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新中國成立60週年 -- 新中國檔案

開國全紀錄

時間:2009-09-28 14:36   來源:新華網

    圖為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方陣通過天安門廣場。新華社發(高糧攝)

 

    新華網北京9月28日電 (“新華視點”記者賈永、王玉山)“儘管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可當時還是覺得來得太快了。”新中國成立的消息,王楚英是當天在臺灣聽到的。

    1945年9月9日,當王楚英在南京見證侵華日軍投降的歷史一幕時,22歲的他以為戰爭會從此結束。“人們都希望過平靜的生活,我還考上了交大。”1954年回大陸定居的王楚英説。

    然而,王楚英的大學夢最終沒能成真。他沒有想到,蔣介石會撕毀共産黨作出巨大讓步與國民黨所簽訂的《雙十協定》;他同樣沒有想到,這一戰,國民黨會輸得這麼快、這麼慘!

    事實上,這樣的結局,從蔣介石逆歷史潮流和人民意願發動戰爭的那天起,就註定了。

    ——熬過了最初的寒冬,1949,共産黨人的春天到了。

    新年(1949年1月1日)

    紛紛颺颺的雪花中,西柏坡迎來了新年第一天。

    這天,沱沱河畔的人們談論最多的,是一篇名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産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那天,在每一方解放區,在每一處與國民黨決戰的戰場上,人們幾乎都在關注著這篇文章。

    “我們團在淮海戰役的戰場上學習了這篇文章。”今年90歲高齡的秦鏡時任華野23軍69師205團團長,“聽説要建立新中國了,同志們那個高興啊……”

    對於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來説,1949年的這個春天,來得特別早。

    此刻,東北全境解放,浩蕩入關的東野大軍已對平津形成合圍之勢;淮海戰役進入決勝階段,長江以北盡在掌控之中。

    對於蔣介石,剛剛過去的那個冬天,卻是那麼漫長。

    從1948年10月到1948年底,國民黨丟長春、失瀋陽、棄徐州……蔣介石的專機頻繁起落于各地,好像不僅是為了督戰,也是為了最後的告別。

    國民黨所失去的,正是共産黨所得到的。隨著80多萬國民黨主力在這個冬季被殲——28年來,力量對比的天平第一次傾斜到了共産黨這邊。

    1月2日,新年第二天。中央軍委復電粟裕等人,同意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4天后,在又一場滿天飛舞的雪花中,華野主力向被圍困在方圓不過幾公里地方的20萬國民黨軍隊發起了最後的攻擊。

    “杜聿明集團兵敗如山倒。”秦鏡回憶。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60萬解放軍戰勝了80萬國民黨軍,杜聿明被俘。 

    “你的百萬大軍哪去了?”11年後,來華訪問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問一年前剛剛被特赦的杜聿明。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對面的陳毅元帥:“都送給他了。”

    “擁有百萬軍隊的統帥,是不應該被打敗的?”蒙哥馬利也許不曾想到,淮海戰役時,500多萬支前大軍用88萬輛小輪車,向前線送去了足夠一個中等城市吃上5年的9.69億斤糧食。

    “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解放區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陳毅曾這樣感慨。

    戰爭的偉力在於民眾之中。人心所向,歷來是決定勝負的最重要因素。

    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5大主力全部被殲。蔣介石寫下“冬天飲寒水,雪夜過斷橋”後,黯然引退。

    而此時,毛澤東的目光已投向了華北最後兩座尚未解放的大城市:天津和北平。

    4天后,人民解放軍僅用29個小時就攻佔天津——這座當時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

    1月29日,農曆春節,人心惶惶的北平城沒有多少節日的氣氛。

    天津失守,使北平20多萬守敵陷於絕境,人們不再相信所謂堅固的城防工事,每個人都在打著自己的算盤。這其中,就包括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

    “我就是黨安排在父親身邊的傳聲筒。”傅冬菊曾這樣形容她的地下黨工作——傅作義在家裏嘆氣、咬火柴棍、對著鏡子大喊大叫,還拔出手槍來對著太陽穴,諸多類似的舉動都很快由她送出消息,然後傳送至解放軍的高層首長那裏。

    軍心渙散,人心思變,北平未戰已敗。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3天后,大年初六。這一天,古城北平積攢了多少年的歡呼聲,終於迸發出來:解放軍的入城隊伍整整走了6個小時。

    當隊伍走過前門箭樓,忽然向右拐了一個彎,開進了舊中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

    “我們是特意要經過那裏的。街面上空無一人,但我們知道窗戶後邊有許多眼睛。戰士們全部美式裝備,翻毛皮鞋把路面震得擂鼓似的咚咚響。”今年86歲的翟文清是當年入城式部隊——東北野戰軍3縱7師的連指導員。

    這個舉動,讓現場的老百姓愣住了:多少年來,還是第一次有中國的軍隊出現在那裏……

    “中國人的地方,憑啥不讓中國人進?!”翟文清回憶,“到一個領事館門口,隊列中就下去兩名戰士,去那門口站哨。”

    沸騰的人群中,扭秧歌的姑娘衣服上3個紅色的大字,格外耀眼:天亮了。 

    立春(1949年2月5日)

    立春過後,入目皆春。

    沱沱河開始解凍,田野裏麥苗返青,山坡上開出了零星的小花……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一個80多平方米的大食堂裏舉行。

    “代表們坐的是高低不一的長條靠背椅、木椅。座位不固定,來得早靠前,晚了靠後。”西柏坡紀念館館長王榮麗説。

    “毛澤東提出黨的工作重心逐步由鄉村轉到城市,規定了奪取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和勝利後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今年104歲的開國上將呂正操,是出席七屆二中全會的唯一健在者。老人曾回憶,新中國的建國方針大計是在西柏坡確定的,許多準備工作也是從這裡開始的。

    “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在呂正操的記憶中,這是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在指揮解放戰爭的同時,黨就開始謀劃建立新中國的藍圖。”王榮麗説,1948年4月30日,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不久,華北人民政府成立,這是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和基礎。

    3月23日——會議結束後第10天,由平津前線指揮部調來的10輛美制十輪大卡車和11輛吉普車,載著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離開了這個奪取全國勝利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從告別北平到重返北平,31年後的今天,即將成為一個新生共和國領袖的毛澤東,再一次來到北平。

    “毛主席説:‘今天是進京趕考’。”84歲的劉長明,當時是中央軍委作戰室參謀,老人至今記得毛澤東那有力的宣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在北平,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首先要處理的,是與國民黨政府的和平談判。

    “三大戰役後,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消滅。”時任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秘書的王輔一説,“國民黨收攏了115個師約70萬人,佈防于宜昌至上海的1800余公里長江沿線,企圖製造‘劃江而治’的空氣。”

    為了早日結束戰爭,減輕人民痛苦,中國共産黨接受了國民黨政府的談判要求,雙方達成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

    對此,周恩來向部分愛國民主人士解釋説:“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來達到勝利,以便使國家少受些破壞,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將來的和平建設多一份物質力量。”

    然而,躲在幕後的蔣介石並不甘心就這樣退出歷史舞臺。在他的眼裏,畢竟還有長江——在中國的歷史上,並不缺少憑藉長江天塹東山再起的前事。

    “長江長,長江寬,燕子也得飛三天;海無邊,江無底,秤砣掉下不落底。”78歲的老戰士徐法全至今仍記得長江邊上那首流傳已久的童謠。

    4月20日,蔣介石拒絕同意國民黨在和平協定上簽字。

    “第二天,毛澤東和朱德下達發起渡江戰役、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軍強渡長江,一舉突破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80歲的王輔一回憶。

    自此,蔣介石失去了一生中最後的機會。他忽視了這樣的歷史:從烏江、赤水,到金沙江、大渡河……從沒有哪條河流能夠阻擋共産黨人前進的步伐。

    一面鮮艷的紅旗,從此取代了南京城頭的青天白日旗。

    昔日富麗堂皇的總統府,一片狼藉,到處散落著相片、文件和各種書報,玻璃臺面的大桌子上,一部翻開的日曆,定格在1949年4月23日。

    立夏(1949年5月6日)

    濕漉漉的江南,進入了多雨的季節。

    南京解放後,就在所有人都以為解放軍將一鼓作氣解放上海時,這支隊伍卻按兵不動。

    “解放上海是一場特殊戰役。”103歲的開國少將、時任華野特種兵縱隊司令的陳銳霆回憶,“毛澤東説,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僅要軍事進城,還要政治進城。”

    “為此,打上海我們也作了兩手準備,除了軍事準備外,還有一個就是政治準備。”陳銳霆在上海解放後又擔任了軍事管制委員會軍事部部長,“在距上海僅200公里的小縣城丹陽成立了一個龐大的上海接管班子。”

    此時的上海,鋼筋水泥築成主碉堡3800個,碉堡間戰壕相連,壕內可以行吉普車;永久半永久性的掩體碉堡一萬多座,電網、鹿砦數不勝數,還有2萬多顆地雷……國民黨稱其為“摧不毀的史達林格勒第二”。

    “死守上海、決戰上海,是蔣介石敗退大陸前最頑強的一次掙扎。”今年86歲的王楚英時任國民黨防守上海的主力部隊52軍副參謀長兼296師參謀長。

    “打上海是瓷器店裏打老鼠。”陳毅下令:市區作戰不許用重武器,部隊進城一律不許住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

    “上海戰役比正常作戰要艱苦得多,殲敵一個營,甚至要傷亡1000多人。”60年過去了,當年蘇州河畔的戰鬥,在84歲老戰士秦基的記憶中,仍是一片血紅。 

    5月27日,上海解放。

    第二天一大早,濛濛細雨中,33歲的榮毅仁走上街頭,驚訝地看到:為了不打擾市民,街道兩旁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軍抱著槍,和衣而臥。

    勝利之師的仁義之舉,令上海市民感動不已。其時移居上海的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在那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下午三點,起微雨,子夜大風……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

    在那個多雨的春夏之交,上海的經濟狀況亦是“淒風慘雨”:國民黨殘余政權在5月份接連發行10萬元、50萬元、500萬元、1000萬元面額的金圓券和定額本票,引起物價狂漲,每斤豬肉1200萬元,油條每根100萬元……

    對時局失去信心的榮毅仁,早已在香港租好房子,準備遷居。

    然而,這一天的見聞以及隨後人民解放軍的城市政策,讓他下決心留在上海。

    時隔一週,上海市長陳毅在外灘中國銀行會見榮毅仁,向他闡述共産黨的經濟政策:發展生産、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回到公司後,面對眾人不安的目光,激動不已的榮毅仁只對公司經理説了4個字:明天開工。

    上海解放前夕,隨著5月18日最後一批庫存的黃金、銀元、美鈔被押運離滬,共有277.4萬兩黃金、1520萬元銀元和1537萬元美鈔被蔣介石運走。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銀行時,僅剩黃金6180兩。

    “上海的資本家説:共産黨是軍事100分,政治80分,財經打0分。”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劉宋斌説,“解放後,從平息漲價風波到穩定工商業,僅僅半年時間,包括上海在內的全國物價趨於穩定,困擾中國社會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畫上了句號。” 

    共産黨人不僅要為惡性的通貨膨脹畫上句號,而且要為舊中國的一切畫上句號。

    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選出毛澤東等21人組成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

    同日,人民解放軍軍旗及軍徽樣式正式下發全軍。

    “當師裏把那面嶄新的八一軍旗授予我們時,所有人都高興得把帽子扔上了天。22年了,終於看到了自己的軍旗。”今年89歲的耍清川時任第四野戰軍343團副團長,“人不能沒有魂。軍旗,就是軍人的魂!”

    走過22年征程的軍隊,從此有了自己的軍徽和軍旗。

    走過28年曆程的政黨,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時刻。

    7月1日,中國共産黨成立28週年之際,毛澤東發表文章説:“黨的28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如同春天“進京趕考”一樣,在這個火熱的夏天,中國共産黨人依然冷靜而清醒。 

    立秋(1949年8月8日)

    夏去秋至,北平進入一年中最美的季節。

    “當田野在火車的窗外飛掠而過,當沿途的城市、市鎮和鄉村飛馳過去,當我看到無數大小的河流,我就感覺到,我們中國是可以成為富饒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條件都具備了……在每一個表示進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國迅速復興建設的另一個希望。”宋慶齡以這樣的語言,記述她在1949年8月26日乘火車從上海趕赴北平途中的所聞、所思。

    正如宋慶齡所説,此時,建立一個新政權的一切基本條件業已具備——

    早在這年的7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向全國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一個月的時間裏,新政協籌備會就收到來自海內外,包括當時尚未解放的國民黨統治區的應徵國旗圖案2992幅,國歌歌譜632件,歌詞694首,國徽圖案900幅。

    “《復字32號》作品是在截稿前兩三天才收到的。”今年91歲的彭光涵參與了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見證了國旗誕生的過程,“最終定下來的就是這一件,只是稍作了一些修改和説明。”

    彭光涵所説的這件作品的設計者,是上海一名叫曾聯松的普通財務員工。上海解放,給當時31歲的曾聯松帶來了無比的興奮和無窮的想像。

    9月25日,在就國旗、國徽等問題召開的協商座談會上,毛澤東拿起畫有五星紅旗的圖案説:這個圖案表現了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

    團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士,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凝聚,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開創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

    在這個明媚的秋天,多少曾顛沛流離的民主人士匯聚北平,多少顆心從此嚮往五星紅旗即將升起的地方。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懷仁堂隆重開幕,毛澤東的這句開幕辭,從此成了所有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在這次歷時10天的會議上,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文件,決定定都北平,將北平改名為北京,確定以西元紀年,五星紅旗為國旗,在國歌沒有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共同綱領體現了黨的領導和人民團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人民制定的建國大綱。”今年88歲的謝邦定當時作為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首席代表參加了政協一屆全會,“事先醞釀,充分協商,共同綱領先後經歷了7次大的修改,小修小改不計其數。”

    “聽到父親寫的歌被作為國歌,當時眼淚就流下來了……”今年85歲的田漢之子田申,作為開國大閱兵戰車團代理團長,那時正和他的戰友們在京郊刻苦訓練。

    《義勇軍進行曲》——這首由作曲家聶耳和劇作家田漢1935年為電影《風雲兒女》創作的主題歌,曾鼓舞人們挺過了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而今,人們又唱著它,迎來了一個收穫的秋天。 

    9月30日,美聯社發自舊金山的一篇電訊説:毛澤東,一位轉向革命的農民的兒子,已經被指派為新中共政府的首腦。

    當晚6時,參加政協會議的全體代表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

    脫帽,默哀。

    毛澤東緩緩走出行列,宣讀那篇今天早已鐫刻在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也早已銘刻在億萬人民心中的不朽碑文: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英烈乘風去,理想化彩虹。

    一個偉大的新中國,迎著初升的朝陽,在秋日裏噴薄而出。

 

編輯: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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