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會前瞻之六：城鎮化，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突破口
準確地判斷和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的進程，及其可能的發展趨向，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始終是中國經濟學界最重要的任務。在十七屆五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面對“十二五”的到來，為更好地把握未來，需要對包括“十一五”在內的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進程，做出分析和判斷，探討我國在“十二五”期間，需要著力關注和解決的問題。人民網邀請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的教授們，就“十二五”規劃可能涉及的相關熱點問題，如，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農民工市民化的出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推進工業化面臨的挑戰，轉變發展方式、區域協調發展等專題，談談他們的看法，以供讀者參考。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的城鎮化水準有了很快的提高，從1978年的17.92%，上升2009年的46.6%，目前，已有將近6億人口生活在城鎮，大約2.3億農民走向非農産業，其中1.3—1.5億生活在城市。城鎮化加速大大地推動了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但是，我國的城鎮化與世界各國的城鎮化不同，受城鄉二元制度的制約，人口城鎮化過程被割裂為勞動力的職業轉換與身份轉變兩個階段，目前，僅完成了農民向農民工的職業轉變，還沒有實現農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轉變，形成“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賺錢在城市、保障在農村”的“不完全的城鎮化”的特徵。這種“不完全的城鎮化”，不僅削弱了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還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因此，加快城鎮化必然成為我國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
我國城鎮化滯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滯後於工業化發展水準。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國進入工業化後期，每人平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時候，城鎮化率大概在55-60%之間。在我國，2009年每人平均GDP已達到3711美元，但是城鎮化率僅為46.6%，比工業化後期城鎮化應有水準低了10-15百分點。另一方面城鎮化率虛高，不能反映我國真實的城鎮化水準。在2009年我國城鎮化化率46.6%中，由於統計口徑的原因，把在城鎮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都統計為城鎮人口，其中包括戶籍在農村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人為地拔高了城鎮化的水準。對於這部分人口，目前還沒有直接的統計數據。有學者採用兩種辦法進行估算：第一種辦法是按農業人口與鄉村人口之差推算。2006年按戶籍統計的農業人口為89162萬人，按常住地統計的鄉村人口為73742萬人，相差的15420萬人，被“虛增”為城鎮人口，使當年的城鎮化率“虛高”11.7個百分點。第二種辦法是按普查中登記住戶人口與常住人口之差推算。據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2006年末全國農村登記住戶人口為87768萬人，其中常住人口為74576萬人，全國農村登記住戶人口中有13192萬人常住在城鎮，使當年的城鎮化率“虛高”了10個百分點①。這樣來看，我國實際城鎮化水準應該在36%左右，滯後於工業化後期應有城鎮化水準20-25個百分點。這種狀況，嚴重削弱了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
城鎮化可以從兩個方面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一是可以促進投資需求的擴大。據測算，每增加一個城市居民，城市需要新增固定資産投資50萬元，如果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年投資需求就增加6.5萬億元。據中國宏觀經濟學會測算，2010—2015年，城鎮化帶來的固定資産投資可達到9萬億元。如果要在20 年間，把1.3億農民工市民化，城市每年需要建設保障性住房650萬套（戶均80平方米，共5.2億平方米），拉動相關57個産業增長，創造2000萬個就業崗位②。 二是促進農民消費需求的增加。農民消費份額與其人口比例是極不對稱的，7億農民在全國消費品市場所佔份額僅為33%，而佔全國人口43.9%的城鎮人口，卻佔67%。目前1個城鎮居民的消費量相當於3個農民消費量之和。如果我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有100—120萬人口從農村轉到城市，由於城市人口的消費是農村的2.7-3倍，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如果7億多農民大部分人都能達到現在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準，我國內需不足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農民工問題，是我國在城鄉二元制度下推進城鎮化的必然結果。這種“不完全的城鎮化”，只完成城鎮化的一半任務，即農民向農民工的轉變，今後還要完成另一半任務，即農民工向市民的轉變，真正實現人口的城鎮化。如果按照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計算，2020年城市將新增3億人口，其中2億是農民工及子女，未來20年我國城鎮人口的50%是農民工及其子女，確切地説，是第二代農民工及子女。這些人與第一代農民工的顯著區別是，從小讀書，不會幹農活，追求城市生活，在價值理念上與城市居民相同，甚至很多人從小就城市中長大，沒有回過農村。如果不能把這些人轉變為市民，必然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另外，如果讓大量農民工長期處在城鄉兩棲流動狀態，兩棲率持續居高不下，也會導致我國城鎮化效果大打折扣。有研究表明，如果到2040年，我國轉移的5億農村人口，如果全部居住城鎮，脫離農村，城鄉兩棲居住率為0,城鄉建設用地為2.83億畝，如果城鄉居住兩棲率為60%，也就是2億人口成為永久市民，城鄉建設用地為3.2億畝，如果城鄉居住兩棲率為100%，5億人口處在城鄉流動狀態，城鄉建設用地為3.83億畝。③再者，農民居住的兩棲化，“根在農村”，還會導致耕地保障功能的增強，土地粗放經營甚至撂荒成為普遍現象，從而造成糧食安全問題。
服務業是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是創造就業的主渠道。由於我國城鎮化滯後，也株連了服務業發展的滯後。有研究顯示，城鎮化與服務業比重之間的關聯性達0.94，與服務業就業比重之間的關聯性達0.96；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上漲0.77個百分點，帶動就業比重也上升0.77個百分點。④筆者到雲南實地調查也發現，每3個人進城就需要1個人提供服務。人口和勞動力在地理區位高度密集，是服務業發展的基礎。因此，通過加快城鎮化，聚集人氣、發展服務業，創造就業崗位，可以加快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步伐。(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