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福祉：走向自覺的“執政之要”
——60載，讓歷史啟示未來之五
- 半月談記者 陳鋼
民生是執政之本、執政之要，這些如今被廣泛引用的言論中所陳述的理念，其實並非新鮮的發明，而是中國傳統治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千年來屢有提及。民生能否改善，有賴于國家財力的積蓄，更有賴于執政者的自覺和重視。翻開新中國60年的歷史，我們看到，民生改善的程度，與經濟上升的軌道緊密相連，更與執政黨執政理念的進步息息相關。共和國奮鬥60年，我們終于有決心、有能力改善全中國人民的生活，讓“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民生願望逐步付諸實施，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珍惜這樣的進步，呵護這樣的夢想，自覺地讓民生改善繼續提升國人的幸福感，將使我們能夠無愧于未來歷史的評判。
民生理念：60年奮鬥識得民生之重
國計民生，互為表里，本為一體。但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民生與國計的天平上，明顯傾向于國計，以至于民生這個詞匯都很少被提及。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照搬了蘇聯那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強行壓低消費，為工業化進行積累，全國人民為之付出了近30年的代價。由于計劃經濟對生產力的束縛，加上極“左”路線的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緩慢，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依然面對的是共同貧困。新中國成立初期土改帶來的糧食產量增長，到1958年便陷于停滯。從1958年到1977年，由于在農業經營制度上實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饑荒成為普遍現象，大多數農民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
當年的民生困苦，在陜北革命老區都表現得令人觸目驚心。1978年初夏，新華社陜西分社社長馮森齡在延安採訪途中碰到了安塞縣出門討飯的三兄弟，在延安市一個“英雄村”看到了社員年均口糧133斤、靠糠菜面糊糊充饑的慘狀。馮森齡由此採寫的《延安還有農民上街要飯》等稿件，在有關刊物發表後，讓不少領導幹部痛心落淚。
改革開放的最初動力，是生存問題、吃飯問題，正是最基本的民生。1978年12月，以“吃飽飯”為目的的安徽小崗村試驗揭開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大幕，預示著民生改善將成為改革開放的內在動力。之後，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改革創新勇氣，從農村開始，吹響了全面改革開放的號角。經過30多年改革，長期困擾我國人民群眾的短缺經濟得到根本改變，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從溫飽不足轉為總體小康，我國依靠自己的力量破解了“誰來養活中國人”的命題。
吃飽肚子，僅是民生改善的開始。近年來，民生改善的力度越來越大，繼2007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後，今年10月，我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將啟動，年內將覆蓋全國10%的縣(市、區)，這就意味著不久的將來，我國農村將告別單純依靠家庭的傳統養老模式，農民也將像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到國家普惠式的養老金。從更大的范圍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居民合作醫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戶供養等制度的全面推進，將逐步填補社會保障的空白領域，築起民生問題的“安全網”。
更重要的是，伴隨著改善民生的物質能力的提升，我們黨執政理念中對民生的重視也產生了一個飛躍。從政策上改善民生，制度上保障民生，到政治上重視民生，執政以民生為本，民生逐漸成為黨的主要執政之道：經濟發展把拉動內需、民生建設作為新的驅動力。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講道：要“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十七大把民生問題提到相當的高度，指出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具體而明確地指出了全面小康的民生目標，一幅“全體國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和“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美好藍圖給中國人民以極大的信心。
民生難題：供給不足與分配不公同時存在
改革開放的革命性意義在于，從根本上改變了那種建立在否定人的利益基礎上的經濟政治模式，而把承認和發展人的利益作為思考問題的基點。這種巨大的進步，帶來廣大民眾民生意識的提升，同時也使許多潛伏的民生問題開始凸顯，新的民生問題也不斷出現。
計劃經濟時代，為快速實現工業化，我國與後工業化國家一樣，選擇了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援城市，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農業以“剪刀差”的方式為工業發展、國家建設貢獻了數千億元，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農村經濟基礎薄弱、社會保障滯後，農業的弱質、農民的弱勢成為一本歷史遺留的大賬，歷史性的民生難題在改革開放後日益顯性化、尖銳化。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廣大農民的溫飽問題得以迅速解決，但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長期沒有根本改觀，農民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資源，在經濟收入、受教育機會、衛生保健和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的制度供給都大大落後于城市居民，由此擴大了城鄉差距，加重了農民負擔。
有一些民生難題是因改革進程中的某些偏差而出現的。比如高等教育，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高校收費制度改革，減輕了財政負擔，卻使相當多的學生學費負擔超過了家庭經濟能力，一些貧困農家出現了“不吃不喝10年整，供不起一個大學生”的淒涼景象。在住房制度改革上，快速推進市場化的同時忽視了住房保障，“調控聲聲急，房價步步高”，使近10年來“買不起房”成為中國人普遍面臨的一大難題。
作為解決民生問題的資源，公共財政投入和社會收入分配應當發揮主幹作用，但實際上公共財政在城鄉之間存在投入的不均衡，社會收入分配機制更是存在行業、地區、階層之間的巨大不公平。這些都導致了民生問題的不斷加重。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之後的前20年中，我國民生問題廣泛顯現，重要原因在于，經濟改革大步向前而社會建設滯後，改善民生的制度供給不足，此外還有改革帶來的利益分配不公。這也恰恰成為前車之鑒，有力地促進了近10年來民生狀況的空前改善。
民生未來：權益內容豐富與否是執政成敗關鍵
在任何國家，民生問題都不能得到一勞永逸的解決，因為民生問題的內容是隨著時代進步而不斷豐富的。當前，中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民生問題的內涵和外延也不斷擴展，某些領域甚至變得十分尖銳。這些現象並不全是壞事，某種意義上說明了時代的進步。
需要指出的是，民生的實質是民權，不僅包括物質權益，也包括精神權益、政治權益等。我們不僅要加大公共財政的傾斜力度，為百姓的物質權益提供更多保障，同時也要不斷豐富、滿足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有序的政治參與需求。我們的執政能力能否與百姓不斷增長的民生需求相適應，將是我們未來執政成敗的關鍵，這就對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更多要求。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們的民生改善將大致沿以下路徑展開：
首先，民生保障的寬度決定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度。目前我國解決民生問題的制度體係只是初步建立，許多領域有待解決的深層次民生問題還很多，民生難題持續、有效的改善，無疑依賴于更多的制度供給。例如在教育領域，高中教育給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壓力不容忽視，偏遠農村中小學教育質量的下降也需要進一步重視；醫療衛生領域，我國城鄉居民合作醫療的補貼標準、大病救助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痼疾，有待于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切實改善；住房保障領域，除了高房價亟待降溫外，城市低收入群體、長期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群體的住房保障問題也需要管理部門進行考慮，等等。
當前，解決作為民生之首的就業問題是各級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據預測，今後幾年，我國城鎮每年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將保持在2400萬人左右，而受經濟增長對就業拉動能力的限制，每年有望解決的就業人數遠遠低于需求。
其次，隨著民生問題向精神領域的拓展，文化權益、收入分配、社會公平、社會治安等成為民生保障的新領域和敏感領域，需要更多關注。
制度和政策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目前我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部門主導，導致部門利益可能淩駕于公眾利益之上。同時，一些特殊利益集團規模過大，佔有社會資源過多，對制度制定和實施影響力過強。作為深化改革的重點、難點，公共政策制定應該通過更合理的制度設計體現公平。
第三，生態文明、環境保護應成為民生關注的重點。當前，環境污染突出影響民生幸福，環保已成為一部分地方最大的民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