。但到來的卻是不安的十年。即便是在當下，功利和喧囂，同樣在年輕一代身上刻下了局限，而精細化的專業教育卻又限制了嚴肅而廣闊的思考能力。如何從不同的時代局限中突圍，不安也好，功利或喧囂也罷，都在拷問著人本身的內在勇氣和張力。

馮驥才
1942年出生於天津，當代著名作家、文學家、藝術家，民間藝術工作者，民間文藝家，畫家。

　　墻上爬著常春藤，那些暗紅的葉子，倒映在樓底的一池清水上。朔風吹來，葉子輕微地晃了晃。這座院子，迎來了它的第十一個冬天，是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所在地，樓上的主人便是馮驥才先生了。

　　門衛室的師傅陪同上三樓，到了會客廳。書畫卷清香迎面撲來。

　　馮驥才平和地走了過來，身高一米九二，朋友們都習慣喊他“大馮”。剛放下手上的事務，但七十四歲的他仍不覺疲倦，依然精神飽滿，研究院的工作人員説他是“這棟樓裏最勤奮的人，常常是等到工作人員都下班了，才最晚離開。”他坐下來，向前傾著身體，“今年是我結婚五十週年”，回憶往年，他沉穩地談了起來，不緩亦不急，以這樣的方式重逢那些生活中的歡悅和不安、民間文化的擔憂，還有嚴肅的文明拷問。

　　不安年代仍要擁抱生活

　　“歷史在我身上開始了”，2016年3月，以一句簡單的話，馮驥才結束了《無路可逃》的序言。馮驥才決定重逢自己的生活細節。跨度十年的歷史細節，滾滾而來，仍在喚起他那些日夜裏的不安和焦慮。年代或許就是這樣，看不見，摸不著，卻能恍恍惚惚地感受到一支觸不可及的強勢力量，突然在鉗制和指揮普通人的命運。

　　起點是在1966年，那一年他和戀人顧同昭結為連理，“是一個男人成熟了，成家了”，馮驥才説起自己結婚，將前傾的身體收了回去，向上挺了挺。年輕的馮驥才成了丈夫，家庭的責任落在了肩上，需要對生活把握和付出更多。但那一年，到來的卻是不安的年代，“正好是‘文革’開始了”。和愛人的成婚的那天晚上，附近中學聞風過來的紅衛兵在樓下踱步作響，手電筒的光直射到房間，恐懼在愛人的腦海中徘徊不去，五十年過去了，仍常常在記憶中被驚醒，不得安寧。或許“內心的恐怖才是最深刻的感受”，馮驥才在文字中重遇了那十年的不安深處。

　　但生活還得繼續，生活的真善美、幸福和尊嚴，這些關切人的基本狀況的事物，仍然是馮驥才內心渴望與堅持。“越壓抑和束縛的時候，越渴望自由。”即便想起了那些不安，但他在説話時仍是那樣平和沉穩。

　　清晨窗玻璃上凍結的冰花，光亮奇異，在那十年的每個寒冬裏，這是馮驥才和愛人所最喜愛的了。自然而然地結成，簡單而又自在。馮驥才愛上了這樣的嚮往。那時候，他剛到天津的書畫社不久，但做業務員時，為書畫社帶來可觀的業務單；天天跑業務，遠離了同事間的猜忌是非，騎著自行車在街巷上，在不安的年代獲得了這樣的自由，更加彌足珍惜。

　　然而，現實狀況，仍衝擊著馮驥才。他嚮往自由的閱讀，只能在掩蓋下偷偷地完成願望，比如做一個《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封皮，把“封資修”的《復活》包裝和保護了起來。同時嚮往自由的表達，只能做“秘密寫作”，目的是記住自己在不安中的那些所聞、所見和所思，為了逃避抄家，還塞進過自行車的轱轆裏。突然一天，自行車被帶到了公安部門，儘管跟秘密不關，但仍增加了不安，趕緊把紙張掏出來，藏在家裏的各種墻洞。“文革”的第十年，唐山大地震將房間變成廢墟，馮驥才像“考古”一樣地尋找那些秘密紙張。

《無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 作者：馮驥才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8月

　　文化在凡人的生活細節裏

　　前半個月內，馮驥才先是在義大利，觀賞了那些推動過“文藝復興”的重要城鎮，回到國內，馬不停蹄到保定出席一個村落文化保護的會議。二十年來，民間文化遺産的拯救和保護一直是他工作精力的中心。

　　“義大利非常了不起，中世紀的古城還是那樣，全是那樣，街上的一塊石頭都沒有動。”在馮驥才的思想裏，文化不是一個毫不相干的“他者”，而是內化了的習慣、觀念與對美好生活的民間想像，已經“流淌在人們血液裏”。如果沒有這樣的文化自覺，就不清楚來自哪，以什麼樣的姿態，要前往何處。城市化的高速進展，從建築、街道到住宅樓的命名，都在衝擊著民間中國的文化記憶。馮驥才希望可以記住它們。

　　記住的方式，不止於民間遺産的守衛。普通人的生活細節，一直是他理解這片大地上的文化的路徑，《挑山工》《泥人張》《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這些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經被編入中小學語文課本的精悍作品，呈現了馮驥才理解的中國民間精神和文化。

　　這就是生活，而生活的細節是不會欺騙人的。細節因真實而在千百年來都獲得了普通人的傳承和讚美，在民謠裏，在號子裏。即便是那些宏大變遷的歷史，同樣刻度到了普通人的生活細節上，影響著他們的生存、思考和行動的方式。倒過來而言，經由他們的生活經歷和經驗，以公允的材料做出收集和整理，不偏不倚，同樣可以看見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歷史演變。生活細節承載了普通人長久以來，所接受的文化和行事方式，相較于宏大的制度範疇，更基礎，更持久。

　　穿虎頭鞋，舞獅耍龍，“跟對立的東西相親近，成為保護你或你孩子的東西，是中國特有的文化。”馮驥才將中國的民間文化同歐洲做比較。歐洲人習慣了把醜惡的東西當作是醜惡的，而這樣的“包容性”是中國才特有的文化，是“可愛的一面”。馮驥才説，在四樓的“大樹畫館”收藏了他多年來所致力整理的民間口頭文學，不遺餘力地守護那些祖先或前輩們的文化記憶和行事方式。普通人的生活態度都在這裡。

馮驥才自畫簡筆畫，《苦悶》。

　　文明的目的是幸福與尊嚴

　　起身走出會客廳，來到了四樓的“大樹畫館”。畫館的四個字，是好友冰心女士所題的，和許多文化思想界的友人一樣，她習慣喊“馮先生”。“先生”所內化了的意義與尊重，大概是在他們這一代人身上最明瞭不過了。

　　馮驥才繼續寫下自己的生活細節，所看到的，是強勢的年代和存在局限的自己。在1974年，因美術出版社的偶然機遇，馮驥才可以寫連環畫，儘管沒有稿費，卻能署名。但那本連環畫叫《渡口》是突出和宣揚階級鬥爭的戲劇。馮驥才感受到“我走錯了”，接下來的《義和拳》同樣如此，為了安全和刊登，就要用“文革”思維構思，但這些思維不是自己的，“我被異化了。”他不回避任何細節，以真實相遇“馮先生”。

　　那些不安的日夜終於離開了。“文革”結束，全國上下一片激昂。但馮驥才，希望能同時回到人本身做出嚴肅的反思，四十年來，他是那批最早做出嚴肅反思的，“我是這半個世紀的親歷者，這段歷史應該是我的個人史來見證。”

　　到了展覽櫃面前，馮驥才指著陳列，“這些口頭文學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現在做了兩期，加起來有十幾億字了。”這麼多年來，他放輕了自己的文學創作，而把精力和思考都投向了民間文化遺産的拯救與保護。

　　經歷了不安的年代，馮驥才更加關切文化。但重要的原因還不僅在此，到了新時期，經濟佔到了主導的位置，工業化和城市化在上世紀末以來，先後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衝擊了民間文化的記憶和載體。這樣一個被稱之為“功利”或“喧囂”的年代，改變了文化，也改變了普通人的境遇。

　　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已相容，但如果沒有回歸人本身，或許很難遠離被經濟化的可能。“到現在，也沒有把文明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享受文明才是最高級的享受。”五十年曆史在馮驥才的生活和思考細節裏，“政治也好，經濟也好，如果不是為了人，就不是好的政治，就不是好的經濟。”不同的年代，存在不同年代的局限，不安也好，功利也罷，但為了生活的幸福和尊嚴，讓“人”獲得重要的位置仍然是文明的內在目的。（文/ 羅東 新京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