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故宮：從北京到臺北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魏益帆

　　列數全球知名的國家級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博物館，都是獨一無二的。

　　但在中國，卻有兩個“國立故宮博物院”。

　　兩個名稱一模一樣的博物館，同時存在於北京和臺北兩個地方。雙方如果向對方提出商標權訴訟，也非新奇之事。然而兩個故宮尊重彼此，不爭正統。雙方默默地使用相同的名號，展示著雷同的中華文物，肩負著同樣代表“中華”的觀光景點名號，不斷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們。

　　對此頗有研究的日本《朝日新聞》資深記者野島剛曾説道：“兩個故宮，與其説是外形相似的雙胞胎，還不如説是一張分裂的地圖。”

　　那正是：“兩個故宮”因“兩岸”的誕生而誕生。

　　文化與政治深層共生

　　從古至今，華夏大地上的文化演進與文明積澱，與政治的關係可謂“剪不斷，理還亂”。道理不難明白，古代中國封建帝王的權力不像現代民主國家來自人民授權，而是所謂的“君權神授”、“受命于天”，因此要保持政權的正當性和統治的權威性，往往就需要一種權力和文化延續的象徵。

　　因而薈萃中華五千年文明之精華的故宮不只是珍奇、瑰麗的寶庫，更呈現出中國社會政治權利和文化深層結構的樣貌。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櫥窗前，駐足欣賞，那些光彩奪目、精妙絕倫的文物仿佛在向世人訴説著那段國寶南遷和兩岸離合的崢嶸歲月。

　　國難當頭，國寶南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軍攻城掠地，北平城故宮內的文物處境岌岌可危。紫禁城裏通宵達旦，秘密打包。自1933年起，一萬九千多箱價值連城的文物分批被搬至上海和南京，中間曾有一次赴英國展覽。

　　1937年“七七事變”和“淞滬會戰”爆發後，江浙一帶危在旦夕。就這樣，國寶跟著多舛的國運，在日軍的炮火下一路兵分三路，顛沛流離，最終西遷四川。

　　抗日戰爭勝利後，南遷的國寶于1947年全部遷至南京。在這14年裏，這批文物共跋涉了一萬公里，穿越大半個中國。上百萬件文物中沒有一件丟失，也幾乎沒有毀壞，堪稱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跡。

　　但文物休養生息之日尚未來臨，國共內戰在抗戰結束之後不久爆發。1948年，淮海戰役（國民黨稱“徐蚌會戰”）中勝利共軍之後，國民黨分三次共運送了近三千箱文物至臺灣。而原本這批南遷的文物是打算要回到它們的故鄉，也就是北京紫禁城。到了1965年，臺北故宮博物院正式建立。從此臺北故宮和北京故宮一海之隔，分庭抗禮的局面形成。

　　遷臺文物雖然只有總數的五分之一左右，不過確被譽為“國寶中的國寶，精品中的精品”，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和《快雪時晴帖》等。臺北故宮的名字叫“中山博物院”，館捨得設計也展現了中國元素，以此標示“正統地位”；但它僅僅只是一座倉庫，並不重視展覽。因為按照計劃，這些文物早晚要回大陸，臺灣只是它們暫時存放的地方。誰知，世事瞬息萬變，國民黨“反攻大陸”沒有成功，共産黨“解放臺灣”也沒有實現。這一“暫存”就是一甲子。

　　破冰重逢 互訪交流

　　兩岸故宮分離一甲子，終於在2009年破冰聚首，實現了“兩院院長互訪”，並在同年聯手舉辦了“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開啟了兩岸文化藝術界之間的“大三通”。

　　歷史性的一刻在2011年來臨，兩岸攜手努力，實現了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在臺北的山水合璧展出，轟動世界。恐怕連其作者都不會想到，他的傳世之作在歷經361年的分割之後還能再度重逢。

　　2015年是故宮博物院的“90歲生日”。通過舉辦展覽和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兩岸聯手為故宮“慶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與郎世寧有關的展覽。選擇郎世寧別具歷史意義，因為2015年正是郎世寧來華300週年。這位義大利傳教士曾被康熙皇帝召入宮中擔任宮廷畫師長達50多年，留下了許多經典作品。兩岸故宮對郎的畫作都各有所藏，這又會是文化界一場饕餮盛宴。

　　本是同根生，故宮在分離了60多年之後，現能合作攜手聯展，離合之情的無奈與唏噓盪漾于其中。兩個故宮各有所長，沒有彼此，都不能算完整。只有兩個故宮合璧，才算一個完整的故宮。

　　優勢互補 共創繁榮

　　在歷史的搬弄下，形成了兩個故宮，各據一方。一般認為：北京故宮建築絕世，文物數量佔優，1949之年後的考古挖掘和“文物回流”也在不斷充實著館藏；臺北故宮數量雖不及北京，但品質取勝。在收藏品方面，臺北在宋、元以前的宮廷珍品比北京多；北京則在明清文物上比較豐富。兩個故宮便如同兩塊分離的玉璧，若是能再度“合璧”，不僅讓兩岸人民看到了一個完整的故宮，更讓世界人民領略到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而現今意義上的博物館，除了傳統的文物收集、典藏、研究、展示功能，更被時代賦予了教育、資訊、文創、實證等新元素。一個營運成功的博物館更可視之為所在地的文化名片和軟實力的體現。

　　總的來説，臺北故宮在經營理念、管理方式和文創産業發展中的很多經驗，都值得北京故宮博物院學習。比如，建立一套成熟而完整的文創産品開發機制，通過品牌授權與知名廠商聯合生産優質文創商品，以現代經營管理運作文化創意産品，在文化消費中弘揚傳統文化等。

　　前些年，臺北故宮推出的“朕知道了”膠帶紙風靡一時，就是其中一例。這些與生活非常貼近的文創産品，讓故宮從神壇走向了民間，使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傳統文化之美，拉近了與歷史的距離。

　　而我記得今年年初遊覽臺北故宮時，導覽大使特別提到了《寒食帖》（蘇東坡）、《嘉禾八景之春波煙雨》（吳鎮）等書畫珍品來自臺北故宮在市場上購得或海外僑胞捐贈。這不禁讓我感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前，大陸資金有限，同時又遭受國際制裁和外交孤立，幸有臺灣在這方面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中華文化瑰寶不至於流落人間。如今，大陸對外開放，經濟崛起，文物保育工作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目前購藏民間流失文物主要是北京來承擔；臺北方面則發揮自身優勢，在管理、研究、文創等方面上著墨。

　　“今古恨，幾千般，只因離合是悲歡。”兩岸故宮在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路中歷經風雨和歲月的摧殘，實在是有太多的悲歡離合。放眼古往今來，政治終究只是“歷史進程中一位匆匆的過客”，文化與文明生生不息。正如法國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所説，“政權來來去去，而文明的邊界會持續下去”。在新的年代，邁入新的紀元，我們期待兩岸故宮人能攜手創造故宮的新傳奇，共同推動中華文明走向繁榮昌盛，再度綻放光彩。

　　備註：本文為清華大學學生海峽兩岸交流協會和臺灣大學臺陸學生交流會聯合舉辦的“鑒往知來，存異求同”紀念抗戰勝利徵文活動優秀稿件之一，由台灣網刊發，轉載請聯繫台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