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隋唐大運河的歷史價值與遺産保護的探討
中國大運河以京杭大運河與隋唐大運河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長期以來人們對京杭大運河溝通南北經濟、促進文化交流的歷史意義有著較為充分認識。但是談到隋唐大運河，卻多與隋煬帝“遊山玩水”聯繫在一起，往往把隋唐大運河作為隋煬帝殘暴、奢侈的歷史見證，而對於隋唐大運河的真正的、深層的歷史意義、價值卻注意、發掘的不夠。
關於隋唐大運河的歷史意義、價值應該將其置於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是西部與中亞之間有大面積戈壁沙漠，東部和南部是大海，華夏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區在黃河流域中游，從夏商周時代的華夏文化，到秦漢時代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文化，其空間的發展是從中原向四週的擴展。在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從秦漢帝國開始，其北部和東北部，一直是中華民族自身歷史發展的關鍵地區。由於自然地理環境因素的決定，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是從西向東，而經濟上是向東南方向發展，政治上是向東北方向發展。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歷史的鼎盛時代，在國家空間格局的變化上，尤其突出反映了上述規律。
從經濟方面來看，漢代以後的三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北方地區連年戰亂，人口大量南遷。與此同時，南方地區得到迅速發展，致使江南一代被當時的學者譽為“膏腴上地，畝值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任八方，絲棉布帛之饒，覆衣天下。”[1]對此，北魏孝文帝曾經設想開鑿溝通從洛陽到東南地區的運河[2]，不過由於當時國家戰亂，這個計劃不可能付諸實施。隋唐時代，江南地區的重要經濟作用更為突出，所謂當時“天下以江淮為國命”[3]，國家的財政是“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4]。隋煬帝楊廣在當皇帝之前，曾任淮南道行臺尚書令，開皇八年他又作為行軍元帥統兵伐陳。楊廣對江南地區的經濟狀況應該是很了解的，因此他登基之後，立即開始了從洛陽到江南的大運河建設工程。
從政治、軍事方面來看，從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幾百年分裂走向統一的隋王朝，隋煬帝面臨著鞏固國家的統一、加強中央集權國家的統治的重要任務。隋王朝的建立不等於國家統一的全面完成，就在楊廣平陳之後一年，江南豪強汪文進就發動叛亂。加強對東南地區的政治統治、軍事控制，應該是隋煬帝開鑿東南方向大運河的重要原因。
如果説隋煬帝大業元年（西元605年）開鑿東南方向大運河（通濟渠）的目的有經濟與政治、軍事幾個方面的原因，那麼他于大業四年（西元608年）開鑿的洛陽至北京的東北方向的大運河（永濟渠），其主要原因應該是政治統治與軍事活動的需要。永濟渠歷時一年完工，隋煬帝就在永濟渠北端的涿郡薊城（今北京），修建了“臨朔宮”，這是隋煬帝指揮隋王朝東北地區戰爭的前沿“指揮部”。永濟渠開鑿以後，隨即為征戰遼東等地，多次投入大規模軍隊及糧草、車輛、兵甲等軍需物資的運送、集結[5]。唐代太宗李世民征戰遼東、武則天討伐契丹等，也都是利用了永濟渠這條運輸線。隋煬帝開鑿永濟渠，使涿郡薊城（今北京）的地位，逐漸從秦漢以來的地區性中心走向全國。隋唐時代的永濟渠為鞏固東北邊疆地區提供了重要保障，遼金元時代又為北方及東北地區少數民族進入內地、共同構建並促進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重要的歷史作用。正是隋煬帝開鑿的永濟渠，使海陵王有可能從黑龍江阿城遷到北京，建立了“金中都”。元忽必烈滅金，在北京建都——元大都，當時永濟渠作為北方與內地的重要交通命脈，自然是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隋煬帝永濟渠的開鑿，其在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歷史過程中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隋唐大運河由於元代京杭大運河的開鑿，其作用相對減弱，加之環境變化、水源枯竭，現在的隋唐大運河基本只是留下運河的故道遺址。從“可視性”角度來看，隋唐大運河不如京杭大運河，有人説京杭大運河是一條活著的運河文化遺産，而隋唐大運河就靜靜地埋在地下。我認為對於隋唐大運河而言，現在還不是“可視性”如何的問題，當務之急是究明隋唐大運河遺址本體實際情況。目前對隋唐大運河遺址的了解，多來自各種各樣文獻記載。由於時代與科學發展的局限性，上述記載或比較籠統、或有所訛誤、或存在疏漏等等。類似隋唐大運河這樣有著一千多年曆史的文化遺産，要究明其物質載體的分佈、形制、結構、時代、工藝等基本情況，必須作好科學規劃，以田野考古為基礎，以現代自然科學技術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由點及面的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積累資料，摸清底細，有的放矢的開展隋唐大運河文化遺産保護與利用、展示工作。
隋唐大運河作為古代水利工程遺址，它又有其特點：由於隋唐大運河遺址已經埋藏在地下，所以其保存的文化遺産歷史資訊相對而言更多一些、“完整性”更好一些、“真實性”更強一些。對於我們認識、了解、研究中國古代運河發展史，更具有科學與學術意義。
但是實事求是來看，我們對隋唐大運河還不能説“心中有數”，應該承認我們還是心中“底數不清”。現在各地的大規模基本建設、房地産開發熱潮，使我們地下文化遺産的隋唐大運河遺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鋻於隋唐大運河的這種情況，我認為當前有必要加強隋唐大運河的研究，積極開展隋唐大運河遺址的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儘快究明隋唐大運河文化遺産的“家底”，做到對隋唐大運河保護要“心中有數”，這是作好隋唐大運河文化遺産保護工作的前提，是開展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産的科學基礎。
關於文化遺産的“可視性”問題，我以為隋唐大運河遺址與京杭大運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也是無法相比的。正如現代“摩天大廈”與古代希臘神廟廢墟，其“可視性”各有特色。前者的欣賞，滿足了人們的視覺要求；後者的參觀，引起人們美好的遐想。隋唐大運河遺址的展示，象其他文化遺産中的古代遺址一樣，其“完整”中的“不完整性”、“壯觀”中的“滄桑感”，正是它的科學“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