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黃堯天》(北岳文藝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是喬忠延新近創作的一部長篇歷史小說,以距今4500年前的原始部落生活為背景,講述王子放勳從唐侯到堯帝的歷史過程,其中對上古時期的民風民情,如攔魂、獵頭、祭天、佔卜、撈膽、殉葬等場景,均有細致的刻畫和詩意的描繪。當然,最為令人稱道的還是,喬忠延憑借有限的史料和考古發現,對放勳帶領眾人觀天象、定歷法,一心為民謀福利,並得到天下擁戴等一係列故事的生動演繹。讀來驚心動魄、蕩氣回腸!
在當今歷史小說創作領域,喬忠延無疑是一位“敢為天下先”的作家,他的《蒼黃堯天》讓我們的耳畔清晰地響起先祖那艱辛而又漫長的腳步聲……
記者:據我所知,歷史小說寫作方面,像《蒼黃堯天》這樣反映上古時期我們祖先生活的作品,幾乎是沒有的,您為什麼要選擇這個相對比較難把握的題材呢?
喬忠延:上古時期對我們來說已是一個很遙遠的年代,因為缺少完整的文字記載,曾被史學家定位于傳說時代,或史前時代。在華夏兒女的心靈中,帝堯是仁愛智慧的化身。我生在堯都,長在堯都,又致力于堯文化研究20余載,對帝堯的業績,以及那個時候的社會形態有所了解。我又有30余年的寫作體驗,因而接近那個年代,還原先祖的真實面貌,並從原始野蠻的生存環境中發掘塵封的文明華光,讓當代人了解我們祖先的風雨歷程,以他們古樸稚真的精神,滌濾當今浮躁的心靈,是我想盡的一點綿薄之力。這樣便啟動了《蒼黃堯天》的寫作。
記者:書名“蒼黃堯天”,給人一種視覺上和審美上的雄闊感,起這個名字時,您是否經過了一番斟酌?
喬忠延:起這個書名首先得益于堯天舜日的啟示。為何國人向往堯天舜日?其中的原由很多,關鍵的一點在于帝堯帶領先民觀天測時,揭示了上蒼的秘密,人們將之看得像上天一樣神聖。蒼黃是講變化,將蒼黃與堯天連接,一是說帝堯和先民觀測把握變化莫測的天象,二是指主理天下的大王由先王、帝摯到帝堯的變化。可以說找到這個書名,為我的寫作樹起了路標。
記者:羲仲說,種莊稼靠人,人要管地,還要懂得天神的脾氣,我理解,這就是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那麼您是怎樣理解人和自然的關係的?小說中有何體現?
喬忠延:天地人合一,是農耕文明的核心精神,也是堯文化的意義所在。那個時候,人類的文明程度很低,對自然充滿了敬畏,更沒有像當代人狂妄到要改造自然的地步。他們生活在一個看似落後的時期,恰恰是在蒙昧中啟動初始文明的時段。他們是在恭謹地適應自然,認識自然,進而適度地駕馭自然,為自己創造一個生存的良好空間。《蒼黃堯天》以此為情節主線,編織故事,讓唐爺和羲仲分別代表新舊思想,發生衝突,展現人類文明進程的坎坷艱難。
記者:我感覺,放勳的兄長摯當了大王後,對放勳的迫害那一部分很是扣人心弦,而放勳卻好像始終沒有注意到迫在眉睫的危險,這是不是有些將人物神化了?您認為是什麼讓摯失去天下,讓堯取而代之?
喬忠延:整部小說我不想寫什麼好人、壞人,更不想寫神人。摯和堯的動機幾乎相似,都是要安定天下。發生衝突的原因在于思維方式迥異,摯要通過強權安天下,堯以為民造福安天下。甚至,堯保護殉人和後羿的做派顯示的不是明智,而是倔強,倔強的簡直有些愚蠢。後來摯失去天下,讓堯取而代之的關鍵是民心。古人雲,得民心者得天下,誠如也。
記者:後羿射日的傳說我們都耳熟能詳,小說中卻有另一種說法,說是後羿跟人比箭,射滅了十條狗尾巴上的火團,就像射了十個日頭,唐侯又逗趣說“要是真射日頭,你可得留一個”,這應該是您藝術的想象吧?
喬忠延:不錯,這是想象,是我在努力還原一個真實的時代。我認為不少世事在人們口口相傳的過程中都被神化了,比如女媧補天。女媧真會補天?肯定不會。既然不會,那為何會有神話女媧補天?穿透歲月的迷霧,我以為是女媧在補透天的那塊屋頂。看來,神話都不會是無源之水。因為後羿射日的神話在帝堯那個時期,我便試圖將之還原,也讓後羿走下神壇,成為歷史人物。
記者:您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堯文化研究專家,您如何看待陶寺遺址?這里的考古發現對這部小說寫作有什麼幫助?
喬忠延:陶寺遺址在中國考古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其價值在于實證了帝堯時期的存在,因而成為中華探源工程的著力點。該遺址屬于龍山文化晚期,即堯舜禹時代。在我眼里,陶寺遺址有三個階段的重要發現:一是墓葬中的陪葬品透遞出了階級分化,及國家生成的因素;二是城址的發現,使都城的說法不再懸浮在虛空,堯都也就可以鼎足于世;三是觀象臺的發現使《尚書·堯典》關于帝堯觀天測時的記載真實可靠。于是,我塑造羲仲這個人物有了底氣,讓帝堯與之並肩作為給小說注入活力。不僅大的事件據此出發,即使小的用具、場景也由此生發想象。可以說,考古發現是這部小說飛翔的起點。
(吳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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