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前仰韶文化
裴李崗文化①是1977年在新鄭縣裴李崗發現的一種新型文化，它不僅文化面貌獨具風格，而且在中原地區各類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年代在目前來説也是比較早的，也可以稱為前仰韶文化。裴李崗文化的發現，是我國考古學上的新收穫，它的學術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一、裴李崗文化的概況
裴李崗文化已經發掘的遺址有兩處，一處是新鄭縣的裴李崗，另一處是密縣的莪溝北崗，兩處遺址均在洧水左岸，相距20多公里。裴李崗遺址的面積約2萬平方米，莪溝遺址的面積約8萬平方米。綜合這兩處遺址的發掘資料，對裴李崗文化有以下幾點認識。
1.裴李崗文化的氏族已經過著定居的生活。第一，文化層的堆積有的地方厚達1米以上，如果沒有長期的定居生活，這種現象是不會出現的。第二，遺址中發現有房基、燒陶窯和許多儲藏物品的窖穴，這些都是人們定居生活的一般特徵。第三，墓地的發現以及墓地和其他遺跡還有打破關係，也是定居生活的一條證明。
2.裴李崗文化的氏族經濟生活主要是依靠農業生産。這從發現的生産工具即可以看出一個大概。首先是用於砍伐的石斧，用於松土播種的石鏟，用於收割禾穗的石鐮，是發現最多的農業生産工具；其次是發現了相當數量的石磨盤和石磨棒，這是加工糧食的工具。大量的農業生産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的發現，充分地證明了農業生産是氏族生活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氏族定居的物質基礎。
3.狩獵、採集和家畜飼養是氏族經濟生活的輔助。遺址中發現的少數的彈丸和骨簇是狩獵經濟的反映；發現的櫟子、棗核和核桃是採集經濟的反映；發現的豬、羊骨骼和陶豬、陶羊，説明氏族內出現了家畜飼養。但是這幾種生産活動與農業生産相比較，只能是氏族的一種副業，是生活的補助。
4.石器和陶器的製造，是氏族內主要的原始手工業生産。關於石器製造，人們不僅已經熟悉選料和制坯技術，而且在磨制技術上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雖然有些石器還保留有一定的打制或琢制痕跡，但有些石器卻磨制得非常精緻。石器的種類不多，主要有磨制的石斧、石鏟、石鐮和琢制的石磨盤、磨棒等。另外，還發現有磨制石器或骨器的礪石。關於陶器的製造，是裴李崗文化一項十分重要的手工業生産。在莪溝發現的一處紅燒土面遺跡，當是最原始的就地燒制陶器的基址；在裴李崗發現了一座名副其實的燒陶器窯，雖然比較殘破，但還可以看出已初具規模的簡單結構。在這樣的陶窯裏燒製成的陶器，基本上呈紅色或紅褐色，灰色陶器是非常個別的。陶質有兩種，一種是細泥紅陶，一種是夾砂紅陶。陶器胎質疏鬆，吸水性強，容易破碎。陶器純屬手制，大器物多用盤築法，小器物用手捏制，耳、鼻、腿皆為器體製成後再進行粘接。陶器上的紋飾非常簡單，主要有篦紋、壓印紋、坑點紋、劃紋和指甲紋等。陶器的品種主要有罐、壺、缽、碗、勺、鼎和三足缽等。
5.紡織和人們的裝飾。這兩方面出土的遺物不多，但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跡象。遺址中出土有陶紡輪，是人們已經會紡線的證明，發現的骨匕可能與織布工具有關。裝飾品發現有綠松石珠，還有人們用於發髻上的骨簪。
6.建築術的出現。第一，人們會營建簡單的燒陶器窯。第二，人們會挖掘儲存物品的窖穴。第三，人們會營建半穴居的房屋。在莪溝發現6座房基，均屬半地穴土坑。近圓形的房基5座，口徑2.17米～2.2米，周壁直而光滑，在南壁或西南壁有伸出房外的斜坡或階梯門道，迎門的室內有火塘，有的火塘用黃泥或草拌泥築成灶圈，有的火塘呈箕形。有的房基周邊分佈有均勻的柱洞，門道兩側有兩個大柱洞。有一座房子是從地面向下挖一個長方形坑，南北長2.4米，東西殘寬1.32米，室內地面用黃色土鋪墊。
7.氏族的葬俗。裴李崗和莪溝共發現100座墓葬，反映了以下幾種葬俗：第一，這時的氏族有了公共墓地。第二，墓壙均為長方土坑，無葬具，方向朝南或西南，雖然多數人骨架已腐朽，但是還可以觀察出來他們的葬式是仰身直肢葬。除一墓為二人合葬外，其餘均為單人葬。第三，莪溝出現了9座挖有壁龕的墓，隨葬品都放置在壁龕裏。第四，盛行隨葬生産工具和生活用具。除9座墓無隨葬品外，其餘91座墓均有隨葬品，最少的1件，最多的有26件，隨葬品的放置似有一定規矩。隨葬品主要有三類，一類是生産工具，一類是糧食加工工具，一類是生活用具。第五，隨葬品的組合有三種形式，一種是純陶器隨葬，另一種是陶器與糧食加工工具相組合，最後一種是陶器與農業生産工具相結合。除裴李崗M1外，農業生産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在其餘所有墓內是不同時隨葬的。能夠區分性別的在莪溝有M31、在裴李崗有M28，都是男性墓，他們的墓內只隨葬陶器和農業生産工具，而沒有糧食加工工具。從這些跡象看，男女分工已經反映到葬俗上來了。
8.裴李崗文化的年代和分佈。莪溝遺址的年代測定了三個數據，樹輪校正後為西元前5737年～前5916年。裴李崗遺址也測定了三個數據，其中最晚的一個數據經樹輪校正為西元前5879年，其餘兩個未經樹輪校正的數據，一個是西元前5935 480年，一個是西元前7350 1000年。綜合這些數據來分析，裴李崗文化的時代當在距今8000年左右。
關於裴李崗文化分佈的情況，據開封地區文管會的調查，在新鄭縣除了裴李崗遺址外，還有唐戶遺存，面積約4萬平方米；西土橋遺址，面積約1萬平方米。在中牟縣發現了兩處，一處在黃店公社的業王村，一處在八崗公社的馮莊大隊。在密縣除了莪溝遺址外，還發現有東關、城東北角、青石河、張灣和王咀、馬良溝等6處遺址。在登封縣唐莊公社向陽大隊的東崗嶺發現1處。在鞏縣夾津口公社鐵生溝大隊和魯莊公社趙城大隊村南也各發現了1處。總共五個縣發現裴李崗文化遺存14處，其中4處和仰韶、龍山文化共存②。另外，在鄭州、焉陵、長葛、舞陽、漯河、許昌、郟縣、潢川、項城以及山東的滕縣等近20個縣市，都發現了裴李崗文化③。根據這些不完全的調查，已足以説明裴李崗文化分佈的區域實在不能算小。
二、裴李崗文化的獨特風格
裴李崗文化與中原地區各類新石器時代文化相比較，它們之間的差異性是十分明顯的，不僅文化的年代居於首位，而且它的文化面貌也是具有獨特風格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石磨盤和石磨棒的特殊形制與普遍的發現，是識別裴李崗文化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磨盤和磨棒皆用砂岩琢制而成，磨盤形制有三種。以裴李崗遺址出土的為例，第一種平面近似于橢圓形，一端稍寬，一端稍窄，腰部內收，略呈鞋底狀，盤下有四個柱形腿；盤面由於長期使用，腰部已經下凹。第二種平面也近橢圓形，與第一種最大的區別是盤下沒有腿，一般較厚大。第三種平面一端尖，一端平齊，無腿。石磨棒一般為圓柱形，由於長期使用，有的成扁圓形或三棱形。裴李崗文化的磨盤、磨棒不僅器形特殊，而且出土數量也特別多。在裴李崗和莪溝兩處共發現了57個石磨盤，25根石磨棒。在各縣發現的裴李崗文化中，多有石磨盤出土。所以有的同志説“這簡直是磨盤文化了”。這樣多的石磨盤出土，目前所知道的任何類型文化遺址都是望塵莫及的。
2.三足器的大量出土，是裴李崗文化又一個明顯的特點。三足器有陶鼎、三足罐、三足壺、三足甑形器和三足缽。裴李崗和莪溝出土各類陶器總共只有300多件，但是其中三足缽即有125件，是數量最多的一種陶器，如果加上其他三足器，即有140多件。裴李崗文化盛行三足器，也是其他類型文化無法與之相比的。特別是莪溝發現的三足甑形器，更為各類新石器時代文化所罕見。
3.兩端刃和舌狀石鏟是裴李崗文化代表性器物之一。有的是帶肩石鏟，刃部呈弧形；有的石鏟刃部呈弧形或舌狀，但頂端較窄，甚至呈尖狀。最使人感興趣的是兩端刃石鏟，有的兩端皆呈舌狀或弧形，或一端呈舌狀一端呈弧形。石鏟在裴李崗文化中是既普遍存在數量又多的一種器物。如裴李崗和莪溝發現石斧、石鏟和石鐮共117件，其中石鏟一種即81件，佔總數的69%，這樣大的比例在其他文化遺址中是不多見的。
4.鋸齒鐮是裴李崗文化的一種典型器物。這種石鐮都是通體磨光，製作精緻。其形狀有弧背平刃和弧背凹刃兩種。石鐮的柄部略向上翹，柄的下部有一個缺口或兩個缺口。這類頗具匠心的石鐮，最引人注意的還不是它的形制如何精緻，而是在於每一件石鐮的刃部都製作有鋸齒，正是這種帶鋸齒的石鐮，它把裴李崗文化點綴得更加突出更加明朗化。
5.陶壺在裴李崗文化中數量僅次於三足缽，兩處公共墓地共隨葬陶壺78件，它是氏族最重視的生活用具之一，在莪溝大部分墓內都隨葬有陶壺，在裴李崗幾乎全部墓內都隨葬有陶壺。發現的陶壺一般都是小口、高領，並附有對稱的彎月形雙耳，不論橫耳或豎耳均有穿孔，個別的還有紐狀耳。器形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圓球形，一種是蛋圓形。陶壺的底部有四種情況，一種是圓底，一種是小平底，還有一種近似尖底，最特殊的是在球形壺下附三個錐狀矮足。這種陶壺當是一種運水工具。
6.裴李崗文化中的陶勺、深腹罐和圈足碗，雖然沒有三足缽和陶壺那樣顯著的位置，但也是構成裴李崗文化的重要因素，特別是陶勺的出現，在其他類型的文化遺址中是不多見的。
7.裴李崗文化的陶器紋飾也是別有風格的，它既沒有色彩鮮艷的彩繪花紋，也沒有一般文化中的繩紋和條紋，它的陶器紋飾是中原地區其他類型文化比較少有的篦紋、壓印紋、坑點紋、劃紋和指甲紋，有的器物上還有乳釘裝飾。在中原地區見到裴李崗文化的陶器紋飾，使人感到很陌生、很特殊，這些紋飾成了區別於其他類型文化的奇裝異服。
8.壁龕墓的出現，是中原地區各類新石器時代文化所罕見的。不論是仰韶文化或大汶口文化，甚至後來的屈家嶺文化和龍山文化，一個墓地發現9座壁龕墓，還沒有看到這樣的資料。因此壁龕墓也應是裴李崗文化的特徵之一。
以上介紹的八種情況，都是非常具體的例證，它已經可以反映出一種文化共同體的特徵，所以有的同志提出將其命名為裴李崗文化的意見是正確的④。從目前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裴李崗文化根本無法歸屬到任何某一種文化系統。它形成了自己的體系，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它的分佈範圍也相當廣泛，因此説把它命名為裴李崗文化是當之無愧的。
三、為裴李崗文化尋找後代
裴李崗文化分佈範圍廣、延續時間長，顯然是一類生命力很強的遠古文化，它進一步發展為什麼文化，也就是説它的“後代”是誰？下面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一些探討。
（一）與磁山文化和老官臺文化比較⑤
在中原地區與裴李崗文化年代接近的有磁山文化和老官臺文化。武安磁山遺址C14測定了兩個年代數據，一個是距今7355 100年，另一個是距今7330 105年；老官臺文化的北首嶺遺址下層，C14測定的年代為距今7100 140年（樹輪校正）。這兩處遺址與裴李崗文化的關係，從以下幾個方面比較。
1.農業生産工具比較
裴李崗文化中的農業生産工具有石斧、石鏟和石鐮；北首嶺沒有發現石鐮；磁山雖然發現石鐮但沒有鋸齒。裴李崗的石斧橫斷面呈橢圓形，刃部作圓弧形，個別的也有平齊刃；磁山發現的石斧較多，多為柱狀體，斷面與刃部同裴李崗近似；北首嶺的石斧，橫斷面呈扁圓形，平面作長舌形，有的石斧已有穿孔，與裴李崗石斧不同。裴李崗的石鏟最大的特點是舌狀和扁長兩端刃、雙面弧刃等幾種；磁山的石鏟基本上與此相同；北首嶺的石鏟雖説具有舌形的特點，但其基本形狀平面呈短寬近似于圓形，與裴李崗的扁長條形石鏟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裴李崗文化的農業生産工具，與北首嶺的同類器沒有明顯的共同之處，但是與磁山比較接近。
2.糧食加工工具的比較
糧食加工工具，在裴李崗文化中發現的特別多。磁山遺址中發現了不少石磨盤和石磨棒，與裴李崗文化的同類器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特別是磁山發現的I式磨盤（T24②H58：402），與中牟業王遺址出土的磨盤形狀極為相似⑥。老官臺文化沒有相似的器形發現。北首嶺出土有磨棒，有文説中腰已經磨蝕變細，未介紹具體形狀和尺寸，同時也無圖參考，無法對比。北首嶺同類的西鄉李家村遺址⑦，公佈的資料提到石磨盤，但也未介紹具體形狀。因此用石磨盤和石磨棒相比較，對老官臺文化不能作結論，但是對磁山文化來説，它是承襲了裴李崗文化的傳統。
3.生活用具的比較
裴李崗文化中發現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所以，只有以陶器為主來進行比較。裴李崗文化的陶器從陶質來説，有夾砂和泥質兩大類。其陶色，從整體來看基本上都屬於紅色，灰色陶器是非常個別的現象。陶器的制法全為手制，主要採用泥條盤築法，小件器物用手捏制，器壁皆厚薄不勻。磁山遺址出土的陶器基本上與此相同。北首嶺（包括李家村）的陶器雖然均為手制，但器壁厚薄比較均勻。陶色雖然是以紅陶為主，但有相當數量的灰陶。從陶質陶色觀察對比，磁山與裴李崗比較接近。裴李崗的典型陶器，如三足缽、缽、圈足碗、假圈足碗、深腹罐與磁山出土的同類器物基本相同；雙耳球形壺和雙耳蛋圓形壺，與磁山I式小口雙耳罐（T14②：3010)和Ⅱ式小口雙耳罐（714②：301）近似。現在再看看老官臺文化，三足缽和假圈足碗在元君廟發現有類似的器物，深腹罐在老官臺和元君廟有發現⑧。北首嶺和李家村也有三足器，一種是豎置的鵝蛋形罐或直筒形罐，不論是平底或圜底，下邊都有三個橫長的疙瘩小足；第二種是上部為侈口、鼓腹小平底罐下邊有三個外撇的圓錐狀短足；第三種是上部為一個帶把的小壺，下部有三個柱狀足；第四種是上部為一個深腹碗，下邊附有三個小足。但是這些三足器與裴李崗文化的三足缽、三足壺相比較，其風格沒有相似的感覺。北首嶺發現的四足雙連鼎，與裴李崗的陶鼎也不一樣。從以上這些陶器對比的結果看，老官臺文化沒有磁山文化與裴李崗文化的關係密切。
（二）與仰韶文化比較
仰韶文化有各種類型，現以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相比較。裴李崗文化典型的石鏟、石鐮和四足磨盤，在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中找不到蹤影（淅川地區發現有鋸齒鐮，不屬半坡、廟底溝類型）；裴李崗文化的提水工具如雙耳球形壺、蛋圓壺，在半坡和廟底溝也很難找到同類器，不過裴李崗出土的一件Ⅳ式壺（M16），小口、雙耳、尖圓底，似為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的祖型；裴李崗文化最盛行的三足器，如三足壺、缽形鼎（或稱三足缽）、罐形鼎，在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中是比較少見的，如姜寨、史家村和三里橋等遺址就沒有見到三足器，廟底溝遺址出土了那麼多陶器，只有一件三足釜，半坡遺址發現了上千件的陶器，只復原了一件缽形鼎。以上情況説明它們之間的差異。但是也有一些共性的因素，例如半坡、姜寨、史家村諸遺址中均發現有指甲紋，半坡還有個別的篦紋；半坡發掘報告仲介紹的缽（圖八八：2、5）、碗（圖八九：9)、深腹罐（圖一O六：4）與裴李崗文化的同類器有些近似。半坡遺址出土的盂（圖九二：11、14)和廟底溝出土的盂（圖二一：H59：25、H322：07)與磁山出土的同類器極為相似。半坡出土的直壁淺腹平底盤與磁山的同類器基本一樣。盤、盂之類的典型器物和指甲紋、篦紋，在老官臺文化中沒有發現，這就説明這兩種器物兩種紋飾可能淵源於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其他幾種器物雖然與裴李崗文化的相似，但其淵源還應是地域相同、時代較接近的老官臺文化。因此，從總體看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的仰韶文化，與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有一定淵源關係，但並不十分密切。
仰韶文化的後崗類型，陶器紋飾有錐刺紋、乳釘紋、劃紋、附加堆紋和指甲紋，與裴李崗和磁山文化比較接近。後崗類型中發現有無足的石磨盤和石磨棒。後崗出土的陶缽（H2：1、H8：3、H8：4）、下潘汪的Ⅱ式缽（T31④：17），與裴李崗（A區M23）和磁山的缽（T8②H22：142），下潘汪I式缽（H129：5）與磁山I式盤（T11②H63：335），武安趙窯的陶碗（H4：1)與磁山Ⅲ式碗（T3②：542)等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下潘汪出土的盂（T33④：25）與磁山Ⅵ式盂（T18②：207）和Ⅲ式碗（T13②H29：227)也很相似。武安趙窯的深腹罐（T22②：14B）、下潘汪Ⅱ式罐（T45④：25），與裴李崗Ⅲ式罐（M33）和磁山I式罐（T23②：461）相似。武安趙窯的小口雙耳罐（T22②14A）與磁山Ⅲ式小口雙耳罐（T25②：428）基本相同。特別是下潘汪的Ⅲ式壺（748④：4）和界段營的壺（H50：1）與裴李崗的I式小口雙耳球形壺幾乎完全一樣。後崗發現的罐形鼎和缽形鼎不僅與裴李崗的同類器相似，而且出土的數量也較多⑩，它承襲了裴李崗文化盛行三足器的傳統。後崗類型受到半坡類型的影響也很大，它們之間有一定的共性，但是從全部情況觀察推斷，它與裴李崗文化的關係比較密切，雖然年代距離較遠，但其淵源於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脈絡還是比較清楚的。
（三）與大汶口文化比較○11
裴李崗文化與大汶口文化年代距離較大，文化面貌也有差距，但是仔細觀察，它們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關係。在大汶口文化中能夠看到裴李崗文化的影響，在裴李崗文化中能夠找到大汶口文化某些器物的淵源。例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紋飾，雖然較裴李崗文化的種類多得多，但是其中也發現劃紋、附加堆紋、指甲紋、篦紋、編織紋和點狀壓印紋，基本上是承襲了裴李崗文化的陶器紋飾。裴李崗文化的圜底缽、平底缽、小口雙耳壺、缽形鼎（三足缽）、罐形鼎等各種典型器物，在大汶口文化各處遺址中都能找到它的同類器。如大墩子的Ⅱ式罐（大M30：4、大M17：4）雖然無耳，但其形狀則近似于裴李崗和莪溝的陶壺；陶缽（大M2：8)與裴李崗、莪溝、磁山的相似；大墩子的陶盆（大M30：10)和西夏侯的陶盆（TI②：3）與磁山的平底直壁淺腹盤非常相似；大墩子的小口雙耳罐（大T36)、劉林的小口雙耳I式罐（211：10，M66：3）、景芝鎮的小口雙耳Ⅴ式罐，與裴李崗文化小口平底雙耳壺基本上一樣；西夏侯的陶壺從裴李崗文化中也能找到它的祖型；劉林發現的帶把的陶碗，它的祖型就是裴李崗文化中的陶勺（或稱帶把瓢）；景芝鎮發現的圈足碗和假圈足碗，在裴李崗文化中能夠看到同類器；在西夏侯發現了一件非常特殊的器物，原報告稱為三足罐形甑（T2②：1），在裴李崗文化的莪溝遺址中，發現了類似的殘器。另外，裴李崗文化中的帶肩石鏟和磁山文化中的陶支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有發現。
現在再從整體來看，裴李崗文化盛行的雙耳壺是提水的工具，這類器型在大汶口文化中普遍發現。大汶口文化盛行的背水壺就是在雙耳壺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特別是裴李崗文化盛行的三足器，如三足缽、缽形鼎、罐形鼎等，在大汶口文化中得到了全面的繼承而且又有新的改進。大汶口文化同樣是盛行三足器的，例如：景芝鎮出土64件陶器中，三足器即有17件；劉林遺址復原了32件陶器，其中罐形鼎20件，盆形鼎、缽形鼎各1件，共22件；劉林墓葬的陶器共530件，其中三足器一類即有220件；大墩子的墓葬中出土陶器197件，其中三足器即79件；西夏侯發現陶器601件，器型共20種，其中三足器即有164件；大汶口出土的完整的陶器共1015件，不同器型14類，其中三足器即有206件，各種陶壺即有223件。這些枯燥的數字説明瞭一個問題：大汶口文化確實盛行三足器和各類陶壺，與裴李崗文化的老傳統基本上是一致的。從以上介紹的整個情況來看，裴李崗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的關係，超過了後崗類型的仰韶文化。
四、結語
裴李崗文化是中原地區具有獨特風格的一類文化，它的時代已跨入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階段。嵩山東麓的廣大地區是它分佈範圍的中心。裴李崗文化對老官臺文化有一定的影響，但不是它的直系“祖先”；裴李崗文化對磁山文化影響較大，磁山文化當是它的主要繼承者。老官臺、半坡、廟底溝屬於同一發展系統，雖然裴李崗和磁山文化對其有一定影響，但不能歸屬於它們的文化系統。裴李崗、磁山和後崗屬於同一發展系統，雖然半坡類型對後崗類型有較大的影響，但同樣它也不能加入這個發展系統。裴李崗文化與大汶口文化之間有缺少的環節，有待於今後的研究發現。儘管如此，大汶口文化淵源於裴李崗文化的跡象還是比較明顯的。觀察大汶口文化的全貌，它的許多因素當另有淵源。從裴李崗文化發展的地域來看，它的勢力向西發展不大；有一支從嵩山地帶向北發展，形成了磁山文化，後來又接受了半坡類型的影響，形成了後崗類型仰韶文化；有一支向東發展融合了其他類型文化，最後形成了大汶口文化；留在以嵩山為中心地帶的文化，大河村類型可能是它的遠世後代，擬另文論述，這裡從略。(2010-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