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政黨制度發展的總體方向是現代化、民主化、制度化，各政黨自覺地將自己置於政黨制度的制度約束之下；現代政黨制度體現了民主政治的普適價值與多元世界的國情差異兩者之間的衝突與交融，是價值的普適性和形式的民族性相結合的産物，成熟的政黨制度需要將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則體現于一定的民族形式之中。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就是在歷史發展中逐漸成熟的政黨制度。當代中國發展成就增強了對我國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強了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的吸引力，增強了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吸引力。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具有歷史價值和現實優越性，但我們應該意識到，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發展，探討我國政黨政治的存在和發展，必須洞察世界範圍內政黨政治發展的新趨勢，為中國的政治形勢準確定位，透析影響我國政黨政治的客觀因素，應對當前我國政黨政治所面臨的來自國際國內政治環境的挑戰。
一是應對世界政治多極化的挑戰。冷戰結束後，作為社會主義大國，我國長期面臨著西方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意識形態等領域滲透的壓力，他們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企圖在我國推行西方式的“多黨制”，這使我國政黨政治面臨巨大挑戰。在一些西方人看來，合作性的政黨政治僅僅是一個過渡的、非常態的時期；績效的合法性是不穩定的，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維持經濟的高效增長，因此績效合法性必然向民主合法性轉變。而且市場經濟是多元的經濟，經濟利益的多元必然向政治利益的多元轉變，競爭性的政黨政治才是惟一反映政治利益多元的機制。因此，在世界政黨政治區域化、國際化的影響下，如何從理論上説明我國政黨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價值優越性，並依靠穩定的經濟發展和民主改革來推進和鞏固我國的政黨制度，是我國政治發展的新課題。應對來自政治多極化的挑戰，還需要執政黨擴大黨際交往的範圍，增強自身在國際政壇上的影響力，通過與國外政黨進行交流，了解世界各國政治體制的變遷，總結國外政黨政治的成敗經驗，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鑒。
二是應對來自經濟體制轉型的挑戰。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轉型，使本國政治因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經濟體制的轉型既給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目標，也給政治發展提出了挑戰。這些挑戰包括黨政官員腐敗現象滋生；“錢權政治”使選舉失效；“數字政績”引發群眾對當權者産生信任危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潛規則，使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陷入困境等等，這些都會動搖執政合法性的根基，使執政黨失去威信。應對來自經濟體制轉型的挑戰，要求提高國家能力。在汲取財政能力方面，需要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權和事權的關係。在宏觀經濟調控能力方面，需要調整所有制結構，適度調節公有制經濟成份和非公有制經濟成份所佔的比例，刺激市場，規範競爭。
三是應對來自社會結構變遷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的變遷強化了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民眾對政治參與的渴求日漸加深；有著共同利益的人們結成社會團體；民間非政府組織大量涌現，他們都在以某種渠道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政治意願，並希望引起政府的關注，這些都在對我國的政黨活動提出挑戰。應對來自社會結構變遷的挑戰，要求執政黨探索新形勢下的黨群關係，擴大現有政黨制度對社會各階層力量的融合，更好地整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和政治意願，並通過一種合法有序的制度安排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不僅成為政治上的主人，也要成為經濟和社會的主人。
四是應對政治體制變革的挑戰。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政治民主化是一個發展趨勢。這就要求中國的政黨體制既要強化黨內的權力約束機制，又要加強社會權力以及參政黨對於執政黨的監督和制約。具體而言，就是發展黨內民主與主動強化社會權力、以及參政黨的監督職能。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作為黨組織內部的民主同國家領域的民主存在著諸多的差異，如政治特徵上的差異、權利與義務規定順序上的差異、兩種民主基礎上形成的權力結構差異等等。因此，黨內民主有其價值上的獨特內涵和功能上的限度。就黨外的監督而言，應努力培育公民社會，營造公民政治參與的文化氛圍，逐步擴展基層民主政治的深度和範圍。當然，在社會權力的監督體系中，參政黨對於執政黨的監督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我國，民主監督是民主黨派最主要、最基本的政黨職能之一。從八字方針到十六字方針，其中最核心的是“互相監督”這四個字，中國共産黨幾代領導人都特別強調主要是民主黨派監督中共。但是，歷史的教訓及其導致的現實狀況卻是，民主黨派對中共的民主監督成為一個最薄弱的環節，這使我國政黨制度的特點與優勢的發揮受到極大的限制。從中國政治良性發展的角度衡量，參政黨應以“參政”為基礎，“監督”為根本。
五是應對港澳臺政黨政治的挑戰。在一般的意義上而言，中國的政黨制度是針對祖國大陸範圍內的中國共産黨和八大民主黨派而言的。但是，中國的政黨制度面臨著如何與一國兩制進行銜接的問題。這種銜接不僅有概念上的包容，更要有制度上的設計。我國憲法已經賦予了中國共産黨以執政地位，這是不可動搖的，否則就不可能有“兩制”，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為主體這一“制”。因此，在民主政治的具體運作過程中採取何種選舉形式、是否吸收一些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愛國政黨參與到政治協商會議，都是值得探討的以合理的民主政治形式和運作機制來推動國家統一的重大問題。（周淑真 柴寶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