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誠：肯定商鞅的苛酷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峰

　　本文摘自在《歷史的拐點：中國歷朝改革變法實錄》 馬立誠 著 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2016年11月出版

　　商鞅的苛酷行徑

　　很長時間以來，提到商鞅的魔術，都是全盤肯定，讚譽有加。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峰。“文革”後期，為了配合“評法批儒”“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把商鞅抬到嚇人的高度，甚至於説，“在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今天紀念商鞅，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商鞅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成就已如上述。但是，如果只用單一色調塗抹他，則有礙于我們正確地認識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毋庸諱言，商鞅的措施當中，也有一些很不足取。

　　古人今人雖然所處時代不同，但對於愉悅和痛苦的感覺卻是相通的。商鞅實行與法西斯統治一般的連坐制，試問有誰願意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中？

　　商鞅徹底壓制所有異見，要全國變成啞巴。為了不讓人説話，甚至於對讚揚改革的人也發配到邊遠之地，豈不是一種病態？司馬遷批評商鞅這種政治風格是“刻薄、寡恩”。聯想起早于他兩百年的鄭國子産“不毀鄉校”，支援輿論監督的改革，不禁令人感嘆。商鞅的病態作為，對後世産生了長遠的影響，“四人幫”神化商鞅，就是例證。

　　商鞅主張愚民，不許老百姓聽音樂，也不許自由遷徙。他説，假如人民愚昧，不追求知識，就會一心一意種地。商鞅燒詩書，是春秋戰國時期學術自由黃金時代開始沉沒的先兆。後來一路發生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國人思想空間幾乎喪失。從長遠效果來看，這是中國長期停滯不前，創造力貧弱，現代化進展遲緩的重要原因。

　　商鞅變法中的稅賦改革，主要是把按田畝徵稅改為按人口徵稅，並加重徭役和兵役負擔。《商君書 墾令》説：“收取人口稅，加重他們的徭役，那麼懶惰的人就沒辦法了，必須盡力開荒種田。”

　　關於當時秦國人生活的狀況，一直存在著不同説法。《中國秦漢經濟史》一書，對於商鞅改革之後秦國的賦稅有一個計算，可供進一步研究參考。當時實物剝削量（商鞅時期秦國還未使用錢）佔農民總收入三分之二，勞役至少佔農民勞動時間的七分之一，全部剝削量約佔農民總勞動量的五分之四。所以當時國家軍事實力大大增強，但農民日子並不好過，不像“四人幫”在評法批儒鬥爭中所宣傳的那樣——人民“發家致富”了。商鞅的目標，是為了實現霸業而建造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這一點，他做到了。但秦始皇統一中國沒多久就覆亡了，為什麼？根本原因是人民承受不了秦朝統治集團殘酷的壓迫。

　　【書籍資訊】

　　作者簡介 馬立誠

　　當代著名政論家、學者。曾任中國青年報評論部副主任，人民日報評論員、鳳凰衛視評論員，東京大學客座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學者。曾被美國《亞洲週刊》評選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50人之一”，著有《交鋒》 《大突破》 《交鋒三十年》 《歷史的拐點》 《最近四十年中國社會思潮》等。其中，《交鋒》累計發行量突破200萬冊，《交鋒三十年》獲2009年第五屆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內容簡介

　　改革與變法不能簡單歸結為開明進步者與頑固守舊勢力的鬥爭，而是在統治階層朝堂帶動宮廷外戚的各色人等中，力主變革群體與自認將被觸犯既得利益者之間的資源博弈，進而與變革最終影響的下層——底層官吏、被統治階層形成一個互相掣肘的迴圈，當迴圈中的任何一個節點主動或被動時，整體的平衡就會被打破。或夭折或引領王朝走向復興。每一個環節，都充滿變數，卻又為人力所可控。《歷史的拐點：中國歷朝改革變法實錄》講述中國歷史上的十三次改革變法臺前與幕後博弈，解析人性和中國民族性的十三個轉捩點。

　　本書作者馬立誠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政論家，曾被《亞洲週刊》評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50人”；馬立誠的《交鋒》發行量突破200萬冊，《交鋒三十年》 《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等書曾獲“國家圖書文津獎”“深圳十大好書”等多個圖書獎項；

　　如何把握改革時機？怎樣在不被既得利益集團顛覆政權和危機倒逼眼前之間尋求改革效益最大化？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改革家們，遠比現在的創業者善於利用危機公關？炒作ID，融到B輪，成功發動供給側改革最終卻死於非命，還拖累了天使金主；暴躁兇狠，雷厲風行，順利上市敲鐘，沒能攔住厄運暴擊；天縱奇才，小心潛伏，最終茍全性命于亂世。一本內核嚴肅審慎，語言幽默好讀的著作，串聯起歷史煙雲掩蓋下的十三場政治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