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臧棣：如何評價顧城是一個考驗

　　自1993年顧城殺妻、自殺至今已經20年。20年裏，關於他的詩歌、人格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到底如何客觀評價顧城的詩藝及其與中國當下詩歌的關係，近日，記者獨家專訪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臧棣——

　　用純凈對抗骯髒

　　羊城晚報：顧城的詩歌您都喜歡哪些？

　　臧棣：早期的像《白夜》、《頌歌世界》，後期的像《墓床》、《鬼進城》。他的詩還是有一個早期和晚期的區別，但是有些詩，比如那種寫真性的、孩子性身份的詩則沒有變化，很浪漫的、注重內心體驗的詩沒有變化，而偏重於純粹想像的詩則有變化。我特別想説《頌歌世界》是他的代表作，同時也可以看成整個80年代的代表作，是中國新詩史裏的一個里程碑似的作品，現在對他作品的解讀還遠遠不夠。

　　羊城晚報：顧城的詩對整個80年代的詩壇，以及整個中國那個時代的精神建構，有什麼影響？

　　臧棣：我覺得他是那一代詩人中，唯一能寫出生命感覺的，同時代的很多詩人都沒有觸及到那個層面。還有對這種感覺的一種內省，和某種程度上的疑慮和省察。

　　此外就是一種純粹的內心體驗，因為當時很多詩人都在描寫一些社會重大題材，他雖然也寫過重慶紅衛兵墓地的詩，但是更多他偏重於語言上的想像。

　　其實80年代很矛盾，整個中國詩歌關注的都是比較複雜、綜合的東西，人們會把很透明的東西看成現實主義的想像、浪漫主義的衣缽。所以顧城對很多人都有一定的影響，他們覺得顧城是在寫經歷了“文革”以後對人與人之間緊張關係的厭倦，他用他的純凈在反諷，因此就很喜歡他這種純凈的東西。但是，很多人也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認為顧城的這種純凈和現實相脫離，覺得他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包括現在還有人這樣評論。我覺得他是有這一方面，但是有待於重新認識挖掘。

　　他為什麼拒絕長大？我覺得是他經歷過特殊的“文革”歷史，所以對社會中很多東西有拒斥，他不想接觸這些東西，想回到很純凈的、獨立自主的精神世界中去。用對那個東西的沉浸來對抗、疏離現實世界中的那種專斷，以及人與人之間複雜的、骯髒的東西。

　　對世界須有更深的悲憫

　　羊城晚報：顧城殺妻、自殺後，您第一時間什麼反應？

　　臧棣：非常震驚，因為顧城是一個很追求純粹的詩人，這麼純粹的詩人怎麼會幹這種殘暴的事？所以大概七八年不讀他的東西。我覺得一個詩人要自己有承擔，遇到再大的問題你可以自殺，但是不能結束別人的生命。

　　我覺得顧城殺妻、自殺事件是對當代詩歌批評界的一個考驗，怎樣去理解這個事情，是對批評智慧的考驗。怎麼去協調他的詩歌和他所做的這個事件之間的關係，怎麼放到一個批評的方向中去解釋，我們現在還都沒有做好。

　　羊城晚報：他是一個人格分裂的人嗎？

　　臧棣：我倒恰恰不覺得他人格分裂，我感覺他對生命太認真了。他受到過很多痛苦，比如女人的背叛，我也經歷過很多次，追求女孩子被背叛得很慘，我也很認真，但我能承受。但他就覺得這個東西不能容忍，可是他自己又背叛過。

　　我覺得對顧城最好的理解就是，該怎麼講他的詩，就怎樣講他的詩，該怎麼講他的人，也怎麼講他的人。顧城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人，對生命的美要求太純粹了，這很可怕。過度要求純粹就會催生暴力，最後就會變態。

　　羊城晚報：其實“文革”的時候，也有這種東西，不過這些不正是顧城所反對的嗎？

　　臧棣：這就又陷入了一種矛盾。你看北島也是，他也經常用“文革”的手段反“文革”，動用陰謀、陽謀那種方式，我覺得都不好。

　　羊城晚報：您是不是認為顧城死後，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臧棣：我覺得是一個過程，他們那個時代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經終結了，顧城為那個時代的終結又添了一個助燃劑。

　　我在90年代初看他新作品的時候，就有一個江郎才盡的感覺。我覺得顧城的創作走不長，包括海子的創作也走不長，就是他們自我生長能力太弱，他們對世界的理解經常缺乏一種建構能力。他對世界經常是一種觀念的東西，要求世界很純粹，理解很觀念化。

　　如果成為大詩人、作家，還要有一層更深的對世界自我包容的能力，還要有一些憐憫。比如契訶夫，雖然很悲觀，但是還是有憐憫，他覺得人雖然很猥瑣、自私醜陋，但是還是有閃光之處。顧城和海子語言天賦都很高，但是他們的詩真寫不長，他們只能寫出讓人覺得很優異的作品。

　　“無用”的詩將永遠存在

　　羊城晚報：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一個群星閃耀的年代，您懷念那個年代嗎？

　　臧棣：我覺得那個時代不太好。大家對詩歌狂熱是因為我們沒有生活的空間，所有的生活、工作都是被安排好的，那時其實處在一個極端的社會文化結構上，詩歌的繁榮是在那個環境裏面産生的一個虛假現象。那時候沒有別的生活，各種各樣的人都借助文學來談事情，都借詩歌來宣泄，要求思想解放，要求社會有更多的空間。

　　羊城晚報：詩歌現在沒落了嗎？像梁曉斌這樣的詩人現在活得也很慘。

　　臧棣：我覺得詩歌沒有沒落，你到網上、微博上看看，寫詩的力量還是很強大。很多人説詩歌沒落了，那可能是現代社會更注重人的多層次發展，它和古代的那種以高雅文化為中心，注重用詩歌來建構自己的社會文化體制是不一樣的。現代人們對詩歌的需求，只是你生命中的一個層次，更可能是秘密的層次，可是古代都是透明的。但是如果我們從絕對創作主體數量的角度來看，人數還是挺大的。

　　再説詩人，我覺得梁曉斌不慘，這個問題要看你怎麼看。他短短幾天捐款就超過一百萬元，説明人們對詩人還是有關注的，如果詩歌完全邊緣化，不知道他是誰，就不會捐了。

　　羊城晚報：詩歌能肩負什麼嗎？

　　臧棣：這個問題爭論很大。我們現在詩歌觀念裏面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就是説“詩是無用的”，像奧登的説法。其實相對於社會那種急功近利的角度來説，比如能不能賺錢，養活自己，詩確實是無用的，他沒有現實的公用性，這也是詩很尷尬的地方。

　　但是人類社會生活中，天生就有詩這根弦，比如對詩意的嚮往，對詩性的那種天生的欲求，這都是根植于生命中的一種東西。不管用什麼表達，詩意的自我建構能力永遠都存在於人的自我建構當中，這個東西永遠都不會喪失，如果喪失了，人也就無趣了，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詩永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