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平民儒學：含有啟蒙色彩的因子

　　平民儒學意在解決普通民眾精神世界和價值信仰重建的問題,這對我們當下的社會現實具有強烈的參照意義。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門下富有個性的學生王艮,開創出富有平民性特徵的“泰州學派”,在思想史上影響深遠。儘管從黃宗羲《明儒學案》對其的記述來看,“泰州學派”的成員紛繁複雜,但最令這一學派閃爍光彩的卻是其中的主流——平民儒者一係。他們的出身有灶丁、陶工、樵夫、農民、商人、底層教育官員和到處講學的平民知識者。他們是民國袁承業所説的那些“士、庶、樵、陶、農、吏”之徒,是真正的平民儒者。有學者甚至將泰州學派的思想實質直接概括為“以解決平民大眾的生命問題為主旨的儒家學説”。

　　就總體而言,孔子開創的儒學“有教無類”,本身就是具有平民性的。但明代的泰州學派卻是平民儒學最突出的代表。

　　將泰州學派王艮及其後學的思想與“平民”相聯繫,在較早的文獻中,應屬民國期間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他稱“王艮一派的思想,是極端平民化和極端的實踐派。”之前有人將這一派思想稱作“王學左派”或“民間派儒學”。其中嵇文甫先生所命名的“王學左派”影響比較大,島田虔次等許多日本學者也習慣於以此稱呼泰州學派。上個世紀50年代,侯外廬先生領導他的思想史研究集體,撰著《中國思想史》第4卷時,涉及到王艮一脈的思想,用的更多是“人民性”這樣的詞彙。這説明侯外廬等人充分注意到了王艮一派思想的“平民性”特徵。到20世紀80年代,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持編寫《宋明理學史》時,有關王艮思想章節的撰述者黃宣民先生,已十分注意從平民角度研究和闡述泰州王學。黃宣民指明,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是以“百姓”為本,他的良知學説,“多少反映了平民的要求和特點”,“王艮開創泰州學派,首先著眼于平民教育”。之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黃宣民先生在組織《中國儒學發展史》的研究與撰述過程中,首先提出應明確標舉出“平民儒學”,以此來概括泰州學派的主流。這期間,他與陳寒鳴對“平民儒學”進行了初步的歸納與界定。在此基礎上,黃宣民在諸多學術會議上,與李澤厚等學術界人士就此廣泛交流,“平民儒學”的提法被普遍認可。

　　平民儒學並非是泰州學派所專屬,就總體而言,孔子開創的儒學“有教無類”,本身就是具有平民性的。但明代的泰州學派卻是平民儒學最突出的代表。正是泰州學派突出的平民性特徵,啟示了“平民儒學”概念的出現。黃宣民解釋“平民儒學”説:大體上説,平民儒學是與官方儒學、縉紳儒學以及經生文士的章句儒學(亦可稱為應試儒學)對應而言的,無論其思想與學風都有鮮明的平民色彩。黃宣民將泰州學派平民儒學的特點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傳道對象大眾化；二是儒學理論簡易化與儒學經典通俗化；三是心性自然論；四是傳道活動神秘化；五是社會理想道德化。陳寒鳴也將平民儒學的特色概括為五個方面:其一,拋開傳注,任意解釋經典；其二,打破封建士大夫對文化的壟斷,強調學術的平民性,將學術、文化社會化與普及化；其三,平民儒者依據對現實社會生活的深刻體驗,以平民利益為出發點闡述其思想主張；其四,重視道德,講求倫理；其五,無論是思想內容,或者是授學、傳道方式,平民儒學都具有明顯的宗教色彩。

　　平民儒學反映的是平民階層的精神和利益訴求,但卻無法擺脫與儒學主要載體——士大夫精英階層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平民儒學”的稱謂本身,就顯示出了平民儒學的兩重性。一方面,它是“平民”的,這種儒學是基於農、工、商賈、底層賤民等平民階層生活與利益而生發出的思想,故其與官方士大夫儒學有所區別；另一方面,它又是“儒學”的,而儒學的主要載體是士大夫精英階層,所以它又與士大夫儒學有同質性。毋庸置疑,平民儒學的兩重性是存在深刻矛盾的。

　　作為平民,他們有著所生活的那個階層的精神和利益訴求,他們觀察和思考自己的生活,並將之提升到“道”的層面,予以肯認。他們的思考與訴求表明瞭他們在主體方面的某種覺醒,具有一定程度的啟蒙性質；然而他們同時又作為儒學的承載者,因此,他們無法擺脫與士大夫精英主流階層千絲萬縷的聯繫。日本學者島田虔次曾論説道:“在舊中國,本義上的社會,是士大夫的社會,庶民從原理上來説不過是欠缺狀態的士大夫,是不完全的士大夫,或者説是士大夫的周邊現象而已。心學即使在被説成是開放的、革新的場合,也不能馬上以此來作為庶民意識的自覺表現、庶民原理的自覺表白。”在這個角度,平民儒者階層的尷尬是明顯的。其尷尬在於,儒家對人生的理想設計,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修、齊、治、平,即入仕參政的道路。而平民儒者們要麼一直堅持著自身的平民身份,要麼雖出身諸生而最終放棄科舉的道路,表現為對入仕參政之路的厭棄與抗拒。

　　站在儒學立場,平民儒者對儒學價值的認同,意味著他們與士大夫之儒的無限趨近,如上文島田虔次所言“是不完全的士大夫”,士大夫之儒並不排斥他們,相關文獻當中平民儒者與士大夫儒者們的廣泛交往也能説明這個問題；而站在平民立場,他們行事高調、無所顧忌、勇於實踐的風格,尤其是帶有平民啟蒙色彩的講學活動,又使士大夫之儒感到不安、焦慮甚至發展到排斥、打擊。應該説,平民儒學的這種尷尬與矛盾是始終伴隨著他們的實踐的。因之,就泰州學派平民儒學來説,其形成和發展乃至消亡的過程,從某種程度上講,可以看作是平民儒學兩重性內在矛盾的展開、激化、消弭的過程。泰州學派平民儒學的政治文化特徵,始終與這個兩重性內在矛盾緊密聯繫著。

　　就平民儒者作為被統治階級的平民階層身份而言,泰州學派平民儒學似乎體現著傳統政治文化的亞文化狀態。王榮科論述被統治階級的政治亞文化狀態時,分析説:“被統治階級都處於社會下層,社會地位低下,都受到統治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因而在政治心理上具有共同的傾向與要求。但被統治階級內的不同階層與不同社會職業集團之間,社會地位與利益上的差異,又使得他們在政治心理上各具自己的特殊性。比如對待政治權力,在封建專制社會裏,被統治階級對政治權力都具有既畏懼又崇拜的二元政治心理情結。之所以畏懼,顯然是因為政治權力隨時可能侵害其利益；之所以崇拜,則是渴望得到政治權力的保護,更希望得到政治權力來改變自己的地位和命運。”作為對被統治階級政治亞文化狀態的總體概括,這種“即畏懼又崇拜的二元政治心理情結”是有道理的。平民儒者雖然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但他們仍用道德關懷與平民教育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政治熱情。如上文所言,泰州學派平民儒學在政治亞文化狀態上的這種特殊性,還是由平民儒學的兩重性內在矛盾所決定的。由此可知,被統治階級的政治亞文化的研究仍有著巨大的可深入發展空間。

　　傳統社會文化背景下出現的平民階層,生活在小農自然經濟生産方式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的主體是以農民為主的傳統平民,畢竟不同於近代以來以無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為代表的現代平民。誠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農民總歸是農民,農民的生活條件時時刻刻影響著農民。”

　　儘管在晚明時代泰州學派平民儒學中出現了可喜的啟蒙根芽,但它卻不可能對傳統政治文化的變遷有本質性的突破。相反,它很快湮沒于傳統政治文化的滾滾風沙之中。

　　平民儒學的內容中含有啟蒙色彩的因子,對於促進平民階層的主體覺醒和精神世界、價值信仰重建,具有極高的價值。

　　泰州學派平民儒學分別在民國及改革開放以來,再次被提及並逐漸受到重視,與在現、當代歷史條件下,文化啟蒙的背景潮流中,平民儒學價值的進一步闡揚和再認識有關。平民儒學的內容中含有啟蒙色彩的因子,對於促進平民階層的主體覺醒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平民階層重新認識與挖掘日常生活的意義,重建廣大民眾的精神世界,具有極高的價值。

　　例如,王艮在他著名的“淮南格物”説中,將《大學》中“格物”的宗旨落實到“安身”之上,“身”是本,而“天下國家”是末,因而“身”具有衡量標準的意義。他説:“格,如格式之格,即後挈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這種解釋是之前沒有的,意味著平民儒者的主體覺醒。還有學者認為:“王艮一改過去的種種訓釋,創造性地把‘格物’的宗旨解釋為‘安身’,使‘格物’與每一個人的生命、生活緊緊聯繫起來,而不僅僅是少數聖賢追求者的活動。”由此,在王艮那裏,“愚夫愚婦”們的“身”作為社會政治主體的挺立,初見端倪,並且具有明確的實踐指向。因為作為個體的“身”其重要性不僅在道德生活領域,更顯現在政治生活領域。這意味著,王艮及其後學們的主體意識亦開始成長,儘管實質上還只是一種道德主體意識,但表現出某種政治主體色彩。這無疑是具有明顯的啟蒙色彩的。

　　概而言之,啟蒙因子滲透在平民儒學的主要內容之中。除了上文所説的“淮南格物”説和“安身”、“保身”説對生命的主體認知,還有“百姓日用即道”對平民生活意義的理論認定；自然人性論對“人欲”的肯定；立基於道德實踐,高揚“朋友”一倫的平等思想,以及鼓倡“大成師道”的平民教育主張等。這也是平民儒學經常被學者們大加褒讚的地方。

　　以王艮為首的平民儒者因此而抱有“道”的激情,具有英雄般的自負,舉止和那些動輒在套子中夾手夾腳的士大夫階層截然不同,行事高調而狂放,顏鈞、何心隱等後學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這裡有個人性格因素在起作用,但不能不説是平民儒者主體的覺醒與成長帶來的後果。他們的政治理想也是這種“道”的激情與主體(階層意識)覺醒的産物。其政治理想中有強烈的道德理想主義情懷,同時又明確表達出平民階層利益訴求。這在主體精神張揚的時代,具有多麼巨大的示範意義。

　　啟蒙沒有止境,平民儒者主體性成長的思想資源,對於當下社會建設中公民主體性的成長,對於普通民眾精神世界的重建亦具有鼓舞與參照意義。平民儒學給我們的啟示是,解決了主體成長與價值信仰的問題,饒是最平凡不過的草根階層生活,依然可以過得格調非凡、意義重大,充實而有光輝。

　　□　賈乾初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威海)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