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評論 透視“核四”風暴
臺海評論－駁李登輝及其“兩國論”
臺海評論－駁呂秀蓮“臺獨”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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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登輝的政治哲學：以分裂叛國為榮
從70年代開始，國民黨蔣氏政權面臨內外交困，島內省籍矛盾日益突出，新興地方勢力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長期壟斷上層權力的局面。李登輝以技術官僚身份混入國民黨後，深得蔣經國的重用，步步高升。隨著蔣經國的去世，他終於攀登上了“總統”寶座，以偷梁換柱的方式，篡改了蔣氏父子“一個中國”的理念，逐漸暴露出他刻意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真面目。關於這個問題，李登輝在他的書裏這樣寫道：“能獲得蔣經國院長重用，或許因為我是臺灣農業問題專家。而另一項原因則是，絕對不必擔心我會採取革命式的激進行動。”但是，他認為蔣經國的錯誤在於“他對於以臺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不錯，蔣經國確實對這個問題沒有思考過，但他主張的是實實在在的一個中國，這樣在大陸與臺灣之間至少有一個共同的接合點，而李登輝所主張的則是虛假的一個中國，實際是“兩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就是李登輝背叛蔣氏父子一個中國理念的要害。李登輝確實沒有採取革命式的激進行動。但他偷換了蔣氏父子“一個中國”的理念，決心推行他的“兩國論”，破壞了兩岸談判、合作、交流的基礎，把他自己置於與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12億中國人民完全對立的地位，暴露了他堅決與中國決裂和背叛中國的真面目，從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隨著李登輝在國民黨內地位的鞏固，他就開始大顯身手，逐漸擺脫蔣氏父子的余蔭，著手開闢臺灣的“李登輝時代”。首先，在政策方面，1988年當他繼任後第一次舉行記者會時，他曾明確提出：“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一個中國的政策。”以後又多次聲稱：“一個中國是最高原則”。但是，1992年以後他就開始強調“不能盲目堅持一個中國”。1993年他用“中華民國在臺灣”來取代“中華民國”。同年，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他通過他的“經濟部長”提出所謂“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國家，臺北是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至此，他的“兩個中國”的真實思想已經暴露出來。以後就變著花樣閃爍其辭，時而“中華民國在臺灣”，時而“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時而“臺灣與大陸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時而“臺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直到1999年7月9日公然宣稱兩岸關係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圖窮匕首見，原來他就是島內“臺獨”分裂勢力的總後臺，是一個以國民黨為偽裝的死硬到底的頭號“臺獨”分子。
李登輝不但在政治上改變了蔣氏父子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且在組織上對國民黨進行了“徹底改造”。從1990年到1997年，臺灣當局進行了四次修憲，其結果是臺灣的政治格局、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以及臺灣對大陸政策和對外政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分配上，國民黨各派勢力重新分化組合，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同以外省籍傳統勢力為主的非主流派經過多次較量，非主流派被逐步排擠出行政及黨務的高層權力核心。在這一過程中，李登輝多次動用手中權力和黑金政治將自己的政治對手一個個打下去，顯示出其為一個十分老練的陰謀家和野心家。可是，他自己卻假惺惺地説：“政治不免潛藏諸多權力抗衡，交錯著複雜的鬥爭手段。就這一點而言，我也不能算是政治家。”其實他是故作謙虛，他的這套權術與陰謀較比蔣氏父子有過之而無不及。
更有甚者，李登輝還偽裝成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以篡改孫中山的學説。他寫道：“登輝衷心服膺的是主權在民的思想，這也是總理孫中山先生一生從事國民革命的中心信仰。”眾所週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指“民族、民權、民生”。“民族”居於首位，因為清朝末年中國飽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壓迫之苦，國家危亡，命在旦夕。因而深感全國處於內憂外患的孫中山在遺囑裏寫道：“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所至囑。”明顯是要挽救國家民族危亡，但李登輝卻膽大包天，歪曲孫中山的學説，詭稱孫中山主張“天下為公”，是要“保障民權”，把三民主義變成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請看他是這樣寫的：“‘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皆是出於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念。”這真是奇談怪論。但他又自知不對，反而責怪孫中山。他寫道：“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將民族主義擺在第一位，的確是個令人傷神的問題。”尤其惡劣的是，他打著孫中山“天下為公”的旗幟，實際上沽名釣譽，欺世盜名，是個極端的權欲狂、野心家和陰謀家。為了私利，他可以六親不認。稍有拂其意者，必欲除之而後快。可是他對民進黨的“臺獨分子”，則情有獨鍾。在許多問題上，心有靈犀一點通，很快便取得默契。特別是李登輝拋出他的“特殊兩國論”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興高采烈地叫好説：“這等於是送民進黨一個大禮”。足見其與島內臺獨勢力沆瀣一氣達到何等親密的地步。
三、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見縫插針，錢能通神
李登輝有一個公式：“存在=臺灣外交的真諦”。表面上看，似乎他很懂唯物主義，實際在這個問題上正是他唯心主義的集中表現。李登輝寫道：“曾經有人問我，拓展外交有何‘特殊秘決’？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堅持‘臺灣存在的事實’和‘存在就有希望’的信念。”李登輝大力宣揚，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如有困難，建立以經濟為主的實質關係也無妨。如果連建立經濟關係也有困難，則可退而求其次：建立文化或其他交流關係。“加強民間交流，與各國重要人士維持良好關係，也能逐漸對各該國政府的政策，産生影響。這種務實（Pragnnatic）的作法，可以為外交困境帶來許多突破。”這就是李登輝“務實外交”的內涵。李登輝的基本思想是要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如果不行，就用其他辦法來突破，包括金錢收買等。因此，從李登輝上臺後，一直千方百計想與更多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是，搞了十多年，仍然只得到20多個國家的“承認”。按照李登輝的計劃，只要爭取到50個國家的“承認”，似乎就有希望在聯大獲得2／3多數票的通過，實現重返聯合國。可是李登輝的如意算盤太不現實。自李登輝上臺後，為了爭取更多國家的“外交承認”，公開提出外交要以“經濟開道”，於是一時間“金錢外交”、“銀彈外交”、“經貿外交”等紛紛出籠，對一些政局多變、經濟困難的國家，利用經援、投資、貸款、贈款等手段，甚至直接進行賄賂、收買、拉攏等方式來達到獲得“外交承認”的目的。但是其中除去少數“鐵哥們”外，大都是今天建交，明天斷交，後天復交，大後天又可能斷交，象走馬燈似的轉來轉去，而且要價一次比一次高。臺灣的民脂民膏就這樣被李登輝大肆揮霍。李登輝難道沒想過，臺灣的錢再多，也不可能收買全世界180多個國家。何況臺灣的經濟也並不象李登輝所吹噓的那樣富足。要知道，當今世界事務並不都是“金錢萬能”的。臺灣雖然得到20多個國家的“承認”，但它們既不代表國際社會的主流，而且與臺灣的“外交關係”像是建立在沙灘上一樣，極不穩定，隨時都可能出現滑坡。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從實行改革開放後，20多年來各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在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有戰略眼光、善於觀察國際形勢的政治家，都不會為了臺灣而犧牲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常外交關係。這已經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不以李登輝的意志為轉移的。李登輝妄圖用“務實外交”來實現其外交困境的突破，簡直是天方夜譚，自欺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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