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書籍情有獨鍾 藏書擺滿40個大書架

　　肖伊緋

　　文化名人大多喜好收藏書籍，比如南宋詞人週密積累舊書4萬卷，建藏書樓為“書種堂”、“志雅堂”、“浩然齋”等。近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哲學家胡適更是如此，他不收藏字畫、碑帖，也不收藏古玩，對書籍卻情有獨鍾。據説胡適的藏書擺滿了40個大書架，以線裝為主，中文書居多。當時北京琉璃廠有多家古籍書店，店主經常為胡適送貨到府，有時候胡適的朋友們也幫他收集一些舊籍。

　　由於歷史原因，胡適的藏書分置於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地，後世研究者與普通讀者都難以一窺全貌。不過，隨著三年前北京大學圖書館與臺灣胡適紀念館聯合編纂的《胡適藏書目錄》出版面世，皇皇四巨冊、300萬字的載錄規模，使胡適的藏書概貌，終於得以兩岸“合璧”，終可為世人較為充分的了解了。

　　但《胡適藏書目錄》所載錄的，大部分只是以文字描述的書籍基本特徵，如出版年代、出版社名稱、冊數、開本、館藏編號等，並無直觀形象的書籍圖像來一一對應展示。這對於有專業藏書癖好，希望深入研究胡適藏書者來説，無疑是有些許遺憾的。畢竟還是只能望書興嘆、空自懷想而已。幸好，前些日子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北大圖書館聯合舉辦了“胡適與北大”文獻展，將胡適遺留在大陸的部分藏書精選展出，從某種程度上彌補了《胡適藏書目錄》有文無圖的遺憾，為部分藏書愛好者及專業讀者提供了觀瞻這些珍貴藏書的難得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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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祖本”亮相

　　古本小説與“水經注”，曾是胡適的研究重點，也是其藏書的精品所在。此次展覽，就以這兩部分胡適藏書為重點，加以集中展示。可以看到，除了胡適隨身攜帶至臺灣珍藏的“脂批甲戌本”之外，《胡適藏書目錄》中列置的“紅學”版本悉數登場，“程甲本”與“東觀閣本”兩大《紅樓夢》早期刻本現身展場，大有艷壓群書之勢。

　　眾所週知，“程甲本”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和高鶚將《紅樓夢》前80回與後40回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來，書名定為《紅樓夢》，通稱“程甲本”。這是《紅樓夢》小説文本脫離抄本體系，獨立成為刻本流傳之始，“程甲本”就是目前通行的所有《紅樓夢》出版物的“祖本”。而“東觀閣本”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也是流傳最早的帶批註的翻刻本，在《紅樓夢》版本史和傳播史上都佔有特殊的地位。胡適當年珍藏的這兩部《紅樓夢》早期刻本，與其珍藏的那一部“脂批甲戌本”一道，為其開創“新紅學”奠定了文獻基礎，其歷史價值與研究價值都非同凡響。

　　其中，“程甲本”的前護頁上有胡適題記，稱“《紅樓夢》的版本之學可算是我提倡出來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難得，馬幼漁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贈送給我，我歡喜極了，故托北京松筠閣重加裝鑲，並記於此。胡適。十八、五、廿四、晨四時。”遙想1929年5月24日淩晨4時，胡適伏案在“程甲本”上寫下了上述題記，他當時的喜悅之情，可想而知。時年38歲的胡適，徹夜未眠，通宵讀“紅”的那份激動，敢於自稱首倡“紅學”的那份自信，都在這一頁題記中表露無遺。

　　胡適題記中提到的松筠閣，也是中國舊書業的“百年老店”。松筠閣創辦于清光緒年間，店主劉際唐去世後，松筠閣交其長子劉殿文經營。最初以經營線裝古籍圖書為主，後因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古籍生意慘澹。精明的劉殿文另辟蹊徑，將松筠閣轉為以專營雜誌為主的店舖。而胡適將“程甲本”交付松筠閣“重加裝鑲”之時，應當還在其轉型專營雜誌之前，這又為中國舊書業的一段歷史做了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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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撿漏《水滸傳》

　　在古本小説收藏與研究中，胡適還曾關注過《水滸傳》。此次展覽，亦有其所藏古本《水滸傳》入展。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出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版本稀見，與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傳世極為稀少。日本學者大內田三郎在其《水滸版本考》一文中，認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屬於該書初期版本，稱其“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此外，這一版本的《水滸傳》，海內外公私藏均無全本。

　　特別有意思的是，此次展出的胡適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首冊有胡適題記，還透露了他購藏此書的經歷，宛如一段“撿漏”小史，亦是一段書林掌故，頗可一讀。題記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廠肄雅堂看書，忽見此書，驚喜過望；店家不知寶貴，幾不取值，或者他還笑我傻哩！ 胡適。

　　“撿漏”是一句古玩界的行話，形象的體現在“撿”上，因為古玩界普遍認為撿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個“撿”來寓意它的難得，是極詼諧的表達，也是漢文化中調侃文化的形象化體現。而胡適則把“撿漏”用在了收購舊書上。顯然，胡適的專業眼光讓他在專營古籍的北京舊書店中如魚得水，“撿漏”的機遇大增。以至於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這樣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寶貴，幾不取值”，而得以撿得“大漏”。題記中提到的肄雅堂，與前邊提到的松筠閣，同是“百年老店”。肄雅堂是以裝裱修復碑帖、書籍、字畫著稱的一家百年老字號。它開設于清光緒年間，店主丁夢松(原名清喜，字子固，河北束鹿縣人)。該店與松筠閣等，于1950年代歸併入中國書店，繼續從事古籍購銷、整理出版與裝裱修復工作。胡適的這些藏書題記，都可為這些北京舊書業的“百年老店”做最為直接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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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倆均為《水經注》題記

　　再來看胡適所藏《水經注》版本。抗戰伊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繁忙工作之餘，因與國內學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討，對涉及《水經注》的諸多“學案”産生了濃厚的興趣，遂一發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胡適開啟了其十餘年的《水經注》專題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適所藏大量《水經注》版本，即是他這段學術生涯的直接見證。

　　明崇禎二年(1629)的古香齋刻本《水經注》，是胡適所藏《水經注》版本在大陸所遺存最早者，書前有題記稱其“在美國英國遍借不得”云云。清康熙年間項氏群玉書堂刻本《水經》，是沈兼士(中國語言文字學家，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有“北大三沈”之稱)贈送給胡適的，起因是胡適先到沈家看書，發現了此書“幾個奇特之點”，友人即慨然相贈，亦是書林嘉話。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經註釋》，是胡適為所藏《水經注》版本做題記字數最多的一種。題記中稱“這部沈大成校本，過錄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趙一清水經註釋之上，可説是雙璧。趙氏書初本已很難得了；沈大成用季滄韋何義門兩本校勘，又抄錄戴震早年校本，加上沈氏自己的校記，都可供考證資料。”胡適對這部書的版本之重視與研究之細緻，足見一斑。

　　還有一部“四庫全書”鈔本《水經註釋》，頗為特別，為《胡適藏書目錄》未收錄者。該鈔本封面有胡適的鋼筆題記，文曰：

　　殘存鈔四庫本趙氏水經註釋八冊，共存

　　卷二，河水二 卷三，河水三

　　卷四，河水四

　　卷七至卷八，濟水一二

　　卷十七至十九，渭水上中下

　　王重民先生用法幣五千六百元買了來送給我。

　　此本原是照四庫本鈔的，卷二三四，七八是原樣。余卷的首頁都是被書估換了半頁。

　　胡適

　　卅六，六，九日上午

　　此次展覽中，胡適在藏書封面上用鋼筆題記的並不多見，這也正體現著所謂“新派學人”藏書以實用為上，並不忌諱所謂藏書“品相”的觀念。另一方面，這部“四庫全書”鈔本《水經註釋》，竟未錄入《胡適藏書目錄》中，屬“錄外品”，這也讓觀者頗感意外。揣摩起來，可能是編目時該鈔本尚未入胡適藏書專庫，後來清查別庫時方才發現。這種情況並非偶然，乃歷史遺留問題，應當儘快徹查補正。

　　事實上，胡適遺留在中國大陸的藏書曾分藏三處，即北大圖書館、中國社科院與國家圖書館，這對系統整理胡適藏書一直就存在諸多不便。長期以來，除了明確評定為“善本”的圖書以及檔案文稿有專庫編號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未“提善”的胡適藏書曾被置於普通館藏書之列。曾一度出現過讀者借閱館藏普通書籍，一不小心就借到了胡適藏書的情況。當然，也正因為如此，這一部胡適藏書的“錄外品”才會悄然入展，讓觀者大飽眼福與拍案驚奇了。

　　清光緒十四年無錫薛氏刻本《水經注》，封面有胡適的硃筆題記“所謂全氏七校水經注初刻校改本”，這部版本胡適認為錯訛很多，從學術價值而言並不高，但這一藏本的特別之處乃是因其還曾遞藏于胡適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該書牌記頁有胡思杜題記：“民國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過錄一遍。”這説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閱讀並抄錄過該書。而此時，胡適早已飛赴美國，而胡思杜堅持留在中國大陸，父子兩人就此天涯兩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當時身在美國，之後轉赴臺灣的胡適，根本不可能知曉，他的兒子正在閱讀並抄錄他的藏書。或許，這本《水經注》上的父子二人題記，就是他們最後的筆墨神交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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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轉贈《尊聞錄》

　　展覽中還有一冊蔡元培轉贈胡適的《尊聞錄》，格外引人注目。《尊聞錄》是熊十力的語錄體著述，收錄其九十九段談話和三十通函札，約五萬言，于1930年10月自費印行一百五十冊，分贈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覽中的這一冊《尊聞錄》，封面上有蔡元培親筆題詞，曰：“熊十力先生屬轉贈胡適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書中還夾有一通蔡元培寫給胡適的信札，信文轉錄如下：“適之先生大鑒：承賜大蟹，拜領，謝謝。昨忘將遊案兩件奉上，今補奉，乞便中交與中公總務處。熊子英屬轉奉尊聞錄一冊，請詹存。專此並祝早安。弟元培，十一月六日”。

　　這一冊蔡元培轉贈胡適的熊十力所著《尊聞錄》，《胡適藏書目錄》上失載；而書中所夾蔡函，《蔡元培全集》亦失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亦未載，《胡適日記》中也未提及，可謂一書引出多般“佚文”與“逸聞”來了。

　　查《胡適日記》可知，蔡函寫成的前一天，1930年11月5日，胡適已從北京奔赴上海有一週時間，當時正與蔡元培密切磋商關於中國公學新任校長人選事宜。此外，因馬君武任校長期間引發各種糾紛，蔡、胡二人也正在為其“善後”。譬如中國公學曾租遊伯麓的房子為上海校舍，定約五年，但馬君武倡建新宿舍，故僅租一年。遊氏要求校方賠償毀約損失，久未得應，遂告上法庭。《胡適日記》中提到的“蔡先生今早九時把狀子傳票送來，托我代表他去了此事”，即指此事；而蔡函中的“遊案”也應即指此事的相關案卷。

　　蔡函應當寫于1930年11月6日晨，夾在《尊聞錄》書中，不是以郵寄形式，而是以便條形式遞至胡適寓所的。可能胡適對《尊聞錄》的內容不十分重視，這從他的日記未曾提及，也未因此事與蔡元培、熊十力有過通信，書中甚至也沒有鈐蓋藏書印鑒等細節可以揣摩得到。或許，胡適拿到此書後，蔡函便一直夾在書中，未曾取出；所以導致後世研究者在整理輯錄《蔡元培全集》、《胡適來往書信選》時無從察知，且《胡適藏書目錄》編印之際，該書可能也未納入胡適藏書專庫編號存放，所以沒有錄入。

　　蔡元培為人嚴謹，對熊十力囑其轉贈著述事，確實一一交辦；除卻這封看似“孤證”的蔡函之外，還有相關史料可以查證。1930年11月24日，在致《尊聞錄》的整理者、熊十力弟子張立民的復信中，蔡明確提到“承寄《尊聞錄》四本，除自領一本外，余均照十力先生所屬分別轉致。”(詳參《蔡元培全集》第十二卷)由此可知，熊十力確有囑託蔡元培轉贈《尊聞錄》一事，前述種種“佚文”與“逸聞”本有所自，只是年代確已久遠，細節還須細看。

　　除胡適藏書之外，此次展覽還選入了一批包括沈從文、徐志摩、鄭振鐸、鄧廣銘等知名學者在內的，與胡適相關的簽贈本、往來信札等參展，更有胡適抄錄的徐志摩日記殘稿等等，真是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接。在展場中漫步一圈、粗看一遍，就仿佛20世紀上半段的半部新文化史、新文學史皆在此中靜默存照了。

　　展場入口處，布展方特意將胡適抄錄徐志摩詩集的手跡印于布幅之上，懸于通道兩側，上面分別寫著：“你已飛度萬重的山頭”，“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應當説，這樣的表達方式，對這個展覽的主題非常契合。或許，這樣的話語抒寫，既可以看作是百年前胡適與新青年們的自我期許，也是百年後讀者重新看待胡適及新文化運動的應有視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