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淵遠流長，精深博大。但其中有一條幾千年來衍續不斷為中華兒女世代傳承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 “和合”。李瑞環同志曾經提出：“在我國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積累了很多的經驗和教訓，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提倡‘和合’，強調團結。”“和合”是中華文化重要的傳統，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幾千年來衍續不斷的哲學觀念、文化理念、政治理論和社會理想。

    　所謂“和合”，是指多種並存的、矛盾的、甚至是對立事物的協調、結合、統一、發展。這樣的思維模式，我們把他稱之為“和合”精神、“和合”思想、“和合”文化。最早的“和合”要追溯到中國有文字記載之前的神話傳説。古代傳説中華龍祖伏羲時代黃河中躍出龍馬，背負“河圖”，伏羲受之而作八卦。大禹時洛水中浮出神龜，背負《洛書》，大禹受之而創立包含“五行”思想的“洪范九疇”。有關“河圖”、“洛書”的傳説記載在中國古代最早的史書《尚書》以及儒家視為經典的《易經》中，先秦的《管子》、《墨子》等典籍中也都提到。“河圖”——八卦，“洛書”——五行，是中華文化一個重要源頭。中華世紀壇的世紀大廳內的濃縮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圓壁浮雕就以河圖洛書為第一組，乙太極八卦為第二組。我們拂去神話和迷信的附會，可以看到八卦和五行都是把自然和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作為多種性質、多種因素、多種成分的物質組合，並進而把構成自然的各種物質物象簡括為陰陽二氣。陰陽八卦和五行所代表的物質物象在運動中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相剋相生、矛盾統一、協調發展。八卦和五行蘊含的這種富於辯證思維和整體系統觀念的樸素的唯物的自然觀，西周以後更被簡約概括為“和”，同時也用於觀察社會，做為人道教化的目標。以後更豐富為“和合”。由“河圖洛書”到八卦五行到“和合”，是中華文化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産。

    　最早在八卦五行思想基礎上提出“和”的是春秋的史伯(周太史)。他把“和”即多種事物(各種不同的“他”)的相互作用和“同”即單一事物的重復相加對比，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國語鄭語》)。

    　“和”就是並存的對立的不同事物的矛盾統一而達到平衡協調，這是推動事物發展、産生新質的根本，既是大道運作的規律，也是人道政教的目標。這個意義上的“和”，被古代各家各派先哲廣泛認同和運用。由孔子創始的儒家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在封建社會的兩千年延續發展過程中，儒家思想是佔統治地位的主導思想，深深滲透于我國政治、經濟、哲學、文學、藝術等文化思想領域，對中國的民族精神、意識形態乃至風俗習慣都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説，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儒家文化曾經是維護等級制度、宗法制度，維護封建統治的，但也有反映了普遍規律的思想是可以超越時代的。如儒家文化的協調思想和和諧意識，就對人類社會發展有普遍意義。刻在孔廟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可説是儒家協調和諧思想的概括。“中和位育”出自《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是天地萬物存在、發育規則。儒家在政教制度上是強調“禮”、“樂”的作用的，而“禮之用，和為貴”(《論語》)，“樂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禮記樂記》)，制禮作樂也是為了致和。中國歷代對“和”有很多論述，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萬物負陰抱陽，衝氣以為和”(《老子》)，“同寅協恭，和衷哉。”(《書經》)。還有《淮南子》：“天地之氣，莫大於和……陰陽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禮記》：“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董仲舒：“德莫大於和”，“和者，天地之正也”(《春秋繁露》)。直到王船山：“陰與陽和，神與氣和，是謂太和”(註釋《正蒙太陽》)等等。在不同因素、不同成分聯繫、組合、交感的意義上，“和”與“合”通。(《禮記特牲》：“陰陽和而萬物得”，孔穎達疏：“和，猶合也。”)和前引《淮南子》論天地陰陽的《茍子》“天地和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合”與“和”同義。《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合”“和”前後呼應，互相生發。《國語鄭語》已經出現了“和合”一詞：“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管子》將和合併舉連用：“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呂氏春秋》也説“天地和合，生之大經也”。東漢以後，道教、佛教的典籍中也運用“和合”闡發其教義。“和”指和諧、和睦、和平等，“合”，指聯合、結合、合作等，“和合”聯用，就更強調了協調、團結、融通、凝聚的含義。“和合”，是中華傳統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哲學概念和政教倫理概念，被廣泛用於認識自然、治國處事，道德倫理等各個方面。“和合”是我國獨特的文化理念，我們稱之為“和合精神”或“和合文化”。

    　“和合”是以承認事物的多樣性、事物的差別與矛盾為前提的，史伯的“和同辯"和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都以承認並追求矛盾統一為“和”，以無差別的同一為“同”。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都是多種多樣異質異形的成分並存對立構成的有機整體，這些成分在矛盾共同體中相互作用、制約、相剋相生，相輔相成，交感轉化，達到相對平衡協調狀態，實現多樣性的統一，多元一體。這就是“和”，這就是“和合”。在這個意義上的“和合”，是自然變化、社會發展的規律，中國傳統文化稱之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地和合，生之大經也”。
 　
    　“和合”概念曾被歷代各派各家所運用。儒、道、墨、法、陰陽、佛教等對“和”都有自己的內涵和附加，都有其不同的階級的、時代的乃至政治的背景，需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梳理、辨別、揚棄。中國文化中並未存在過一成不變的、一貫正確的、世代師承的和合學派。而且，“和合”本身也要和合，它正由於能融異納新與時俱進而為各家各派所認同。在各家各派不同的內涵和附加中，我們可以從多樣性中抽出一個共同的合理內核，即“和為貴”的和合價值觀：天人(生態)和合、社會和合、家庭和合、身心和合乃至“協和萬邦”(《尚書》)——天下和合。這種和合——和諧的價值觀，是我們所要弘揚的和合文化的精髓。

    　“和”，尤其是社會的協調和諧，歷來就是許多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追求的目標和理想，因而就提出各種致和之道。如“濟其不及，以泄其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中庸”、“兼愛”、“仁政”、“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等等。歷代的變法，也大都是從制度和政策的調整變革求得矛盾的緩解和協調。歷代所謂的“治世”、“盛世”，也大都是矛盾相對緩解、社會相對穩定的時期。“政通人和"，歷來就是中國社會和人民的理想，“政通”的標誌是“人和"，“政通”的基礎是“人和”。直至清代，清皇朝朝廷主體建築紫禁城三大殿還分別以“和"命名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正門為“太和門”，東西兩側是“協和門”、“熙和門"。在民間，鄰里和睦、家庭和美是世代稱頌的美德。崇尚“人和”，主張“和為貴”，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價值觀念和民族心態。兩千多年來數十個民族共處於統一的國家而不分裂，本土的和外來的多種宗教並行不悖和諧共處而沒有宗教戰爭，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嚮往和合、愛好和平和剛毅自強、勤勞勇敢一樣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性格。

    　但是，在漫長的封建統治、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的歲月中，持久的真正的社會協調和諧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的和合和諧只能是一種理想。只有在現代的中國，人民民主制度已經確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己不再存在，社會主要矛盾已是人民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因而要摒棄“階級鬥爭為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團結盡可能多的社會各階層人民共同奮鬥，發展生産力。為此就要協調社會關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社會的和合和諧不僅是舉國上下一致的願望，而且正在成為現實。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於社會結構變化，利益格局調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各方面社會成員在具體利益、具體要求的差異和矛盾也有多樣性的發展，通過協調關係、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的和合和諧，也是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現實要求。從世界形勢看，科學技術進步深刻地改變著世界面貌，多極化趨勢在全球各地的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的發展。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流。我國與周邊國家以及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友好合作即國際上的和合已有可能也有必要，正在我國的外交活動和國際交往活動中得到體現。總之，中華民族世代企求的“和合”的社會理想，正在社會主義中國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族團結以及推動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的實踐中真正得到全面的體現。

    　研究和合文化，要研究易經和儒家文化以及其他古代諸子百家學説。但是，弘揚中華和合文化，不是復古，不是易經至上，不是儒學回歸，也不是要建立新的文化體系，更不是什麼主導地位的文化。我們是把弘揚和合文化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緊密聯繫的。中華和合文化，應是絢麗多彩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組成部分。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它淵源中于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我們認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和“和為貴”的價值觀，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結合，可以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有助於在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中促進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大團結大聯合，有助於協調社會關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有助於豐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也符合世界“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的時代主流。

    　“和合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異形、異質、多種成分、多種因素的協調、結合與統一。也可稱之為多的協調、多的結合、多的統一，稱之為一和多的結合。“和合”和“一多”是中國很重要的民族智慧。如中國龍，也作為中國的文化標誌。龍的形成，也很特別。有學者認為，是在原始公社時代部族的爭鬥、兼併過程中，一個部族戰勝了另一個部族，並非將它的圖騰消滅、廢棄，而是把這個部族圖騰的一部分吸納、結合起來，最後形成龍。龍是多種動物形象、多種動物功能的結合、統一。龍，角是鹿角，爪是鷹爪，鱗是魚鱗，翅膀是鳥類的翅膀等等。多種動物的形象統一成為龍，而且多種動物的功能也統一于龍。所以龍能升天，能入海。(中國的鳳，也是多種鳥類的形象和功能的結合。)龍，作為民族喜愛的、民族體育、娛樂的象徵。中國有龍舟、龍舞。龍舟，作為一種體育項目，必須要大家共同協作，形成合力，龍舟才能前行。龍舞，也是要很多人協調動作，龍才能舞起來。一和多，是民族的智慧。所以，在現代中國，不僅是政黨制度，政治制度，很多方針政策，都是一和多的結合，是“和合”精神在新時代的發揚。中國社會主義政治，也可以説就是多黨派、多民族、各階層、各行業的聯合、協調，統一于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中。

    　我國的政黨制度，“一黨領導，多黨合作，一黨執政，多黨參政”是一與多的結合。一致性和多樣化，是一與多的結合。我國的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形式共存，是一與多的結合。一國兩制，是一與多的結合。文學藝術的主旋律和多樣化，是一與多的結合。甚至我們的外交政策，和平共處，也是提倡國際“和合”。中國的中醫學理論，認為人體的各個器官、各個部位要相互協調，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比如眼睛不好，不光治眼睛，還要看與眼睛有關聯的部位，這是中醫學一個很大的特點。“和合”始終是中國的民族智慧，中國獨有的哲學觀念，文化理念，政治理論，社會理想。中國歷來提倡天人和合，(用現在的話説就是生態平衡，人跟自然要協調)，社會和合，家庭和合，身心和合。中國古代提出的協和萬邦，也可以説是追求人類大同，人類的和合。現在的世界形勢，主流是和平與發展，．這也完全符合中國歷來對社會、對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假如人類不斷地掠奪毀壞自然，人類不斷地互相殺戮，人類自身就要滅亡。所以，天人和合，社會和合，家庭和合，個人身心和合，是中國很重要的民族心態，民族智慧，也是政治理論，政治理想。鄧小平理論是我們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的結合。同時，對小平理論也從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民族智慧。鄧小平的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最廣泛聯盟、以大團結大聯合為主題的統一戰線理論，各民族平等互相團結合作共同繁榮的民族政策，就體現了中華民族和衷共濟、相容並包的傳統精神。鄧小平以“一國兩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構想，以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為主要目標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等，也都與多成分多因素的“和合"相通，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新的階級基礎上的運用和發展。我們研究和合文化，有助於深刻理解鄧小平理論深厚的歷史傳統文化底蘊，有助於堅定地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實現祖國統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七十年代初和日本池田大作的對話時就指出：“就中國人來説，幾千年來，比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上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一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湯因比所説的“統一”和“獨特思維方法”，實際上就是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以及自然萬物的尊重、承認和包容，而通過溝通、協調而和平共存、和諧相處在一個國家、一個地球之上，共求發展與進步。這就是《中庸》所説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後世儒家學者所説的“民胞物與”，也就是“和而不同”，也就是中華文化的協調思想和和諧意識。

    　在今年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閉幕會上，李瑞環同志講話中提出：“協調的思想在中華民族文化遺産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和衷共濟’、‘相容並包’、‘厚德載物，天人合一’等許多人所熟知的成語，都有和合、和諧、協調的含義。強調協調的作用，符合事物的客觀規律，符合時代的發展潮流，也符合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廿一世紀經濟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市場全球化的過程中，尤其要強調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協調、和諧、並存、共生：要提倡對話而不對抗，交流而不交戰：要提倡“和合”，提倡“和而不同”。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要有文化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極化，才有世界和平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因此，弘揚中華“和合”文化，對世界的全球化、現代化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民進中央副主席 楚 莊 ）

　　（來源：民進中央網站）

 編輯：姍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