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二十講》：從當代文學的當代性出發

　　文學發展永遠是一個被述説的話題，因為文學一直在發展著，變化中。作為歷史，當代文學需要審視自身，作為發展存在，當代文學需要突破自我，超越自我。那麼，如何審視自身，實現突破與超越呢？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文學發展的當代性。

　　所有的敘事都具有當代性，這就是克羅齊所説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當代文學的發展，及時體現出不同的當代性，形成文學話語的當代性述説，成為包羅萬象的文化生態。同時，文學發展需要文化的支援，而文化來源於思想，形成文學發展的生態，也形成文學發展新的話語，提醒文學，監督文學，維護文學。所以，出現了一個新的概念，稱為“文化共同體”，既包含著文學發展的歷史述説，又包含著文學發展的當前觀察，以及文學發展規律與文學發展中的經驗教訓的概括總結，在學理與學科的糾結中形成共識，也形成悖論。關於當代文學的論述，是時下文學研究的熱點，論者視點不同，知識經驗不同，論點自然不同。在程光煒看來，所謂當代性是有區別的，一是“十七年”所理解的當代文學，二是20世紀80年代意義上的當代文學，再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當代文學。即使是90年代以後的當代文學，人們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不同的當代性，具有不同的背景，具有不同的生成方式與表現方式，同樣，具有不同的價值意義。

　　無疑，當代文學的標誌在於當代性，但是，離開了文學性，當代文學也就不存在了。當代文學的當代性與文學性是並存的，而且，都具有階段性。

　　首先，其著眼點主要在於1990年代以後的當代文學。當代文學應該是一個整體，但是，由於多種原因，簡單化形成對當代文學當代性的替代。他以為，作為一個學科，當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一樣，都是1980年代起步，經過30年的經營，現代文學已經成為一個人多勢眾且話語完備的學科，而當代文學還是原來那個樣子。而且，學科被誤讀，當代文學被理解成當代文學批評，現在人們還是這樣看。他指出，目前當代文學負載著批評當下不斷涌現的大量文學新作的重任，且天天出席各種作品研討會，所以這個領域雲集著眾多批評家；“批評化”思維在目前文學研究中具有特殊影響力。在當代文學學科中，批評家的地位一般都要高於文學史家。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把當代理解成為一種可以充分把握並控制的東西，這種批評性的思維被帶入到當代文學研究中，不是有距離地看待作家作品現象，而是強調對作家作品的擁抱和進入，將研究者本人的狀態等同於研究對象的狀態，認為這樣做才比較到位，才是當代文學研究。所以，即使在很多研究十七年文學、80年代文學的文章裏，這些已比較遙遠的文學都具有鮮明的“當下”的面貌，它們的歷史完全被今天所掩蓋和替代。

　　其次是當代文學的文學性問題。他比較了兩種不同的文學觀念，一種是文學研究應該是審美性的，不符合這一尺度、標準和範疇的研究，其價值就大大受損；另一種是除研究當代文學的審美性之外，還應該去研究它複雜且因為社會思潮經常性膨脹和冷縮而不確定的“周邊”。即沒有周邊的當代文學不能説是更完整和更真實的當代文學，至少是缺少歷史觀的當代文學研究。對此，他提出為什麼同時代研究者有著幾乎相同的歷史境遇，而居然會有如此差異的歷史感，進而，他將這種現象歸之於設定的經驗，即這些大小尺寸不同的許許多多的文學性，恰恰是由於“裁剪原因”造成。

　　在論述當代文學的當代性與文學性基礎上，他集中闡述了當代文學的幾個時期如十七年文學、80年代文學、90年代文學的關係問題。這裡，他主要採用了散點透視的方式，具體論述相關問題與相關文學作品，分析不同作家創作機制及其形成原因，努力實現“重建歷史的企圖”，希望“跑到幕後”去，“窺探文學創作的社會歷史背景，設法理解創作意圖、分析創作手法”。他具體分析了當前流行的階段論、繼承論等論斷，對“沒有”與“何來”之間的連結等問題進行剖白，説明其怎麼就能把這幾個時期比較恰當地串連起來，並建立一種相對貼切、入理的歷史敘述。從而，他認為，要實現這種願望，就必須從80年代文學研究開始。他提出對“80年代”的知識立場和邏輯進行一番“知識考古學”的考察，花大力氣去收集這方面的文獻材料，並對重要研究者做個案研究，最後匯總到一起，發現80年代文學原來並不是孤立於歷史之外而存在的，它周圍有一個非常豐富和複雜的周邊。他宣稱，正是由於這個周邊，我們才能更清楚和更深刻地理解它為什麼叫80年代文學。也正是這種有意識把周邊當作文學史研究的更寬幅的歷史視野，作為一種方法和眼光，我們也許能夠更有效地進入整個當代文學之中，即不能只注意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部分的風景”，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全部的風景”。他極力表達的是，對文學經典抱著必要的歷史的同情的同時，找到一個既在“歷史”之中、又不被它所完全控制的認同。這種文學整體觀與發展觀，始終貫穿在他的論述過程中，形成他的論述方式，也形成其論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