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更樂于看到小說角色“出逃”

　　小說家究竟是如何設計筆下人物走向的？ 作家嚴歌苓日前攜最新散文集 《非洲手記》 來滬，無論是在上海圖書館與評論家陳思和對話，還是在上海書城與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楊揚對談，臺下讀者的好奇心都指向了上述這個提問。

　　出乎意料的是，比起“控制”小說角色，嚴歌苓更樂于看到角色的“出逃”。她直言，自己寫小說最興奮的瞬間，就是發現人物脫離作者意志，沿著自己的邏輯和軌跡前行的那一刻。

　　“有些情節和人物言行是安排規劃不出來的。因此，角色的“逃離”，有時意味著故事本身發酵夠了，更強大、完整的小說世界被大量細節搭建出來，這往往帶給我意外的驚喜。”她如是描述創作心路。在評論界看來，嚴歌苓小說敘事風格的傳奇色彩，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人物柳暗花明的命運走向。陳思和評價說，嚴歌苓小說最吸引他的特質就是，“故事一直不停處于反轉當中，人物塑造常常挑戰了讀者認知的慣性，予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但仔細想想又頗具合理性，足見作家對人性的洞悉和把握”。

　　嚴歌苓至今創作出20多部長篇小說，且大多被改編成影視劇。這份市場吸引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嚴歌苓小說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生活本身是足夠精彩、出人意料的，有時候小說家絞盡腦汁創造意外，但處理不慎或小說敘事技巧不到位，反而會弄巧成拙，‘辜負’了生活百轉千回的衝突元素。”她說，小說家在塑造人物時需要大量細節，讓豐富、可信的細節充盈在故事里，哪怕人物偏離了預設路線甚至站到了路線的反面，都呈現了故事最自然的生長，反而會點燃小說的高潮，讓小說變得搖曳多姿起來。

　　但駕馭角色的“逃離”，也意味著作家必須有扎實的生活積累，有足夠可信的細節支撐，讓讀者不由自主地關心起人物的命運走向。“其實，再離奇的故事，小說家都需要用細節去填充，這樣一來，無論這個故事多麼戲劇化，依然是令人信服和認同的。這就是創意寫作課程中常常提到的戲劇平淡化。如果生活中最普通的平凡人，都能從小說中找到一定的認同感，那說明這個小說就活了，擁有了自己的內在生命力。”

　　在評論界看來，無論小說是否冠以“史詩”之名，嚴歌苓其實並不熱衷架構宏大的歷史事件，而是將歷史內化于個人的生命體驗，在生活潛伏的一面里測試人性強弱，寫出屬于人間煙火的心靈史，自有其獨特的審美價值。楊揚談到，與那種理想主義文學寫作不同，嚴歌苓更多帶有市民世俗精神的氣質。“她更喜歡那些小人物，一點都不驚訝這些人身上的陋習或難以抑制的欲望。她理解他們，但有一種節制的處理方式，這或許是鄉村詩意消退之後，文學所獨有的冷靜。”

　　一直以來，小說家所扮演的角色，各有各的說法，莫言說是報信人，王安憶說是講故事的人，而巴爾扎克強調小說家是書記員。在楊揚看來，嚴歌苓的創作更新了他對小說家身份的認識。“小說家是講故事的人嗎？ 或許是，或許不是，小說家還有更為重要的擔當。”他以 《安娜·卡列尼娜》 為例，在一般寫手眼里，充其量就是女人出軌的故事，但托爾斯泰卻將它變成了照見俄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因此小說的不凡之力，在于以世俗故事打開作品之門但又有所提煉。這才是真正的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