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與中國文化
黃帝與陰陽家的關係，在許多古代文獻中都有記載，例如《大戴禮記·虞戴德》與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十大經·立命》中有關黃帝“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吾類天大明”的類似記載，其大旨合于陰陽家學說。例如《呂氏春秋·序意》中關于黃帝誨顓頊之道的記載，說明《呂氏春秋》十二紀（所本即黃帝誨顓頊之道）與《禮記·月令》都是典型的陰陽家言。進一步考察陰陽家的源起，黃帝則可視為陰陽家之始祖。考察儒家思想的源流，儒家不僅承認黃帝為五帝之首，而且在思想上受到陰陽觀念的很多影響。《漢書·藝文志》明確指出：“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戰國、秦漢之際儒家的明堂陰陽說、受命改制說與三統說，都明顯地受遠紹黃帝的陰陽家的影響。另外，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于晚年研究《周易》，並以陰陽思想解說《易》理，從而接觸到黃帝，有“黃帝四輔”之言，這樣，黃帝及陰陽思想便進入孔子的學說體係之中。到了漢代，董仲舒全面援引陰陽家學說，使之與儒家倫理進一步結合，構築起一套陰陽五行化的儒學體係，並發展了與陰陽家法天則地思想相聯係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及據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維方式 （以上詳見葛志毅《黃帝與黃帝之學》，載《炎黃文化研究》第3期）。漢代流行的鄒衍終始五德說就是以黃帝為五德之始，以金、木、水、火、土五德傳次相承，帝王更替，終而復始來表達其歷史循環論的。對此，司馬遷在《史記·三代世表》中也表示了謹慎的相信：“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司馬貞《索隱》曰：“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雲終始五德之傳也。”說明漢代陰陽五行家通過推論五德代興，遂及帝王世次，而上溯到黃帝，所以有黃帝以來年數、歷譜，使得當時學者遂以此為黃帝之道，造成了黃帝之學的繁榮。從著述上說，《漢書·藝文志》陰陽、五行類收“黃帝之書”有：《黃帝泰素》二十篇。注曰：“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師古曰：“劉向《別錄》雲：‘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以及《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醫學是一門保障人類自身生產和健康生活的基本生存技術，它從生活經驗開始，逐步引發出一定的理論形態。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在總結醫學發展的歷史時曾指出：“案神農所創之醫，為醫之經驗；黃帝所創之醫，為醫之原理，進化之級應如是也。”從藥物學來看，《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宋劉恕《通鑒外紀》亦有類似的記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嘗一日而遇七十毒。”這些材料都說明炎帝神農嘗百草而了解物的藥性。到黃帝時，這個過程尚未終結，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曾指出：黃帝“使岐伯嘗味百草、典醫療疾，令經方本草之書鹹出焉。”不過，從黃帝開始對藥理有了初步的理論總結。黃帝對炎帝部族的醫藥養生之術也予以高度關注。自戰國時期開始，就有越來越豐富的關于黃帝學習養生、醫學的記載，如《莊子》記載，黃帝曾到崆峒山（今甘肅平涼）問“養民人”、“官陰陽”之道，黃帝後來也被養生家當作他們學說的始祖。黃帝對于人類現實生命的高度關注，影響了後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黃帝時期的醫學經驗被包含于後來成書的《黃帝內經》之中。從古至今，這個問題就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大致有三種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黃帝內經》是黃帝和他的臣下所作；第二種看法認為《黃帝內經》與黃帝無關，其書為戰國至秦漢間的醫者所作；第三種看法認為《黃帝內經》雖然成書較晚，但其中確實包含有黃帝或黃帝時期的醫學內容（徐儀明：《黃帝與〈黃帝內經〉》，載《炎黃文化研究》增刊第2期）。《黃帝內經》中的許多內容確實反映出黃帝時期的醫學成就。黃帝時期，有了早期的文字，它為醫學理論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這些醫學理論在傳播中被補充、發展，就成了《黃帝內經》。據現代一些學者考證，古本《黃帝內經》十八卷，“其文字數量是非常有限的，約與18篇相等。也就是說，只能是今本《黃帝內經》的1/9左右”（廖育群：《岐黃醫道》，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頁）。在《黃帝內經》傳抄流布過程中，也摻入了一些後人補撰的內容，並出現了多種不同傳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