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來改革的核心是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和調整，多年來受到責難最多的也是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最近還看到一些文章，認為三十年前的公有制要比今天我們實行的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好。其實，一個社會的發展，最為關鍵的是其效率和動力的來源在哪。而效率與動力又與激勵機制和所有制結構有關。我想，有必要將三十年前精神鼓勵與傳統公有制內在的矛盾講清楚，才能真正理解和客觀評價我們1978年以來進行的利益機制的調整，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和今天形成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
創造財富：從精神鼓勵為主到物質利益推動。在論及所有制結構改革之前，我們先來看1978年後對利益觀念和激勵機制的調整。任何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源於它的人民和國家投資、創業、創新、管理和勞動等方面的動力。這些動力來自於精神的作用，還是來自於物質利益的源泉，包括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私與公、民營與國有、效率與公平等關係，一直是經濟學界，乃至哲學界，長期爭論且似乎永恒的命題。建國後的三十年，按照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共産主義社會的設計，我們在意識形態和對公民行為的要求上，強化革命精神方面的教育和鼓勵，淡化物質利益對公民勞動等行為的刺激；強調集體主義精神，反對個人主義的觀念；重視國家和大集體利益，弱化小單位和家庭利益；弘揚對社會、國家、單位和集體的無私奉獻，限制對個人利益的斤斤計較；批判資産階級法權，城市試圖取消八級工資制，農村出工計時而不計勞動效果，縮小和抑制因技能和體能形成的多得和分配差別，盡可能進行平均分配。但是，這樣的觀念、要求落實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在城市的工廠和農村的生産隊，勞動者由於分配，多勞與少勞一個樣，幹好與幹不好一樣，出工不出力，並且對工作不負責任，勞動的效率較低和品質較差；企業沒有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和減少虧損的積極性，沒有技術進步的積極性，沒有改進産品品質和性能的積極性。整個國民經濟投資和生産的效率很低，品質很差，浪費很大，沒有良性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當然，人人生活有保障，經濟分配上公平，共同富裕，是我們追求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理想的社會。但是，我們建國後的三十年混淆了這樣一些非常重要的前提、原則和條件，需要將其搞清楚：1、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特別是共産主義社會，必須建立在生産力極其發達，物質資料極大豐富的基礎之上，否則，只能是越窮越想公平，越公平結果會越窮。2、經濟領域，要講效率，講技能和體能，要講差別，要講物質利益，要有利益刺激；社會人際關係等領域，應當講公平和平等，講互助，講奉獻，講集體主義和國家大局。3、創業、投資、經營、勞動、管理等等，要講效率，要講能力，要承認結果和按結果分配的差別；而養老、醫療、教育等等，要少講差別，強調公平。4、分清國家與個人和企業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責任，個人和企業主要負責創業和創新，以創造財富為主，國家的主要負責一部分財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實現公平為主。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於我們在創造財富的領域，承認和尊重了個體、企業之間能力的差別，承認了由於能力差別和創造財富結果而形成的利益差別，農村破除了集體出工、計時分配的大鍋飯，實行聯産承包，城市職工勞動計件和計效分配，企業利改稅並且經營管理與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職工的分配挂勾，科技人員按照創新成果進行分配，這些經濟領域的尊重物質利益差別前提下的體制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科技人員、經營管理者創業、創新、投資、經營、管理的積極性，使中國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獲得了最基礎的動力，整個社會充滿了創造財富的活力。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浙江等地由於發展個體工商戶和中小企業多，中等收入的人多，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少，與國內其他一些地區相比，經濟發展在充滿動力和活力的基礎上，更是獲得了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
傳統公有制無法克服的五大內在矛盾。利益的分配，包括利益分配的控制權，由此而産生的創造財富動力的激勵機制，更大程度上決定於生産資料所有制的結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本本，社會主義社會，生産資料歸屬制度，應當是全民所有，全國象一個企業，各工廠和農場都是它的生産車間，而生産獲得的利益全民統一分配。但是，許多社會主義主義國家，雖然在城市努力做到了生産資料的全民所有，在它們建國後，大多都沒有能夠將農村也納入全民所有的體系之中，留了集體農莊，或者人民公社這樣的範圍較小的公有制——集體經濟。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本本，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商品和貨幣的，勞動的衡量和按勞分配用勞動（證明）券的方式進行。但是，按照過去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們的論證，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還存在商品和貨幣，就是由於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兩種不同的所有制之間要等價交換。也就是説，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象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社會模式設想的那樣，實行了生産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取消了商品貨幣。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城市中1956年對私人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最後大多工廠、旅館、商店等等形成了全民所有制經濟，保留了少量的理髮店、小作坊等城市集體經濟，而農村從1956年開始鼓勵互助組和合作社，而1958年開始大規模組建人民公社。農村生産資料逐步從農戶歸入集體所有體系。當時設想人民公社逐步發展成工農兵學商都齊全，最後成為一個個的共産主義新社區。雖然，在核算的公社、大隊、生産隊三個層級上上下變動過幾次，但是，生産資料集體所有是其大的制度框架。馬克思經典作家們只是在本本中構畫了無産階級建國後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理想的模式，並沒有對此進行過實踐。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採取那種形態，都是對馬克思設想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試驗。我覺得，我們只有從上述體制運轉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中，去解釋過去三十年所有制試驗以挫折而告終的深層次原因。
第一個尖稅的矛盾是：在許多領域中，公有程度較高的組織和體製成本與適宜於小型化的經濟組織對成本分攤能力之間的衝突。任何社會，在它經濟領域都有特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和個體等不同規模的活動組織。而象農業，無論規模多大，除了它需要的銷售流通、社會服務、金融支援、農産品加工等等外，種植和養殖等較為簡單的生産方式，需要有簡單的組織形式，如小型的家庭經營組織，或者小型的農業合作社來適應，其投資、決策、經營、管理等等成本最低；而在城市的生産和服務領域中，如給大企業配套的小型零件加工、小五金製作、小工藝品生産、理髮、修理自行車、小型餐飲館、報攤、社區超市等等，如果組織成大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從組織成本上講，需要有各科室，從體制上講，需要有與對口管理的部門相適應的統計、計劃、財務等管理機構和人員，於是組織和體製成本遠高於生産經營形成的收入。因此，這類小型經濟組織，即使以公有的組織方式，因其組織和體製成本高於組織的收益，在經濟上是無法存在的。這就是城市二輕集體經濟和農村集體經濟，包括國有的一些小工商企業，為什麼長期虧損和最後難以為繼的重要原因。第二個尖銳的矛盾是：公有資産不應該損失、效率低和虧損，與公有資産産權不清，沒有實際代表人和負責者之間的衝突。一是公有經濟領域中，普遍發生了經濟學家哈丁所述的“公地的悲劇”現象：即在公有經濟之中的每一個人，大部分都千方百計少投入和付出，都想方設法多獲得收益，於是公有經濟體系因投入小于支出而崩潰。如農村經濟時社員大多出工不出力導致農業生産長期的體制性低産；如農村集體林，由於都想從林中獲得收益，而沒有人對其財産真正加以保護，或者保護的成本大於集體林的收益，導致集體林大規模被砍伐；如草原牲畜家庭承包，但草原沒有承包，發生了每一家庭都想盡可能多地使自己的牲畜多吃草原上的草，在公地上獲得家庭最大收益，而使草原迅速沙化。城市中，如只要工廠中有的扳手、手鉗、螺絲刀、油漆、水泥、鋼筋、煤炭、木板、布、棉紗等等，職工的家中也有。
二是全民和集體所有，在實際之中也找不到所有者真正的代表和責任人。就全民所有制看，一方面，其鏈條特別長，也特別分散，即從國家，到地方的省、市、縣、鄉鎮，可能最低到街道，這樣的資産所有者與資産使用者的鏈條太長，上下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另一方面，公有制中，選擇和任命企業領導的所有者代表是組織部門，資産收益的所有者代表可能是財政部門，企業生産經營決策方面的所有者代表又分散在計劃和産業管理部門。其實在建國後的長達三十年中，誰是全民所有者的實際代表者，誰對全民所有制資産的保值和增值真正負責，其實是虛無的。農村的集體所有者的代表者也不清楚，是公社主任，是大隊長，還是小隊隊長？如果是公社主任，他又不是公社社員選舉出來的，不是集體的代表，而是上級組織任命的。當農村集體的土地被建設徵用時，農村集體與城市國有之間，土地資産並不等價交換。而當集體經濟虧損時，並沒有公社主任，大隊長，生産隊長，在經濟上對其負責。
對此小結，實事求是地講，在産權不清晰的“公家”之中工作，大家偷閒和“公家”的財産大家拿，沒有實際的所有者代表對其負責，是建國後三十年傳統公有制經濟浪費很大、效率很低，最後難以為繼的重要原因。
第三個尖銳的矛盾是：馬克思設想的生産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在實踐中其實被演化為國有制，其資産的來源範圍，與城鄉、國有和集體等不同的收益範圍之間形成衝突和差別；而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關於保險等等的再分配，我們沒有按照老祖宗説的去做，形成了今天鉅額的養老醫療等保險基金的缺口。馬克思在本本上設想的生産資料全民所有制，在實踐中，並沒有真正實現，而是被演化成了國家所有制。這種國家所有生産資料的積累，大量地來源於城鄉産品交換中的價格剪刀差，來自於城鄉土地交換的不等價，但是，農民沒有享受這些“全民”生産資料收益形成的財政支出的城市教育、衛生、價格補貼、住房、交通等等利益；即使城市中的居民，在集體經濟中工作的職工與在國有制企業中工作的職工，其對“全民”所有制經濟形成的利益的享受也是有差別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經設想，社會主義社會分配，要對初次成果先進行扣除，建立全社會的保險體系。而勞動者的養老、醫療、傷殘，突發性的災害等等，都要在分配之前提取這方面的基金。但是，我們建國後，不論是在城市中的國有和集體經濟之中，還是在農村的集體經濟之中，都沒有為職工提取養老、醫療、傷殘等保險基金，將這些本來應當提取而用於未來使用的勞動成果，都投入了當時的擴大再生産，都變成了工廠的機器、廠房和國土上的交通道路，造成了我們今天和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方面的巨大困難。
第四個尖銳矛盾是：由於勞動者的工資水準是逐步提高的，而資本的收益相對於勞動者的收益是下降的，因此，在資本密集型的工業領域中，隨著發展，技術和機器越來越多地替代勞動者，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在即使假定公有産權也有效率的前提下，越來越多的生産資料被集中到大型的國有企業之中，而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被結構調整到生産資料為非國有制的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之中，大多數資産集中在國有領域和大多數勞動者集中在非國有領域就業之間，也會形成差別。如果我們重溫資本論，馬克思分析過資本主義社會工業領域的這一現象，即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排擠勞動力，資本集中和集聚形成和加重工人失業，以及無産階級貧困化；馬克思解決這一矛盾的設想是，生産資料公有，勞動力等投入及其生産和分配按計劃進行。除了我們現在論述的傳統公有制生存和發展的內在矛盾外，關於計劃經濟的內在矛盾，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專門分析。從資本主義社會解決馬克思所提的這一矛盾的路徑來看，一是工業中由於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剩餘的勞動者，逐步地被第三産業和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所吸收，二是資本主義社會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因素，形成了健全的失業、養老和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數據上的規律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就企業結構看，65—80%的勞動者在微型和中小企業中就業，就産業結構看，70—85%在第三産業中就業。這可能是馬克思當時在近代工業革命時期研究未來沒有預料到的局面。
從經濟運作的角度看，如果一個國家的所有制是單一的，沒有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的競爭，如果一個國家的市場是封閉的，沒有外部市場的競爭，並且實行計劃經濟，所有的勞動者都到國有的大大小小的企業就業，其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造成的成本差異，其企業大小形成的不同的組織和體製成本，都可由中央計劃機關進行調整，於是，工業領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就不會造成對勞動者的排擠。但是，難以克服的現實是，在我們的經濟體系中有國有和其他不同的所有制，我們不可能不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體系發生交換，如果我們對工業領域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規律積極地以技術進步，相對甚至是絕對地減少勞動者來適應，由於勞動成本的不斷提高，而無法由相對便宜的資本和技術進步替代，國有工業經濟就會在與其他所有制經濟和外部經濟體系的競爭中，全軍覆沒。
在中國，在國有領域中，職工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8000萬左右，減少到了天的3000萬左右，集體經濟從3600萬左右，減少到了700萬左右。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後期進行的減人增效和下崗分流多有責難。當然，從資産再分配、社會保障、下崗補償等方面看，當年的改革確有許多缺陷。但是，實事求是地講，這是工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傳統公有制企業形式體製成本太高擠出勞動力的內在規律和必然趨勢，如果沒有當年的減人，就不可能有今天國有和集體經濟的復興和發展。中國2001年到2007年間，城鎮總就業規模增加了6200萬人，其中4200萬人在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中得到了就業，佔總的新增就業的68%。實際上，工業領域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體制及組織成本高不適宜於大量吸收就業的中小企業採用公有形式這一規律和法則，即使在今天，也為我們大量的勞動力在什麼的所有制經濟體系中就業，是實際大多數勞動者在公有制經濟中就業和工作，還是國家在二次分配中，實現在不同所有制經濟領域中就業和工作的勞動者之間經濟上的公平？提出了需要思考的問題。需要提醒的是，我們不可能抗拒內在的規律和法則，只能現實地去適應它的必然作用。
第五個尖銳的矛盾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變化與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國有經濟單一借貸注資形成的高負債，導致金融體系可能崩潰的巨大危機。改革開放前，我們國有經濟的固定和流動資産是國家財政撥款投資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先是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撥款改為銀行的貸款，後來又是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産從撥款改革為貸款。從大的背景來看，這一是財政支出結構從生産建設型向吃飯養人型和公共設施建設型轉變的結果；二是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有一階段居民收入比重上升而國家比重下降，財政沒有能力向大規模國有經濟注資有關；三是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也是政府不再向國有企業注資的重要原因。而國有經濟的資本結構又不向政府以外的投資者開放。這就出現了一個後果：即當時已經存在的國有企業，由於流動資金需要的擴大，由於擴大再生産建設，由於技術改造等等，其注資都變成了貸款，企業資本結構中負債率持續上升；而一些新的項目，則幾乎全部是貸款，國家建設了一批沒有資本金的全負債國有企業，也就是建設了一批國家不拿錢，空手套白狼，註冊時定為國有的沒有資本金的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及其前後，國有企業的資産負債率已經高達85%以上。按照國家上銀行和會計制度的標準，整個國有經濟處於高危狀態。
國有企業向銀行貸款，相當大的部分，實際是城鄉居民的存款。銀行是城鄉居民的負債者。企業——銀行——居民間形成一個債務鏈。而在企業的負債率、盈利率和借債利率之間有一個經濟關係，如果盈利率低，負債率高，加上借債利率的變動，國有企業就會發生虧損，就會欠貸，就會將企業經營的市場、成本和高負債風險轉嫁給銀行體系。20世紀90年代後期，整個國有經濟向銀行體系轉嫁的不良資産大約在3萬億左右。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風暴時，得益於我們當時金融體系沒有開放，否則外部衝擊引發金融體系內部積累的風險，整個金融體系將會徹底崩潰，最終承擔巨大損失的必定是城鄉居民。
當然，借貸型國有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尖銳衝突，是改革開放以後發生的。但是，這樣一個矛盾説明，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發生變化，財政日益向公共財政轉型，並不再負責向企業注資時，單一借債融資形成的借貸型的國有經濟實際是存在不下去的。如果硬是要發展沒有資本金的，高負債，甚至是全負債的借貸型的國有經濟，其結果是，這個國家的金融體系一定會崩潰。
總之，不難看出，如果三十年來不對農村鄉鎮企業，城市集體企業和大中小國有企業，進行兩權分離、承包制、利改稅、政企政資分開、資本結構優化、下崗分流再就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建立資本市場、完善社會保障、明晰出資人等等一系列的改革，今天我們所處的必將是一個勞動者和企業沒有工作、創業和創新動力，一個毫無生機和活力的社會，我們的國民經濟，還將在高消耗、高投入、高浪費、低效益和低增長的格局中運作，並且整個國有經濟和金融體系都必定會崩潰。 （周天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