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最明顯的特點是從計劃到規劃的轉變。規劃不是像過去那樣靠指令性指標，靠分錢、分物、分項目實施的老式計劃，而是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來提升經濟。”兩會召開之際，作為“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的副主任，吳敬璉委員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他強調：“綱要(草案)突出了改革，特別是公共治理的改革，來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增長方式的轉化。”

　　吳敬璉委員介紹，從去年10月25日成立專家委員會至今，共進行了4次論證，每次2~4天。“每次來自各方面的專家都非常認真負責地提出建設性意見，有些批評意見還很尖銳。對於一些重點項目，有關專家一項一項地談，修改意見提得很細。”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規劃的主要作用是什麼？特別是在剛剛把市場經濟的框架建立起來的情況下，該怎樣實施規劃？這對政府部門來説，是一個新問題。比如説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中，政府不應當用指令性指標干預企業生産什麼、生産多少、往哪投資、産品賣給誰、用什麼價錢賣等微觀決策；但在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剛剛建立起來的情況下，政府還得對某些微觀經濟活動進行控制。這就有個尺度的問題。多了，就回到計劃經濟體制了；少了，又會出現混亂。綱要(草案)在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

　　綱要(草案)一個重要探索是將指標分成預期性指標和約束性指標兩類。預期性指標，是預計和期望達到的指標，主要通過引導市場主體的行為來實現。約束性指標，是必須實現的目標，主要通過依法加強管理和提供服務來實現。“在22個主要指標中，只有8個約束性指標。這一劃分是否恰當，要在今後的實踐中總結經驗，加以調整。”吳敬璉説，他個人認為，最好把5年轉移4500萬農業勞動力也定為約束性指標。

　　“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是新農村建設非常重要的內容。”吳敬璉説，我國的農業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以上，農村人口太多，每個人佔有的土地太少，這是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大難題。雖然財政上要向農村傾斜，城市也應當扶助農村。這個問題不解決，不把相當一部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到城市的非農産業中就業，單靠財政的力量、城市的支援，想使我國的農民富起來，恐怕難以實現。”

　　“還有一個需要繼續探索的問題，是約束性指標如何落實。”吳敬璉指出，“比如説綱要(草案)提出了‘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等目標，我估計大多數人會贊同這個指標，但這個指標怎麼起作用，怎麼把實現這個指標的責任落實到各地區、各部門，還需要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