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臺北建城時期（1884年-1894年）

　　清朝時期臺北漢族居民的衣飾穿著情形，大致上與大陸原鄉地無異。由於臺灣漢族居民大多移民自閩粵一帶，尤其是臺北地區的漢人，多半來自福建漳州、泉州兩地，因此生活習慣和風俗禮儀都承襲了原鄉的模式。不過嚴格來説，臺灣地區的衣飾文化還顯現出代表地方特色之處。其中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受到自然氣候的影響，在服裝材質上偏以夏布為主。此外，臺灣的服飾還受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與大陸有所差異。臺灣在中國版圖上，不僅是位處偏陲地帶，更是個獨立的海島，使得臺灣原本就較為開放的社會風氣受到鼓舞，並且反映在漢族居民的穿著習慣上。

　　“綢緞之屬，來自江浙，紳富用之。建省之後，杭綾盛行，局緞次之。……海通之後，洋布大消。呢羽之類，其來無窮；而花布大盛，色樣翻新，婦女多喜用之。若泉州之白布、福州之綠布、寧波之紫花布，尚行于鄉村也”。這是連橫在《臺灣通史風俗志》中有關衣飾方面的文獻記載，從中可以看出，清朝時期臺灣漢族一般居民的衣著是透過服飾布料的選用，以顯現崇尚奢華的社會風氣，有別於華南原鄉地所表現的樸實穿著。當然臺灣這種以奢華為導向的地方特色，似乎也反應了當時經濟實力的一面，尤其是臺北，由於海外貿易的影響，居民生活不但漸趨富裕，也有機會接觸海外事宜，思想也因此較為開放，易於接受新的事物。在這種影響下，臺北居民不但有機會選擇不同於大陸地區的洋布，也有能力選購華麗高貴的布料，當然也樂於使用色彩艷麗的花布。

　　日據時期

　　日據前期的綏撫時期（1895年-1919年）

　　日本政府在殖民臺灣之初，對民眾的風俗文化大都採取維持現狀的策略，因此當時臺北居民在服飾上仍維持清朝時期的習慣，以傳統中式款式為主。不過，雖然日本政府在據臺初期對民眾的穿著款式習慣採放任的態度，但對於男性的辮發與女性的纏足等服飾中的習慣，卻相當排斥，甚至視為弊風惡習，只是為避免引發島內紛爭與衝突，只好放任，不敢斷然提出改革，直到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及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時才出現轉變。

　　雖然日本的臺灣總督視臺灣風俗中的辮發、纏足為必須革除的陋習，但開始其處理原則仍然採漸進的方式，即通過學校教育或報章雜誌倡導，鼓勵民眾放足斷發。當時臺灣民眾並未熱烈響應及配合。例如，1903年3月15日，兒玉源太郎曾在淡水館成立臺北風俗改良會，希望能有效推動陋習的改革，但成效並不如預期。這促使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改採強制手段，于1915年1月針對女性纏足訂定了“保甲規約”，使“放足”政策真正奏效。

　　日據中期的同化時期（1919年-1937年）

　　為了達到日化（“去中國化”）的目的，日本政府藉西化為包裝，使得臺灣民眾的服飾産生極大的轉變。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快速而普遍的穿著西式，以取代中式的款式、接受日式款式的服飾。

　　當時，由於受到國民革命成功、五四運動、世界思潮，以及臺灣知識分子吸收西方思維等因素的交互影響，臺灣居民對自我前途産生了一種文化自覺，也因而發展出首次的文化運動，稱之為新文化運動，在全島熱烈推行。對於這種以文化自覺為基礎的新文化運動，其實在中心思想上也同時形成出兩種心節的糾葛：一方面對傳統提出批判、質疑，以求得進步、適應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卻又希望藉維護部分中國傳統文化，來做為抵抗日本同化的憑藉。這種對傳統文化所採取的非全盤否定的立場，提供了當時臺灣在服飾文化的發展上能共容中式、西式、中西合壁等三種不同款式的空間。此外，在當時日本政府積極推展日化的情形之下，卻未使臺灣的服飾普遍形成日化現象，新文化運動可以説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日據後期的皇民化時期（1937年-1945年）

　　日本政府為了有效推行日本化，從1937年開始要臺灣人都使用日語(未滿四歲及十六歲以上者除外)，並且過著皇民化的生活，包括奉祀神公大(拜日本天皇先天照大神)、改善廳堂(廢棄傳統信仰)、改穿和服或“國民”服。

　　日本政府也成立推行教化運動的機構，其中對服飾的改善，也出現風俗同化的組織，要求臺灣民眾改良服飾，並且獎勵穿和服、“國民”服，這些都直接促使在1940年2月由“國民”精神總動員臺北州支部所發起的本島婦女服的改善運動。就臺灣服裝發展而言，在當時受徵召入伍充當日本軍夫的臺灣青年都必須穿著日本軍服，對臺灣服飾帶來極大的改變。

　　國民黨當局時期

　　1945年-1959年

　　對臺灣居民而言，臺灣光復是個極具轉折的日子，臺灣民眾對於回歸祖國以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甚至有許多女性在物質嚴重缺乏的條件下，仍把嫁粧衣服修改成旗袍，來表達對祖國的認同。

　　1949年，國民黨當局遷臺。當時隨國民黨當局自中國大陸各省來臺定居的新移民高達150萬人以上。人口結構的改變，直接影響臺灣地區服飾的發展，扭轉了稍早的服飾形制，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大批國民黨軍隊的來臺，以至一段很長的時間處處可看到著軍服的現象。

　　20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臺灣經濟出現轉機，尤其是1953年推動的第一個四年經建計劃，將紡織、食品加工等列為重點培植工業。臺灣的紡織業在光復之後，逐漸蓬勃發展。

　　雖然臺灣的經濟發展已漸漸有所起色，不過由於是才剛轉好的情況，島內社會又正在推行克難勤儉、避免奢華的運動，因此，即使是在臺灣首屈一指的臺北，一般民眾的穿著也都是相當的簡單、樸實與保守。

　　1960年-1969年

　　20世紀六十年代可以説是臺灣經濟快速成長的黃金時代。臺灣經濟的蓬勃發展，連帶也提高了民眾在服飾上的消費能力，擺脫之前簡樸、實用的原則。大家開始重視服飾外觀。1960年6月5日，由《大華晚報》主辦的第一屆中國小姐選拔在臺北舉行；1968年，第一屆“國産”毛衣皇后選拔大會也在臺北展開，由參賽者穿著臺灣生産毛衣做動態服裝秀的表演；緊接著在1968年5月6日的第一屆國産衣料服裝展中舉辦雲裳小姐的選美活動。而這些被選出來的“毛衣皇后”、“毛衣公主”或“雲裳小姐”，都必須擔任服裝大使，為國産服飾促銷作宣傳，這對島內服飾市場的銷售確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此外，影響往後臺灣服飾發展的，還有兩項重要因素。其一是，大專院校服裝科系紛紛成立，其中又以1961年實踐家專（現改制為實踐大學）所首創的服裝設計科最具代表。其二是，臺灣首家電視公司臺灣電視公司于1962年10月10日正式開播，接著中國電視公司也在1969年10月31日開播；再加上臺灣電視在1969年進入彩色時代，借著電視的功能，將美麗的影像、畫面快速傳送到市民家庭中，不但讓觀眾及時看到資訊，也改變了臺灣人的視覺文化。

　　1970年-1979年

　　政治力對服飾的影響一直扮演著關鍵的角色，1978年11月2日，臺當局正式開放島內民眾外出觀光，臺灣民眾在世界各城市大手筆的採購，受到國際的矚目，國外服飾流行商品紛紛在20世紀八十年代進入臺灣市場。

　　1980年-1989年

　　20世紀八十年代，臺灣政治史上發生了最重大的政治變革——解除戒嚴，這種自由、民主的發展，的確提供臺灣整體轉型一個相當好的良機，進而呈現出活潑、多元化的新局面。

　　此外，在民眾對服飾流行資訊需求增加與重視下，20世紀八十年代的服飾流行平面報導有了大幅度的進展，除了歐、美、日各國流行雜誌紛紛引進外，島內也出現多家相當專業的服飾流行雜誌，其中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出刊的《芙蓉坊雜誌》就相當具代表性。

　　20世紀八十年代學生發禁的開放也深深的影響往後臺灣衣飾文化的發展，不但改變了學生對服儀的審美價值，也使得服飾流行市場中有關少男、少女服飾的銷售顯著提升，連髮廊生意的業績也開出長紅。

　　1990年-2000年

　　由於島內經濟維持增長的趨勢，民眾生活品質與消費能力也因而持續的提升。在服飾方面，受到經濟的影響，加上國內服飾市場售價趨於低廉、款式趨於多樣，又有大型購物中心、賣場、百貨公司陸續開業，以及民眾對物質的要求較過去重視享樂等因素下，使得臺灣民眾對衣著態度普遍呈現出高度流行消費文化的價值觀。

　　民眾之所以重視服飾流行文化，傳播媒體扮演著關鍵而決定性的角色。除了電視之外，島內流行雜誌市場也相當蓬勃，除了有業者發行新的流行時尚雜誌之外，國際知名的服飾專業流行雜誌也紛紛來臺發行中文版。例如：在1990年1月19日，國際知名服飾流行雜誌《Harpper’s Bazaar》以《哈潑時尚臺灣國際中文版》之名，在臺灣出版，此後，1991年法國《ELLE》國際中文版、1992年美國《COSMOPOLITAN》國際中文版、1994《美人志》、1995年美國《VOGUE》國際中文版等也在臺北陸續出刊。這些國際知名的服飾流行雜誌，不但為民眾提供接受國際高級流行時尚管道的機會，也造成民眾對流行資訊知識的普及化。

　　提到外來文化對臺北流行文化的衝擊，除了有來自歐美流行文化長期的影響之外，在20世紀九十年代受到哈日風潮的震撼下，臺北流行市場至今仍陷入在日式的風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