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孤》：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鄉紳

　　[摘要]當我們已經習慣有問題找警察，有糾紛找法官時，在“皇權止于縣政”的時代，鄉村的社會秩序、倫理道德如何維繫?“鄉紳”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重要群體。

　　陶少鴻

　　湖南省作協名譽主席陶少鴻，進城已有幾十年，然而他的筆下寫得更多的卻是鄉村。雖然當過工人、進過大學、做過機關幹部，但他説，“無論身份如何變化，還是覺得自己是個鄉下人，因為故鄉永遠是你的精神胎盤”。

　　如果説他七年前寫的《大地芬芳》是關於中國農民的生存問題，那麼新作《百年不孤》探討的就是關於人的“精神歸宿”。這是一部關於中國鄉紳命運的長篇小説，跨度百年，在他看來，“鄉紳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曾經是鄉村倫理的維護者，傳統文化的傳承者。”

　　然而，在當代中國文學長廊裏，鄉紳的身影被遮蔽。陶少鴻想直面歷史與人性，塑造一個全面、完整、真實的鄉紳形象。

　　鄉紳不是官，卻是基層治理的主角

　　“土豪劣紳”，這是今天人們“熟悉”的“鄉紳”。

　　他們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鄉紳”者，乃“在鄉縉紳”之謂。“縉紳”字典裏的解釋指的是古代有官職或者做過官的人。由此可知，鄉紳與“官”有著密切聯繫。

　　明清時期的鄉紳由這樣一群人組成：致仕、卸任甚至被罷免的回鄉官員，以及現任官員在家鄉的親戚子弟;府州縣學的生員、國子監的監生，以及在鄉試、會試中及第的舉人和進士。

　　“這兩類人雖然與現任官員不同，但前者是曾經做過官的人，後者則是將要做官的人(進士大多例外)。”山東師範大學教授徐繼存説。

　　他們不是官，卻是基層治理的主角。他們處在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扮演著獨特的政治角色與社會角色。

　　《百年不孤》塑造的岑勵畬、岑國仁父子是典型的鄉紳，前者是晚清秀才，寫得一手好字，講究禮性，樂善好施。後者岑國仁曾給縣長當秘書，見不慣殺人逃了回來，算得上是回鄉的“官”。

　　在《百年不孤》描寫的雙龍鎮有這樣的習俗，無論是分家、不動産買賣還是鄰里糾紛，都得有中人來做評判與見證，也得由中人來調解。

　　中人往往由德高望重的人擔當，才讓人信服。而在雙龍鎮，最權威的中人非岑勵畬莫屬。李家兩個兒子分家，房子一大一小，兩個兒子相爭不讓，就請岑勵畬做中人調解了斷。

　　陶少鴻筆觸細膩，許多細節故事如同真實發生過。“實際上，岑勵畬、岑國仁父子是有原型的，是從我外公的家族故事生發而來，某些事件也的確真實發生過。”他説。

　　在“皇權止于縣政”的時代，“村子裏沒有行政機構，沒有法官、法庭，就靠鄉紳來維護鄉村的秩序。”陶少鴻説。

　　撰寫《鄉土中國》的費孝通對此有專門論述：“在政府的傳統體系內，中央權力的觸覺停滯在縣裏。每個縣通常是由村民在地方上組織起來的一系列村莊所組成的。地方組織有著共同的財産，管理共同的事務，如宗教儀式和澆灌。這種組織的當事人不是由所有家庭裏的代表選舉出來的，而是由村莊裏受尊敬的長者決定的。受尊敬的長者是那些有土地和身份的人，即那些和官方以及鎮上紳士有聯繫的人。”

　　大多數鄉紳顧及一方聲望和名譽

　　鄉紳裏有沒有“劣紳”?當然有。

　　但徐繼存認為，“儘管鄉紳賢愚優劣，固有不齊，但由於鄉紳深受儒家文化浸潤，他們大都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地負有造福家鄉的使命，具有完善、維持地方和宗族組織的責任。”

　　《百年不孤》中，為了減少溺女嬰的惡習，主人公岑國仁索性成立了育嬰會，“凡家庭貧困的人家，生女孩就資助一旦谷養育糧”。遇到災荒年份，岑家開義倉救濟。遇到河流攔路，岑家祖輩帶頭捐資修建風雨橋。

　　“其實，這些事都真實發生過。”陶少鴻説。“至今，湖南安化有一座永錫橋，是安化有名的旅遊景點，就是我外公的祖父聯合一些鄉紳修建的，橋頭至今還立著功德碑，寫著他們的名字。”

　　“鄉紳們做善事的原動力來自於哪?”我問他。

　　陶少鴻認為與文化傳承和文化環境有關。“做善事，對於他們來説，是一種好的名望，會引來村民的尊崇。”

　　“面子”是《百年不孤》中隱約提到的另一個原因，主人公鄉紳岑國仁開倉放糧，重建義倉，村裏人嚼舌頭，“他是想要個吾之公那樣的好名聲吧。”

　　費正清説。“‘面子’是個社會性問題。個人的尊嚴來自行為端正，以及他所獲得的社會讚許。”

　　因此，鄉紳大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份和行為，顧及自己的聲望和名譽，講究“面子”。

　　“如果鄉紳在行為上有失檢點，嚴重違反這些道理，那麼他在農民中的威望也就喪失了，鄉紳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樂意讓自己的桑梓地的農民看不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説。

　　而鄉紳的行為，反過來又可成為鄉民的表率和法則。正如江西巡撫沈葆楨所寫的《居官圭臬》所雲“大凡一方有一個鄉紳，便為那一方的表範。鄉紳家好刻薄，那一方都學得刻薄;鄉紳家好勢利，那一方都學得勢利了。若還有一個鄉紳儉樸淳篤、謙虛好禮、尊賢下士、凡事讓人，那一方中，哪個不敬重他、仰慕他。”

　　“一個農民從生到死，都得與紳士發生關係”

　　“一個農民從生到死，都得與紳士發生關係。”費孝通説。

　　在滿月酒、結婚酒以及喪事酒中，都得有紳士在場，“他們指揮著儀式的進行，如此才不致發生失禮和錯亂。在吃飯的時候，他們坐在首席，接受主人家的特殊款待”。

　　對於大字不識的農民而言，文字是具有神秘性和權威性的。

　　《百年不孤》中，岑國仁捧著寫廢的字紙，走到路旁的一座六邊形四層的寶塔旁，將字紙倒入其中，劃一根洋火點燃。這座塔就是字紙塔，塔身上刻著“敬惜字紙”的字樣。“這也並非杜撰，湖南許多地方都有這樣的塔。”陶少鴻説。

　　讀到這個細節，在《百年不孤》的新書發佈會上，評論家賀紹俊説，“原來，以前的人對文化如此尊崇。”

　　因此，陶少鴻對“鄉紳”有一個定位，“鄉村倫理的維護者，傳統文化的傳承者。”

　　然而，當“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來臨，鄉紳開始陸續分化和衰微，有的棄鄉入城，有的投資辦廠，有的轉向自由職業……

　　當上個世紀60年代，十幾歲的陶少鴻被下放到安化農村時，他還能看到這樣的景象。夜晚，若有手藝人經過，請求留宿，“村民們會無條件接待，不要報酬，還特意打兩個荷包蛋。”村裏會設置涼亭，涼亭裏常駐一人，每天燒一大桶水，供來往的人飲用。過河會有義渡，免費將人渡過河。“這些都是一種制度性安排，由當地人提供一兩擔谷的報酬給涼亭燒水的村民。”

　　“扶助鄉民，這是‘賢者’應盡的責任”

　　當陶少鴻寫出《百年不孤》時，《“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恰巧提出了“新鄉賢文化”。

　　“鄉紳和鄉賢有什麼樣的共同點和區別?”

　　“鄉紳已然消失，鄉賢也不是鄉紳，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是鄉村的優秀人物，都是鄉村精神領袖，”陶少鴻説，“不同點在於鄉賢沒有歷史附著在鄉紳身上的封建的消極因素，反而能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與道德精神，起到營造現代鄉村文化與道德倫理的作用。”

　　1999年，韓少功回到曾經插隊的汨羅建了一座小院子“梓園”。他掏5000元給村裏修水渠。為了鄉里的基礎設施建設，向當地市委書記寫信“討”過錢;村子裏為修路規劃吵吵鬧鬧，村長請“韓爹”來説了幾句話。如今，“韓爹”是八景最有“話份”的人。

　　2016年3月24日《人民日報》登載一篇評論《“新鄉賢”新在哪兒》比較了新鄉賢與鄉紳的區別後提出，“無論怎樣‘新’、怎麼‘變’，‘鄉賢’的責任義務沒有變。”

　　“一個人‘賢’與否，關鍵看他對‘不中’‘不才’之人，是‘養’還是‘棄’;照顧貧弱、扶助鄉民，這是‘賢者’應盡的責任。”

　　從寫小説的角度來説，寫“好”比寫“壞”更難。寫“壞”寫出一個壞處就可以，而寫“好”必須“好”得邏輯清楚，沒有破綻。

　　《百年不孤》中，岑勵畬、岑國仁父子是“極善”，開倉放糧救濟難民、設立育嬰堂防止溺女嬰，“當然，他們也會有搖擺和內心糾結的時刻，重要的是，他們最終選擇了善舉。”

　　陶少鴻説，“直面歷史與人性，塑造一個全面、完整、真實的鄉紳形象，為他們傳承下來的傳統美德點讚，是我寫這部小説的緣起與初衷。”

　　對話

　　故鄉永遠是你的精神胎盤

　　瀟湘晨報：您説小説契機是自己寫作的原動力與內驅力，只有它出現了，才會寫小説，才能寫小説，《百年不孤》這部小説的契機和觸發點是什麼?

　　陶少鴻：這部小説的主人公岑勵畬、岑國仁父子的原型就是我外公。岑國仁的兒子岑佩琪與我舅舅的經歷一模一樣，甚至後來在小説中揭發自己二叔的事也是真實的。我寫這部小説，就想寫出幾代人作為一個鄉紳，創業奮鬥、樂善好施的故事，是鄉村文化領袖的最後見證，是一部集家族、創業、精神傳承于一體的百年史。

　　瀟湘晨報：因為主人公的原型是自己的家人，寫作的時候，有沒有可能美化?

　　陶少鴻：我自己覺得沒有，我寫他們的時候，不會有意拔高，如果拔高，塑造這個人物就失敗了。原型就是提供我一個契機，給了我一個感悟。

　　瀟湘晨報：您曾説《大地芬芳》這部小説是您最看重的小説。那麼，現在《百年不孤》出版了，它在您心中是怎樣的位置?

　　陶少鴻：《大地芬芳》是寫我父輩的故事，也有一些原型。《百年不孤》寫的是母系長輩的故事。前者講述農民如何獲得土地，關於人的生存;後一部小説是關於人的精神歸宿。這兩部可以互補，看出百年來南方大地的變化。我覺得無論現在時代怎麼變，那種好的、善良的傳統文化都會傳承下來的，只有這個東西，使我們精神更加豐富。

　　瀟湘晨報：您在鄉村待了八年，但鄉村並不是你居住最長的地方，為什麼作品更多寫的是鄉村?

　　陶少鴻：精神聯繫還是鄉村更牢固一些，畢竟是少年時候在鄉下待了八年，印象實在太深刻了，對我影響也是最大的。鄉村生活于我來説，最大的獲益是有了最真切的生命體驗，感受到了人與大自然最緊密的聯繫。站在泥香四溢的土地上，你可以聽見萬物生長的聲音，看到四季輪迴變幻的色彩，你會感到你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你就是它的一份子;置身鄉村生活中，你必須親手種植莊稼養活自己，並因此而體悟生活之艱難，生命之堅韌。總之一切體驗都會讓你感到人生既憂傷又美好。這其中就會有審美意識自然天成，它不知不覺地滲入到你的心靈中，進而影響到你後來的生活與寫作。鄉村生活是艱苦的，卻又是詩意的，我想這就是所謂的鄉土題材吸引我的原因吧。我寫過各種題材的小説，但很大一部分是寫鄉村生活的，其緣由不光是熟悉那裏的世俗人情，我想主要還是因為有種割不斷的精神聯繫吧。故鄉永遠是你的精神胎盤，無論你走到何處，都有條看不見割不斷的臍帶與之相連。（文/趙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