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
白先勇先生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明媚的陽光下，一位儒雅的長者向我們走來。是的，是白先勇先生，一如傳説中的紅潤的臉龐和親切的笑容。春天的校園，青春版崑曲，年輕的老人———一切都那麼生機盎然。4月3日下午，北大校園，一家咖啡廳。我們開始了和白先生的長談。
以青春為號召：《牡丹亭》的校園之旅
記者：作為青春版《牡丹亭》的策劃人和製作人，您為什麼把該劇的主要觀眾定位於年輕人？
白先勇：從去年4月在臺北首演，到現在《牡丹亭》演出整整一年了。當時在臺北演了兩輪，觀眾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年輕人，他們內心深處那種衝動，我幾乎可以摸得著。在香港，演完了觀眾有三分之二留下來和我們交流，一直談到十二點。後來我們到內地演出，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引起大學生的關注。要只是幾場商業演出，放在大劇院裏演一演，一般觀眾看一看，叫好一陣，那樣挺簡單。但我的目標是必須把它引進校園。我把它定名為“青春版”，有雙重目的：一是借這次機會，訓練一批年輕演員，因為崑曲演員有斷層的危險；二是要培養一群年輕觀眾，沒有觀眾，戲就會死掉。首先我要從大學做起，然後再擴展到中學，再往外擴展開來。
記者：所以把內地首演定在蘇州大學？
白先勇：我們是和蘇州昆劇院合作，所以在蘇州首演是理所當然的，回娘家嘛。但是最初是安排在了光明劇院。我覺得這樣演出意義不夠明確，剛好蘇州大學來邀請，正合我意。蘇大那次有兩千個座位，開始我沒底，學校説，要不要組織觀眾？我聽不懂，觀眾怎麼還要組織啊？（笑）但是真是沒想到票會那麼搶手，兩三天內一搶而光。蘇大的禮堂很舊，是硬板凳，六月份沒有冷氣，還有蚊子，我一邊看一邊“劈劈啪啪”打蚊子。我想也許開頭是好奇，在這種環境下看九個小時可能坐不住。沒想到人一天比一天多，到第三天，兩千個位子的禮堂，擠進來了兩千五六百人。在浙大也如此，許多人排隊搶票。
記者：這次來北大是首進北京高校，之後還要去哪些校園呢？
白先勇：北大演完了，我們就移師北師大，然後去南開，五月去南京大學，月底再到復旦，作為他們百年校慶的一個節目。再下去是同濟、交大，但是再往下就不知道怎麼樣了。所以我懇切呼籲教育部門、文化部門幫我們一把，下個令啊，協調一下啊。這次如果不是北大的葉朗先生、北師大的曹衛東先生，還有我們加州大學的楊祖佑校長出了大力，我們到大學去，一層一層很艱難的。
記者：那麼這次演出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商業性？
白先勇：是有一定的演出費，但比商業的低。北大這次負責演員食宿、宣傳費，蘇州大學負責運輸交通。這次不單是北大，政府也很重視，上次新聞發佈會，文化部藝術司司長于平來了，教育部也來了一位處長。我們演完了就要推向國際，讓他們看看我們中國的口頭和非物質遺産，讓他們看看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以崑曲為例：中國文化走向哪
記者：1957年您考進臺灣大學，現在又攜青春版《牡丹亭》回到北大。臺大和北大説來還是頗有淵源的，您這次來北大是不是很有感觸？
白先勇：北大這次演出意義重大啊。首先，北大是近代文化的發源地，一向對文化的走向起著領導作用。另一方面，我是臺大學生，我們老校長傅斯年開始就是北大老校長，它把北大傳統原封不動搬到臺大去，所以北大學生舍我其誰的味道和臺大一樣，年紀輕輕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笑）我的許多老師像黎烈文、夏濟安、臺靜農都是從北大去的。所以我等於是被北大老師教出來的，我們當年創辦《現代文學》就是受北大精神的啟發。這次《牡丹亭》到北大演出，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種因緣際會的意味：北大傳統培育了我們這一代，現在我們再回到我們的根源，把這個人文傳統呈現出來。這些天我時時在想，這樣的循回冥冥中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命運，有一條命運的軌跡在那兒。
記者：就是説，《牡丹亭》的意義已經超越了一個劇目、一個劇種，而與中國文化的命運相關聯？
白先勇：是的，今天我回到這兒，來搞這樣一個文化運動，是有特別意義的：中國的文化今後到底走向哪？上世紀有太多的災難、動蕩，我們來不及靜下來思考整個民族文化的走向。現在我們大家都應該靜靜坐下來，從哲學、文學、歷史、藝術等等社會學科開始，重新估價我們這幾千年的傳統文明。現在中國的經濟起來了，全世界都看得見中國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了。除了振興經濟以外，我們的文化呢？我們的古文明能不能再“回春”，這是很關鍵的。回不來那就危險了。這樣的例子很多，埃及啊，印度啊，兩河流域啊，一衰落，幾個世紀就衰落下去了。現在我們受到的最大的威脅還是西方文化的挑戰。你看西方從19世紀開始用他們的科技文化影響全球，取得了霸權。所以亨廷頓提出的“文明的衝突”是很有道理的。你要想接受挑戰，先得了解自己！我們有什麼優點？我們有崑曲！（笑）
記者：就如您説的，“先看看自己後院裏的牡丹有多麼美。”
白先勇：對，我們得先看自己的花有多美，美在哪兒。崑曲是一種世界性的藝術。我們民族最值得驕傲的有兩樣東西：一個書法，一個是詩。這是我們民族的靈魂。你看今天《唐詩三百首》還是暢銷書；無論你走到哪，看到一幅字畫擺在那兒就會肅然起敬。我覺得崑曲就是把書法動作韻律化、舞蹈化，用舞蹈和書法把詩的意境表現出來。把崑曲動作勾畫下來就是一幅狂草。説真話，一種藝術形式要超越文化、超越地域很難，但我確信我們崑曲可以。很多看過崑曲的外國人對我説，崑曲美得不得了，真沒想到中國古代就有這樣成熟的、架構這樣恢宏的戲劇，比他們的歌劇歷史還要久。
以情為魂：情路探索上的中國文學
記者：您在一篇《我的崑曲之旅》中講了您和崑曲的很多淵源。但説到底這也和您的文學追求有關吧，文學和崑曲的美是相通的。
白先勇：完全是相通的。都是藝術，都是感動人的東西。特別是崑曲，文學底蘊特別深。我之所以特別迷戀崑曲，很大一部分原因在這兒。比如我寫《遊園驚夢》，靈感就是來源於崑曲。我剛開始是用傳統的方式來寫，但覺著節奏不對。我就想這樣一部小説，應該像音樂一樣抑揚頓挫，像笙簫管笛一樣有節奏。所以我就用意識流的方式，打破了時空限制。
記者：但是崑曲劇目眾多，您卻獨獨鍾情《牡丹亭》。
白先勇：因為“情”是《牡丹亭》的靈魂。我的看法是它的境界高於《西廂》。不是説“《牡丹亭》一齣，幾令《西廂》減色”麼。《西廂記》是寫實的，而《牡丹亭》已經上升到了一種寓言式的情的層面，是一種形而上的東西。這裡面的情已經到了“至”，可以超越生死、感動地獄、打破禮教，到了“情可以勝禮”的地步。《紅樓夢》也是講神瑛侍者和絳珠草的一段神話。所以我説《牡丹亭》上承《西廂》，下啟《紅樓》，是浪漫主義文學的高峰。
記者：有論者認為，《紅樓夢》完成了《牡丹亭》對情的探索。
白先勇：我想《紅樓夢》是情的集大成者。《紅樓夢》是把《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合起來了。所以我想，曹雪芹一定受湯顯祖佛道思想對情看法的影響很深很深。雖然《牡丹亭》也是歌頌青春、歌頌愛情，可是它底下卻潛伏著佛家思想。你比如上面一句“則為你如花美眷”，下面馬上驚心動魄來一句“似水流年”，“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中國式的傷春悲秋一直貫穿其中。從中國的傳統追溯上去，可能從“莊周夢蝶”開始，然後到《枕中記》，一直再到湯顯祖的《臨川四夢》，到《紅樓夢》，這裡面都是受佛道思想的影響。
記者：《牡丹亭》是戲裏入夢，《紅樓夢》是夢裏入了戲。您的文學也受此影響。
白先勇：是的，有意無意間就受了影響。我想和我的經歷有關。我生長在一個歷史大轉折時代，一切變動如此迅速，如此徹底，真讓人感到人生如夢。套用《牡丹亭》的臺詞就是：“夢中之事，未必非真”哪。這種人生的了悟、灑脫、曠達，我想也是到了一種境界吧。
同一種情懷：從《現代文學》義工到崑曲義工
記者：您曾笑稱自己是“崑曲義工”。
白先勇：是啊。不光是我，“崑曲義工”還有很多。這次我覺得最大的安慰就是請來了張繼青和汪世瑜兩位老師。還有臺灣書法家董陽孜，她在英國一個字值十萬台幣，你看她給我們寫了這麼多，許多場景都是用她的書法作背景的。
記者：這不是您第一次做義工了。您在臺大讀大三時就開始和同學一起辦《現代文學》，培養了一代優秀文藝家，那時您也是義工。
白先勇：是啊，都是賠錢的。辦雜誌把房子賠掉了，我把什麼都賠得精光。《現代文學》是那時最有名的賠錢雜誌，窮得不能再窮。我們自己校對，自己印刷，自己到報攤去派送。
記者：聽説印刷廠不給印，您就坐在印刷廠不走。
白先勇：對啊，你不上機開印我就不走。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大三那年，我們説要創辦新文學，後來那份雜誌真的培養了一代作家：陳映真，陳若曦，歐陽子，王文興……所以我就感覺如果當年不做，也許臺灣的文學就缺一塊了。
記者：現在做崑曲就像當年做《現代文學》，多年後回頭看可能更發現其深遠意義。白先勇：現在回頭看，確實是培養了一代作家，那時都是二十齣頭，想想也是青春版啊。現在我年齡也大了，還是春心不死啊。（笑）
記者：您早期的小説就有一篇叫《青春》，現在又回到“青春”這兩個字了。
白先勇：是是，臺北人講，你二十歲就寫老人的心境，現在反而返老還童，做起青春夢了。
記者：您讀的是外文系，卻從事中國文學創作；您在美國寫了《臺北人》，現在又從海外回來做崑曲。可以説，您一直遊走于古今中西之間，那您最後的落腳點在哪？
白先勇：我用杜甫的一句詩來回答：“不薄今人愛古人”。古今中外我都吸收。我覺得現在應該用一種開放的精神來看問題：怎樣把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融合起來。我喜歡新東西，也不會排斥古人，這取捨之間是學問，就像我們的青春版一樣：我們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們利用現代，但不濫用現代。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最後還想對我們的讀者説些什麼？
白先勇：這次參加製作《牡丹亭》，艱難得不得了。到處化緣到處籌錢，總算為自己的文化做了一些事情。我這只是一個引子，要有政府的幫助、民間的幫助，上上下下都起來才能把這個事做成。我很怕這是個一時現象。萬一我做不動了，我希望還有很多人繼續。
本報記者 付小悅 本報通訊員 何亮
（責任編輯：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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