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專家：文物不是商品 是文明的載體

　　17日上午，臺灣學者嵇若昕將在哈爾濱潤福文化養老中心進行“臺北故宮國寶密碼”講座，這是“潤福大講堂”的第三次講座。嵇若昕是臺大歷史系文學學士、臺大歷史研究所中國藝術史組文學碩士、曾任著名畫家張大千的私人秘書，並出任臺北故宮登錄保存處處長、安全管理處處長及器物處處長。長期從事故宮器物典藏、徵集與研究工作，曾策劃多項大型展覽，對中國工藝美術品有深刻認識，著作甚豐。16日，嵇若昕在哈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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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玉白菜的故事與國寶的文物ID

　　嵇若昕曾經做過臺北故宮器物處處長。在她心裏，每個文物都有自己的ID，她説文物的ID，就像每個人的身份證一樣，標示著這件文物的歷史和經歷。為了説明文物ID的重要性，嵇若昕特意拿被稱為臺北故宮鎮宮之寶的翠玉白菜來説話。

　　翠玉白菜是清光緒時期的文物，雖然歷史並非很久遠，但它的文物價值非常高，被作為臺北故宮一級文物來保存。2007年，曾有臺灣媒體曝出翠玉白菜在去國外展覽期間遭到破損，一時間掀起不小的風波，媒體紛紛質疑臺北故宮的保存工作。原來，這棵翠玉白菜確實曾經遭到了破損，但破損卻是“舊傷”。嵇若昕遂以1966年及1995年的文物ID資料作為數據，駁斥了這一訛傳。

　　從事文物保存工作30多年，嵇若昕説，臺北故宮裏的那些文物就像是她的老朋友一樣熟悉。對於破損文物的保存，她主張不修不粘，保存文物的原樣。嵇若昕説，粘，以現在的技術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將來就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現在草率處理完，或許會給將來留下遺憾。更何況，“它的破損也是它歷史的一部分。”

　　臺北故宮文物鑒定的訣竅是文物鑒定的三審制度和互相裁決的監督制度。文物通過購買和私人捐贈等方式想要流轉進入臺北故宮，必須經過預審、初審、終審等三個相當精細嚴密的環節，而且各個環節之間相互制約、層層節制。另外，一個文物出現，必須有三個工作人員同時會面才能進行，這樣既能保護文物又能保護同仁，嵇若昕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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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來哈

　　先去博物館看多層次鏤空玉器

　　作為文物工作者，嵇若昕首次來哈，並沒有先去看街頭風貌，而是首選金上京博物館和黑龍江省博物館。她説：“我好高興，我在研究多層次鏤空玉器時，曾用過這些文物的資料，這次有幸能看到實物，太開心了。”從事文物研究工作多年， 嵇若昕負責管理哪些東西，就會專心研究他們。她説，遼金的多層次鏤空玉器很有價值，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國內專家把一批傳世的玉器認為是宋的，但現在根據文獻和考古出土的文物證明，中國多層次鏤空是從遼開始的。

　　來到哈爾濱，嵇若昕又因為松花江而聯想到她多年前重點研究的松花硯。那是1993年，臺北故宮從當年由內地“精挑細選”走的文物中，請出了89方松花硯和兩座同樣石材雕制的座屏，舉辦了一次《松花硯特展》。展覽結束後，嵇若昕編寫的考證松花硯傳承的《品埒端歙》一書問世。嵇若昕考證，清康熙以後的歷代帝王，常以松花硯為駕馭籠絡朝中重臣和封疆大吏的恩物，臣下蒙賜禦制松花硯後多感激涕下，認為是家族之無上榮耀，足以作為傳家之寶。松花硯不同於任何一種名硯，完全由帝王倡制、皇室壟斷的製作過程，為它贏得了常人難以一親芳澤的尊貴身份，同時也給它披上神秘的面紗。到清嘉慶時期，清朝的國力大不如前，對東北的控制與駕馭也不如以前，同時，也有清宮府庫內松花硯存量豐厚的原因，清朝即不再從東北貢進松花石。松花石因為特殊的歷史地位，在文物南遷時，被帶走的很多。

　　嵇若昕説：“文物之所以要南遷，與東北有關係，‘九一八’事變一爆發，離北京太近了。大家知道日本人愛這些東西，所以，那時候都挑書畫、官窯瓷器南遷，怕日本人搶走。而且，當時南遷的文物很少有嘉慶以後的。從這些，我們就能了解當時工作人員挑選文物的角度和對文物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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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講述的是歷史和文明的發展

　　嵇若昕説，文物與古董不同，我們不要把文物看做是古董，文物是代表著文明，而所有的古代文明都值得尊重，這背後有很多形而上的東西。比如，中國文人喜歡硯臺，但西方人喜歡瓷器，他們不懂中國的文房用具，書畫研究方面做得也不好。如果不懂背後的文明，就無法理解這些文明背後的文物。“我一個朋友的侄子從小在國外學習，要讀大學前，他爸爸帶他去臺北故宮，當時展的是宋代《溪山行旅圖》，但這個孩子看不懂，説，你在山腳下怎麼能看到山頂上？而對於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疑問，因為這個文化已經被我們內化了。於是，孩子回學校後就選修了中國藝術史。這説明，中國書畫的欣賞是要教的。但是，陶瓷這種工藝，歐洲人就能接受，他們18世紀以後開始燒制陶瓷。而據考證，原始瓷器在我國商代就有，至今3000多年了。文物是，他來告訴我們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展。因此，在我看來，不論是官窯瓷器還是民窯瓷器，都很重要，民窯反映了當時民眾的生活，紋飾展現的是當時民間的藝術。這就像你不能説蘋果和梨哪個重要一樣，沒有可比性。”

　　在訪談中，嵇若昕一再提到，文物不是商品，它是一種文明的載體，我們通過文物來認識一個時代，來了解我們自身的歷史。訪談中，嵇若昕不無動情地提到了文物南遷時運送文物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操守和堅持，她説，正是有了那些知識分子在戰火中輾轉流離而葆有操守和堅持，才有了今天文物的完好，能夠留給後人以文明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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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張大千、張學良的短暫交往

　　嵇若昕最引以為傲的事情，除了那些令她魂牽夢繞的寶貴文物以外，就是她給畫家張大千做私人秘書的那段難忘時光。那是張大千人生的最後階段。那個時候，嵇若昕通過師長推薦，給張大千做私人秘書，負責他的日常事務和書畫的整理工作。嵇若昕還愉快地回憶起張大千與張學良這“二張”的交往。她説，那時候，經常傳為美談的是“三張一王”的“轉轉會”。“三張”除張學良、張大千，還有一個“張”是張群，“王”則是嵇若昕的老師。那時張學良住在北頭，他每次來到張大千處，都會由趙四小姐提前打電話邀約。每每，這四個人輪流做東，吃的，也是五花八門，各有韆鞦。張群媳婦西餐做得好，所以在他家吃西餐；張大千自己有廚子，廚子喜好川菜，則多吃川菜；張學良則經常叫廚子做北方菜給大家吃，有時也會由張夫人自己做。嵇若昕還清晰記得，當時她吃到的鮑魚、獅子頭都非常美味。

　　除了食物以外，張學良和張大千的另一個共同愛好就是養花草。在臺灣幾十年，張學良對外不太接觸，卻獨獨和張大千過從甚密。二人時常交流栽種的盆景和花卉的心得。嵇若昕記得張大千十分欣賞張學良，經常慨嘆説，當年器宇軒昂的“少帥”如今可是變老了。嵇若昕回憶説，晚年的張學良、張大千都是非常清心寡欲之人，讀書寫字、探討書法、種花、養草過著十分悠閒的生活。他們還經常在張學良的“少帥禪園”吃茶、聊京戲。本報記者 袁永蘋 孫達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