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剛剛過去的184天裏,黃浦江兩岸氣象萬千、引人入勝,為世博會增添了新的傳奇。美輪美奐的展館,令人驚嘆的科技,多彩多姿的民俗,妙趣橫生的表演……一切都充滿了生命的活力,一切都展示了人性的力量。
上海世博會,生動展示了其歷史、文化、科技的深刻內涵。這也是一屆出色的人文世博,通過它,人們對未來人類的生命情懷充滿了無盡遐想。
西元6939年,人類也許會讀到這樣一封信:“未來的公民,我們寄予你的希望毫無誇大之言。總體輪廓而言,事實上你們與我們非常相像,就如我們與1000年、甚至5000年以前的人們一樣相似。你們中間,精神力量會遭遇壞運氣,運氣太好也就不需要它。……未來的兄弟們,我們寄望于你們與我們精神同在,在此我們發出問候。”
寫信的人是著名作家托馬斯 曼。1938年,有人別出心裁,請托馬斯 曼為第二年舉辦的紐約世博會寫一封給“未來5000年的人們”的信。於是,他寫下了這樣一段關於“精神力量”傳遞的話。
其實,這封信也是寫給今天的。我們沒有遭遇托馬斯 曼時代的那個“壞運氣”,但對於“精神力量”的需要卻絲毫沒有減少。
尤其,當世博會“把文明的光帶到遠方,穿過了山脈海洋”的時候,當她不屑于誇張的炫耀而鍾情于思考的時候,我們是否回應了那個關於“精神力量”的問候?我們是否也同樣向未來發出了問候?
上海世博會留下了一串串的驚嘆號,但也給出了很多問號:我們創造了什麼?我們能夠留下什麼?什麼是最珍貴的?什麼又是足以傳世的?
或許,這些問題需要時間的沉澱才能得到較為完滿的回答;又或許,未來的人們才更有資格回答這樣的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回避自我追問,甚或放棄解答的努力。至少,我們知道,一百多年來,從倫敦到巴黎到紐約到上海,世博會所彰顯的精神力量一直在歷史的脈絡裏傳遞,而且會繼續傳遞下去。
(二)
在上海世博會的德國館,很多人都會注意到這樣的“街景”:一幢房子的窗下,一隻泥水匠的木盆,一把鬃毛刷子,靜靜躺在地上,旁邊是鑲嵌在地面的幾塊銅片,上面寫著遇害猶太人的姓名、生日、死亡日期和住址。
銅片的名稱很特別,叫“絆腳石”。這是德國藝術家昆特 德姆尼西的獨創。從1993年開始,他找出在納粹大屠殺中遇難人的名字、出生與死亡的日期和被害前的最後住址,鐫刻在十釐米見方的銅片上,然後鑲嵌到曾經發生過暴行的大街小巷。多年來,他在德國的562個城市,鋪下了25000塊絆腳石。
上述“街景”正是對“絆腳石”鋪設現場的復原。那些罹難的人,在納粹集中營裏曾經無名無姓,只是號碼,而“絆腳石”重新説出了他們是怎樣的人。無疑,“絆腳石”能夠絆住腳步,也同樣絆住了心靈:時間可以流逝,但人性遭遇的暴行和苦難不能被遺忘。世博會讓“絆腳石”又一次刺痛了人們的人性意識。
對於苦難的記憶和反省,大概稱得上托馬斯 曼所謂的“精神力量”。縱觀歷史,世博會光鮮炫目之處常常讓人津津樂道,而她那沉靜凝思的一面並不總是為人熟知。但當科技越來越使這個世界流光溢彩時,世博會對於人類的自我審視卻並未因此而迷醉,反而越來越呈現出深刻性和廣泛性。
有人説,世博會是人文精神的科技化和科技的人文化。自然,在根本上,科技是人的存在方式,如何理解科技就會如何理解人,而有什麼樣的人文思想就有什麼樣的科技理念。但從時間的跨度上看,人們對於兩者的認知和體悟,卻是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
早期世博會,各種各樣的先進機器就是最搶眼最重要的展品。1851年,倫敦世博會那條13公里長的展桌就是最好的證明。那個時代,工業文明風起雲湧,進步被認為是當然之事,樂觀主義情緒使人們相信:“在理性計算照耀下的世界裏,個人才能的無限制發揮能夠在知識和技巧方面,在財富、福利和文明方面,産生空前的增長,而在一定時間以後,這種增長不僅在物質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能把人類提高到以前未達到的高水準。”
然而,遺憾的是,這種“理性”的自信和樂觀並未迎來期望的美好圖景。相反,伴隨狂飆突進的工業化而來的也有一系列苦難:戰爭,污染,貧困,失業,犯罪,饑餓……這個清單可以列得很長,而世博會遭遇了這一切,同樣也思索這一切。
1867年,巴黎世博會,法國作家雨果在導覽手冊上寫下期盼:“拋棄戰爭吧!讓我們聯手和諧與團結!”但三年後,普法戰爭爆發,普魯士軍隊用曾在巴黎世博會上展出的克虜伯大炮,轟開了巴黎的大門。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以驚人的破壞力和深重的災難,徹底擊碎了對科技的盲目崇拜和對人性的片面理解。人們終於不得不承認科技的局限性,以及人和社會所具有的非理性力量。
因為這種轉變,世博會的人文反思漸漸成了恒定的主題。
1958年,布魯塞爾世博會確定了“科學、文明和人性”的主題,那座標誌性建築——原子球,成了祈望和平、警醒世人的象徵,散發出人文主義的光芒。
此後,世博會的人文色彩日益濃重:1964年紐約世博會的“通過理解走向和平”,1967年蒙特利爾世博會的“人類與世界”,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人類的進步與和諧”,1974年斯波坎世博會的“無污染的進步”,1998年裏斯本世博會的“海洋——未來的財富”,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的“人類、自然、技術——一個新世界正在誕生”,2005年愛知世博會的“自然的睿智”,等等。
這些主題不再執著于張揚科技的奇妙,而是勇於直面人類的錯誤,憂心人的命運,並尋求新的進步。如果給世博會作一個斷代史,可以説,世博會關注的焦點歷經了一個由“物”到“人”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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