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值高 方差小

　　《大學的改革》，包括《第一卷·學校篇》和《第二卷·學院篇》兩卷，錢穎一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肯定中國教育的成績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點子上並不容易。

　　均值高的表現及原因

　　我的第一個觀察是，中國教育在大規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傳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國學生在這方面的平均水準比較高。用統計學的語言，叫作“均值”(mean)較高，意思是“平均水準”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齡段、同一學習階段橫向比較而言，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這是中國教育的重要優勢，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都望塵莫及的。這從“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上海學生的表現——在三個科目（閱讀、數學、自然科學）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窺見一斑。

　　我們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間對教育的投入，中國傳統文化對教育的重視，中國學生在學業上花的時間多，都是原因。

　　經濟學家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基礎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師是否準時上課，學生是否有課本等十分初級的要求。雖然中國的基礎教育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教師的敬業程度是令人欽佩的。即便是高等教育，在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方面，按平均水準來看，都是可圈可點的。

　　這種教育優勢對於推動中國經濟在低收入發展階段的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適合“模倣和改進”的“追趕”階段，特別是在與開放相結合的時候。開放讓我們看到了先進，加上我們的畢業生基礎知識紮實，模倣能力強，掙錢動機更強，員工隊伍整齊，就有了很強的執行力，就追趕上來了。這在製造業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即便是服務業也一樣。借助先進的資訊技術和管理流程，在超級市場的收銀、銀行的櫃檯服務、醫院的掛號和收費、出入關的檢查等重復性、規律性的大規模操作業務上，中國服務人員的速度和精準程度，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我們每個人對此都有體驗。

　　方差小的表現及原因

　　我的第二個觀察是，與“均值”高同時出現的另一個現象是“方差”（variance）小。“方差”也是統計學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個隨機變數的平均數，而“方差”則是衡量一個隨機變數偏離平均值的分散程度。簡單地説，“方差”小就是兩端的人少，出眾的人少，“傑出人才”少，“拔尖創新人才”少。

　　我們都知道，傑出人才的出現是小概率事件。錢學森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我的直覺是，恐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傑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嗎？也許不是。傑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境中“冒”出來的。所以創造環境，或者説“培育”，遠比“培養”更重要。這裡有深層次的原因。

　　很多人感覺，中國學生缺乏好奇心、想像力和批判性思維。好奇心和想像力部分來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這樣，但是後天會把它們磨滅。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像力就變得越少。再加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得不到培養，那學生怎麼可能有創造性呢？

　　“方差”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在不同發展階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階段，經濟發展主要靠模倣和改進，人才“方差”小無關大局，甚至還是長處，只要“均值”不低。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當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時，“方差”小的後果就嚴重了，因為這影響創新，特別是顛覆性創新。這樣，我對中國教育問題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觀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點，既能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成就，又能預示未來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關於均值方差的第三個觀察

　　如果説在知識和技能上是高“均值”、小“方差”的話，那麼我的第三個觀察是，在人的素養、價值等方面，我們的問題就是低“均值”、大“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們經常批評的人的素養的平均水準低。而人的素養的“方差”大，就是説，太差的人不在少數。中國教育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更嚴重的是在人格培養上存在問題。

　　這就要來審視我們的“人才”觀了

　　正因為我們對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有緊迫感，所以就特別重視“才”。這種急功近利的結果是什麼呢？不但“傑出人才”的培養仍是問題，而且輕視對人的素養的培養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講人的素養，是一個真正的“人”所應具備的基本做人準則，是人格底線。愛因斯坦早就説過，“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在我看來，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還不是如何培養“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真正的“人”的問題。

　　以上是我對當前中國教育問題及這些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的三個觀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來概括：一、我們的優勢是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均值”較高，這對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起了推動作用。二、我們的劣勢是基礎知識特別是能力的“方差”太小，傑出人物太少。這就導致創新不足，對未來中國經濟以創新驅動發展非常不利。三、教育除了為發展經濟服務的功利作用之外，對人的素養培養和價值塑造以及對文明社會建設更為重要，而人的素養的“均值”低且“方差”大，是中國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重要掣肘。

　　（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