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中國金融史，就是一部新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史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張輝
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時曾分析認為，“沒有控制住法蘭西銀行”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沿著這種脈絡，中國銀行研究員王元龍告訴《瞭望》新聞週刊，正是基於“金融工作關係國家命脈”的認識和判斷，新中國成立以來，無論是“前30年”大一統的國家銀行體制，還是“後30年”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時期，國家一直重視發揮金融業在促進經濟良好運作中的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專訪時更具體地解讀説，從新中國成立時期的打擊投機倒把和加強金融管理，到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治理通脹的三大戰役，從體制轉軌時期金融體制改革，到新時期應對複雜國內外形勢的政策較量，不同時期金融工作的重點，不僅根源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更為國民經濟的健康運作起到了揚帆護航的作用。
1949-1952：重建金融“山河”
“新中國成立時，我們面臨的其實是國民黨政府留下來的‘爛攤子’。”談及央行初創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張健華將其形容為“經濟崩潰、物價暴漲、國力衰微、民生凋敝、百廢待興”。他告訴《瞭望》新聞週刊，為了支援國民經濟恢復，央行在這一時期承擔著四項基本任務：
一是建立獨立、統一的貨幣體系，使人民幣成為境內流通的本位幣，與各經濟部門協同治理通貨膨脹。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成立併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簡稱“新幣”)時，各解放區還流通著冀南幣(包括魯西幣)、晉察冀邊幣、北海幣和西農幣。為了保護人民財産，採取了逐漸收回“舊幣”的措施。另外，針對國民黨政府在其崩潰之前發行的金元券，人民政府每解放一地，就明令禁止金元券流通，同時，為了照顧工人、農民、職員、學生的利益，採取了限期兌換的辦法，並將收兌的金元券輸送到敵佔區換回物資。
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機構，形成國家銀行體系，接管官僚資本銀行，整頓私營金融業。“接管官僚資本銀行和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是同時進行的。”張健華表示，人民政府在接收官僚資本銀行的過程中，利用原有銀行機構的營業地點和人員辦理業務，或改為中國人民銀行的營業部門，或根據業務發展的需要，按行政區劃重新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
以接管中國銀行為例，除了沒收其官股，改組董事會，由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南漢宸擔任董事長以外，職工全部留用，原職原薪，機構暫不變，中國銀行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領導下經營外匯業務的專門銀行。
三是實行金融管理，疏導遊資，打擊金銀外幣黑市，取消在華外商銀行特權，禁止外國貨幣流通，統一管理外匯。新中國成立時，財政經濟面臨嚴重困難，投機商人卻興風作浪。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3月，共出現了四次物價大漲風潮。其中，1950年3月的物價指數比1948年12月上漲了42倍。
對此，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全盤高度、統一行動”，加強財政稅收、增募公債，銀行積極吸引存款、收回貸款；另一方面，針對不法分子利用金銀進行投機倒把的行為，中國人民銀行會同公安部門對地下錢莊給予了嚴厲打擊，據央行統計，上海、廣州等地查獲地下錢莊和攤檔近700家。
四是為迅速恢復生産，開展存款、放款、匯兌和外匯業務，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為迎接經濟建設做準備。張健華告訴本刊記者，由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主要經濟工作是對工商業進行改造，確立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因此，央行的信貸和利率政策主要是積極配合、支援工商業的調整和改造。在此之中，又以國營貿易部門和供銷合作社為重點，而對需要由國營商業取代或應予淘汰的私營批發商，銀行則收回貸款。
另外，為了配合土地改革，央行利用遍佈農村區鎮的營業所開辦農業貸款，在全國農村試辦信用合作社，並成為銀行在農村的有力助手。
1953-1977：高度集中的國家體制
張健華分析説，當時，社會信用集中于國家銀行，各級銀行吸引的存款全部集中於人民銀行總行，由人民銀行統一支配，貸款由人民銀行總行統一核批指標，銀行在經濟管理中擔負著保證經濟計劃實現及組織調節現金流通的功能。
若干年後，央行高層人士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指出，實踐證明，將生産、流通、分配和消費都由國家計劃控制，容易造成經濟比例失調和嚴重的通貨膨脹。不過，由於當時實行實物分配製度，當時的通貨膨脹並不表現為市場價格波動，而表現為有價無市、持幣待購的“隱性通貨膨脹”。
《瞭望》新聞週刊從央行了解到，這一時期，比較突出的信貸失控和通貨膨脹有三次。與此同時，有關部門也及時打響了三場金融保衛戰。
一是1956年的信貸超計劃。1956年，經濟工作開始出現急躁、冒進的情緒，基本建設、工資支出、農業貸款三個現金投放渠道失去控制。其中，基本建設投資比上年增長62%，工資支出比上年增長47.8%。再加上農業貸款比原計劃多增80%，信貸差額大幅擴大。
“幸運的是，這次超計劃貸款發覺得早，糾正得快。”張健華表示，1957年，國家對國民經濟計劃進行了調整，壓縮投資規模，削減財政支出，控制信貸規模，當年年末即見成效。
二是1958年的貨幣信貸失控。在“大躍進”過程中，銀行信貸基本原則和管理制度都被當作生産發展的“絆腳石”而加以廢除，從而導致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貨幣信貸失控。在財政赤字大增的同時，銀行各項貸款出現狂飆式增長。據統計，1960年年末市場現金流通量比1957年增長了81.6%。
基於此，國家作出了一系列加強貨幣信貸調控的政策決策。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於切實加強銀行工作的集中統一、嚴格控制貨幣發行的決定》強調指出，“把貨幣發行權真正集中于中央，把國家的票子管緊，而且在一個時期內，要比1950年統一財經時管得更嚴、更緊。”該決定就是新中國金融史上著名的“銀行六條”。經過三年的努力，進入1964年後，國家財經狀況出現根本好轉。
三是1967年、1968年的“信貸井噴”。受文化大革命影響，貨幣信貸政策受到衝擊，造成了貨幣投放過多的嚴重後果。1972年、1973年，根據國務院的決定，央行恢復和加強了被衝擊掉的綜合信貸計劃管理、現金計劃管理和工資基金管理監督，切實控制現金髮行，1973年，基本實現了信貸收支平衡，保持了貸款總規模、貨幣發行總量的適度增長。
1978-2002：金融監管體制轉型
這一時期，中國的中央銀行制度進入法制化軌道，央行履行職能的獨立性在法律上得到保證。也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工商銀行成立，人民銀行不再辦理針對企業和個人的信貸業務；中國銀行從人民銀行中分離出來，作為國家指定的外匯專業銀行。除此以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第一隻向社會公開發行的股票，上交所和深交所也于1990年底先後成立。
隨著證券和保險市場的快速發展，金融監管的複雜性增加，為維護金融穩定，政府對金融業開始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人民銀行的貨幣調控職能加強，而銀行外的金融監管職能則由證監會和保監會等承擔，央行“大一統”的局面被打破。
張健華認為，改革開放以後，央行的金融監管理念和方式經歷了較大的變化過程。他表示，在人民銀行剛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時，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把金融監管看作行業管理，以後，在實際上又以合規性的監管為主，即主要監督和檢查金融機構行為是否合法合規。
“這種監管非常必要，但絕對不能僅限於此，”張健華表示，從根本上説，金融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對它的監管主要是控制風險、保持金融業的穩健運作。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業的風險因素增加，風險隱患不斷暴露，金融監管的重點也經歷了四個轉變，即從一般行政性金融監管向依法監管轉變；從市場準入監管向全過程系統化監管轉變；從合規性監管向風險監管轉變；從外部監管向強化金融內部控制轉變。
在此期間，金融宏觀調控的作用越來越顯著。張健華告訴本刊，在1979年的經濟調整，治理1984年、1988年的通貨膨脹，以及1998-2002年的防範通貨緊縮等重點“戰役”中，金融業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003-2009：應變全球化
2003年以來，由於中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與全球經濟的聯動性增強，金融工作的難度增加。
正是從這一年起，我國經濟開始進入新一輪上升週期，貨幣信貸增速明顯，固定資産投資增勢強勁、物價上漲明顯。從2003年至2007年，GDP增長每年都在9%以上，2007年，更是高達11.9%。與此同時，貿易順差也由2003年的320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622億美元。
一個結果就是，外匯儲備規模的快速增長，外匯佔款的持續擴大，使央行不得不投放基礎貨幣，而長期的流動性過剩必然導致貨幣貶值，容易引發資産泡沫風險。基於此，央行開始多管齊下化解流動性風險。2003年4月至2008年5月，央行共發行票據15.5萬億元；從2003年1月至2008年6月25日，先後1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共8.5個百分點，達到17.5%。
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金融環境再次生變。對此，《瞭望》新聞週刊綜合多位權威人士觀點，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金融環境更加複雜，貨幣政策調整的難度加大。2008年，貨幣政策從“穩健”到“從緊”再到“適度寬鬆”的蛻變，就是市場變化複雜性的直觀顯現。
其二，中國金融強國之路啟程。今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關於推進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意見，對此，業內人士認為，國際金融危機正是中國金融業由大到強的昇華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