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資中筠：西學中源説我們都不相信

　　資中筠在首發現場。

　　1958年與資中筠在布拉格郊外。

　　1991年11月，陳樂民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作關於歐洲與中國的演講。

　　陳樂民筆記手稿。

　　“上個月27日，是陳樂民去世5週年的忌日。孔子講，逝者如斯，不捨晝夜。時光過得非常快，有些東西過去了，有些思想可以留下。”上週六在《陳樂民文集》首發式上，資中筠引用孔子的話表達對亡夫的思念。

　　由三聯書店推出的陳樂民作品集分為文集、專著兩個部分共計9冊，率先出版的是文集中的《在中西之間》，該書是作者的自述與回憶。在陳樂民2004年為本書寫的題記裏面，他説“昨夜星辰昨夜風，過去的都過去了。幸好有些值得一記的東西，還可以在記憶中尋覓到……”他自己説，這本不算厚的書裏，寫的是自己人生的三段時光：大學畢業前讀書；青年和中年當“民間外交”的國家“小公務員”和進入老年，此外他還加入了在國外的片段和回憶。

　　首發式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説：“現在我有一點擔心，我覺得我們現在包括很多年輕學生，就覺得現在是中國創造歷史、創造新時代的時候了，對於很多異族的，他國的，包括西方明顯比我們進步發達的東西是不屑一顧，甚至是採取一種非常讓人擔心的態度。”

　　王逸舟是在發言時回顧陳樂民的思想時提到的這個問題。他稱在陳樂民的作品和平常言談中，對中西之別有很多精彩的、不同於時下的看法。“他當然看得很清楚，就是‘中’和‘西’有什麼不同。陳先生特別反對把中國所謂的國學，或者我們現在所説的新儒家看成和西方完全對立或者是能夠簡單的取代的東西，他強調‘中’和‘西’實際上是通的，中西之別很多時候是人為的。”王逸舟認為，陳樂民和馮友蘭都能既看到中學的優秀獨到之處，也能看到中學和西學間的內在可溝通性。接著他就提出了自己的擔心，他擔心現在年輕學生對西方的東西不屑一顧，“陳先生是非常溫潤、非常冷靜地來看待中西之別。”

　　除了對今天的年輕學生提出自己的意見，王逸舟也評價了今天的老師。“我們現在當老師，説起來也是為人師表，其實真的是慚愧，很多是工匠式的、機械式的，教學大綱式的去灌輸。”他很懷念當年陳樂民大儒一樣的豐富精神。“對於學生，今天的年輕人，我想到他們可能也有些可憐，就是今天他們很難有那種機會，像當年我們那樣跟陳先生在一起。”

　　■ 回憶陳樂民

　　王逸舟：在陳先生家得到精神慰藉

　　我是在90年代初期國際關係禁止探討的時候，被迫地去學習和研究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我那個時候感覺冷暖兩重天。書記説你不能寫東西了，你只能是翻譯。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講，唯一讓我感覺溫暖的就是到陳先生家去。我記得在那個衚同裏面，陳先生、資先生我們幾個人，包括其他幾個朋友，我們是常客，經常蹭飯的。但是我覺得蹭個飯，吃個麵條是次要的，就是你感到精神上的慰藉。特殊的寒冷之後，年輕的學者渴望思想之光，渴望人生下一段的燈塔的時候，陳先生、資先生家裏的氛圍真的是讓我一輩子都難以忘懷的。我覺得陳先生是這樣，你平常看上去他是那種特別疾惡如仇，但是他對於我們這樣很困惑的年輕人，他是充滿了熱情，而且是充滿了溝通的心。現在過了20年，我也快小60了，但是我覺得人生最溫暖的就是九二、九三、九四那幾年，去陳先生家，去資老師家。那個故事是最有溫度的，最寒冷的時候，他帶來了思想，帶來了知識。

　　雷頤：他沒想像中那麼洋

　　我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就認識了資老師和陳老師。我們住得很近，他在我斜對面的一個衚同，經常向他們請教。他家有一個小小的聚會，不定期地請一些人去，有歲數大的，有年輕的。我也是常常有幸被邀請。以後熟了之後，他不請我就自己去了，因為很近。或者向他們請教，問點什麼問題，有什麼困惑。他跟我談過他的經歷，1958年、1959年他們回來，聽説國內有大饑荒，他們就覺得國內居民在受災難，他們不能在國外吃奶油，吃麵包，主動要求回國。到了農村，他看了農村餓的樣子，包括他自己餓得有一次昏過去了，一下子倒在一個溝裏了。溝裏還有水，如果不是有人把他拉上來他就被淹了。在那個時候他有了他的女兒。陳先生那麼洋派的人，他女兒的名字很土，叫陳豐，豐收的豐。他説為什麼？資老師生女兒的時候陳先生還在農村，跟農民講，農民也挺高興，就説起什麼名字，那個時候農民就是饑餓，説叫滿屯、滿倉，最大的願望就是這個。後來想想，就是盼豐收，就來一個陳豐吧，實際上這也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我去陳先生家裏資先生有幾次都在彈鋼琴，而陳先生往往是在寫毛筆字。這個我覺得很意外。我想學外語的50年代沒有幾個人出國，他們長期在維也納呆著，印象當中應該是非常洋派的人，結果我發現他這方面還挺土。他不用電腦，資先生很早就用電腦了，而陳先生不用。

　　資中筠：在學術上與他最知音

　　我對陳樂民應該説是最了解的，最近我接受過一個雜誌的採訪，最後記者問我一個問題，“在你的熟人和朋友圈子裏面，在學術上最契合的，或者説最知音的，請你舉出一個人來。”我想了半天，我説還是陳樂民。

　　我體會到陳樂民在文化上，可以説在品味上很不喜歡美國。他去訪問了美國一次，看了人家認為非常引以自豪的華盛頓的大教堂。他給我寫一封信，他説歐洲人在本土再也造不出這麼粗糙的東西，他對美國的文化就是這麼一個看法。但是他在現代化的進程裏面，在世界的發展裏面，他又深信是歐洲靠了美國，而不是美國靠了歐洲。就是説整個的世界發展的趨勢還是歐洲向美國靠攏，東方向西方靠攏，而不是倒過來。對於中國文化他就更加是這樣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之深就不用提了，而且他的審美文化也是這樣。在現代化的進程，在很理性地講這個世界發展的趨勢的時候，他是被認為是西化觀點的，甚至有人扣他一個西方中心論的帽子。這是兩種在感情、審美和理性這個方面的一種矛盾，在他身上是非常明顯的。

　　他傳統文化的修養，或者舊學根底比我還多一些。我現在越來越有點返祖現象了，我所能夠調動的，一切我想到的什麼典故、文字、成語，要寫東西一定都是中國的。我很少説著話就加一句英文，或者是寫東西來一點外文。另外，我真正的底子還是中國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從制度來講，從現代化的進程來講，又覺得純粹的中國傳統文化是走不到現代化的，這個也是我們一個非常堅定的信念。所以陳樂民常常説，中國像一個易拉罐，不是説自己自然而然就生成現代化，要沒有外力把它打開的話，新的東西不進來的話，自然而然的現代化是走不成功的。這一點也是我們共同的一個想法。所以對於所謂古已有之，西學中源説，這個我們都是不相信的。(記者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