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下午，民進黨及“臺獨”分裂勢力策動的所謂“和平民主護臺灣”遊行鬧劇在臺北市登場。這一針對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的挑釁性行為，是“臺獨”分裂勢力遭受重挫後的情緒宣泄與反撲掙扎，是民進黨當局誤導輿論、淡化《反分裂國家法》衝擊、鞏固泛綠鐵票的重大步驟。民進黨和“臺獨”分裂勢力的虛張聲勢為兩岸關係的緩和與島內政局的穩定投下了新的變數，但改變不了島內“求緩和、求穩定、求發展”的主流民意，更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發展大局和國際社會更加穩定的一個中國框架。
一、遊行鬧劇是民進黨當局凝聚“臺獨”民氣、鞏固泛綠鐵票、博取國際同情的花招。
《反分裂國家法》是遏制“臺獨”、保護臺胞利益、促進國家和平統一的法律，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理解。島內不少媒體、有識之士也認為《反分裂國家法》是陳水扁“臺獨”施政逼出來的，法律的主要精神有利于遏制“臺獨”、促進兩岸和平。民進黨和“臺獨”分子打著“民主和平護臺灣”的幌子，策動“3·26”鬧劇，顯然是別有用心。
第一，淡化《反分裂國家法》的衝擊，凝聚“臺獨”民氣。《反分裂國家法》被認為是“遏制臺獨、促進統一”的“定海神針”、“正義之劍”，擊中了“臺獨”分裂勢力的要害。島內輿論認為“陳水扁推動‘臺獨’路線遭受重大挫敗”，不少人要求陳水扁為其“失政辱臺”負責。民進黨寄望通過“3·26”遊行，煽動民眾對祖國大陸的恐懼、敵意和仇恨，淡化《反分裂國家法》對“臺獨”和島內民心的衝擊。陳水扁叫囂要“把《反分裂國家法》變成一張廢紙”，但島內輿論認為這是“臺獨”的虛張聲勢。
第二，安撫“獨”派，鞏固泛綠。“扁宋會”達成“十點共識”，強調“中華民國是最大公約數”，尤其是陳水扁公開表示“正名制憲做不到”、“獨立建國做不到”，這激起李登輝等“臺獨”基本教義派的強烈反彈。一些“獨”派“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辭職，“臺聯黨”揚言要與民進黨“分道揚鑣”，泛綠面臨分裂危機。通過組織這場鬧劇，尤其是陳水扁參加遊行，一方面緩解“獨”派對“臺獨”連遭重挫的“鬱悶”，另一方面安撫、拉攏“獨”派，鞏固泛綠基本盤。輿論分析，遊行鬧劇“只是一場陳水扁與‘獨’派修補關係與互爭地盤的療傷大會”。
第三，迎合西方價值，博取同情與支持。國際社會普遍擔心“臺獨”危及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將陳水扁視為“麻煩制造者”。被陳水扁視為“臺灣的靠山”的美國也批評臺當局是“中美關係的地雷”，一再警告陳水扁不要對《反分裂國家法》“反應過度”。民進黨此次遊行標榜所謂“民主”、“和平”、“自由”，污蔑《反分裂國家法》是“戰爭法”、“破壞兩岸現狀”、“剝奪臺灣人民選擇自由的權利”，實際是迎合西方價值，販賣悲情，把自己打扮成“被欺負的弱者”和“負責任的形象”，博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第四，轉移民眾對“槍擊案”的視線。今年3月19日，“槍擊案”屆滿一周年，但仍然疑雲重重。泛藍軍于3月19日當天舉行大遊行，使陳水扁備感壓力。陳水扁寄望“3·26遊行”，轉移民眾視線，淡化民眾對其連任“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質疑。
第五，提前為即將到來的一係列選舉暖身。今年的“任務型國代”選舉、縣市長選舉及明年的臺北、高雄市長選舉，對于島內各主要政黨而言都相當關鍵。謝長廷、蘇貞昌、遊錫�牷B呂秀蓮等陳水扁的所謂“接班人選”，對于2008年“大選”均躍躍欲試。從此次遊行中可以看出，民進黨的所謂“三王一後”在籌劃、動員這場鬧劇中賣力演出，借機“展現領導風格、撈取政治資本”，與“獨”派拉關係，為2008年“大選”預做準備。民進黨乃至“臺聯黨”中一些“有心人士”也極力表演，爭取露臉的機會。
二、遊行鬧劇完全是民進黨當局策動的，根本就不能代表臺灣民意，也沒有達到預期目的。
對于民進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動員活動，臺當局標榜“3·26遊行”是“全民的自發運動”，“代表了臺灣民意”，但鐵的事實戳穿了民進黨當局極力編造的謊言。
第一，“3？26”鬧劇是民進黨一手策動主導的，根本就不是什麼“自發參與”。民進黨進行最高級別的動員，並且為參與遊行者提供免費餐點和旅遊保險。據稱，整個費用高達2億新臺幣（也有人說高達10億）。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黨政高層鼓動及直接參與了遊行。在島內65％的人並未完全清楚《反分裂國家法》內容的情況下，陳水扁當局推行愚民政策，進行欺騙宣傳，說什麼“花一天時間，保一輩子平安；花三四小時，保一家老小平安”。
第二，這場拙劣表演不過是深感末日來臨的“臺獨”分裂勢力的頑抗與掙扎，所謂“全民參與，超越黨派”完全是欺人之談。盡管民進黨全力動員，但據臺北市警方估計，此次遊行實際上只有27萬多人參加，離100萬相差太遠。參與者以“獨”派和深綠民眾為主，泛藍黨派和支持者拒絕參加。
第三，各界對民進黨策動遊行表示不滿，表明“3·26”鬧劇沒有得到主流民意的認同，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泛藍批評當局領導人上街遊行“既不妥當，也不恰當”。一些社團要求臺當局“懸崖勒馬、及時煞車”。輿論界認為“放火的喊救火”，“陳水扁是在為自己而遊行，為自己解套”，批評民進黨“綁架人民護臺獨”。就連民進黨內也有不同的看法。呂秀蓮認為，官員上街就是逼迫老百姓（必須跟著上街）。民進黨的“臺獨理論大師”林濁水認為，當局應該用制定政策來表達意志，“大叫大鬧是沒有本事的表現”。
第四，要求開放兩岸交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呼聲四起。國民黨、親民黨要求臺當局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開放兩岸“三通”，擴大兩岸經貿交流。《聯合報》社論呼吁陳水扁把“3·26”遊行視為“自‘兩國論’至‘正名制憲’以來種種‘臺獨’試探的最後句點”，陳水扁“不但應對《反分裂國家法》重新進行解讀及定位，也應對‘憲法’上的‘國家’架構、兩岸政策重新給予正確的解讀及定位”。就在“3·26遊行”的前一天，被認為是綠色臺商的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發表公開信表示，胡錦濤主席的談話和大陸《反分裂國家法》，讓他心里“踏實許多”；臺灣、大陸同屬于一個中國，臺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搞“臺獨”只會把臺灣引向戰爭。島內輿論分析，許文龍選在特定時期放炮，具有指標性意義，證明“‘臺獨’路線已走入死胡同”，更是“逼使陳水扁務實調整大陸政策的震撼彈”。
三、漸露和解曙光的兩岸關係再次蒙上陰影，但陳水扁與大陸激烈對抗的可能性大大減少，兩岸緩和的大趨勢難以改變。
從目前形勢看，兩岸關係能否緩和，仍面臨一些不確定因素。
第一，“獨”派的後續動作力度有多大，對陳水扁和民進黨能有多大的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李登輝和“臺聯黨”主張“正名制憲”、“一邊一國”，強烈要求當局的兩岸政策重回“戒急用忍”時期，嚴格審查臺商的資格，要求“三通”、直航緊急煞車。
第二，“扁宋會”“十點共識”能否落實，仍面臨考驗。“扁宋會”後，不少泛藍支持者對宋楚瑜和親民黨“不解”。宋未參加“3？19”遊行，更激起泛藍支持者的不滿。陳水扁參加“3·26遊行”後，親民黨內部一些人強烈不滿，反對“扁宋再會”，要求宋楚瑜重回藍營。
第三，“3·26”遊行客觀上不利于兩岸緩和，漸露和解曙光的兩岸關係再次蒙上陰影。兩岸客貨運包機“節日化”、“常態化”的推動將暫時受阻，臺當局曾承諾的一些兩岸開放政策也將暫時擱淺。3月26日，“行政院發言人”卓榮泰表示，臺灣內部在一個高潮結束後，應該先冷卻下來；兩岸現在氣氛如此，兩岸貨運便捷化措施，乃至“三通”等事項，臺“不適宜再主動提出”，一切等對岸提出善意的具體政策再說。
但從整體形勢看，陳水扁當局採取與大陸激烈對抗、挑戰大陸底線的可能性已大大減少，兩岸過去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總體上將朝向緩和的方向發展。
第一，大陸的嚴正立場已產生強烈震撼效應。《反分裂國家法》已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理解，“臺獨”的國際空間被大大壓縮，陳水扁認識到挑戰大陸底線必將受到最厲的懲罰。陳水扁強調“正名制憲做不到”，就是這一心跡的自然表露。
第二，美國向陳水扁傳達了明確的“反獨促談”的信息。美國政府雖對《反分裂國家法》不滿意，但沒有臺當局期待的“激烈批評的言辭和相應的反制措施”，表明美國已正視《反分裂國家法》的存在。美國要求陳水扁不要有過激的反應，“鼓勵兩岸恢復對話”，要求臺當局開放“三通”、直航，這是未來陳水扁制定大陸政策必須認真考慮的重要因素。
第三，陳水扁必須認真面對強大的民意壓力。多年“臺獨”施政的折騰之後，島內民眾渴望緩和、發展兩岸關係，為島內政局穩定和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同時應該看到，泛藍軍，尤其是國民黨積極推動兩岸關係，並派副主席江丙坤赴大陸訪問，為連戰訪問大陸鋪路，爭取“兩岸和解、兩黨和解”，得到島內民眾尤其是工商界的認同，這給陳水扁現行的大陸政策造成極大的壓力。
第四，陳水扁追求“歷史定位”，必須在兩岸關係上有所作為。大陸政策是否得民心，兩岸關係能否緩和，是島內政局穩定、經濟發展、族群和諧的關鍵之一。在未來三年多的任期內，陳水扁想要追尋其所謂“歷史定位”，就必須拿出政績；要想施政有為，就必須對大陸政策進行大幅度調整，以兩岸關係的緩和與發展作為推動施政的助力。
迫于各方壓力和追求“歷史定位”的考慮，陳水扁當局對于《反分裂國家法》的總體反應基本上在可控的范圍之內，沒有採取過激的政治對抗手段。對于“反制”《反分裂國家法》，臺當局有關部門最初擬定五套因應措施，分別是“公投”、“制憲”、制定“反並吞法”、中斷兩岸交流、遊行，但最後只採取“3·26”遊行這一反應方式。而且，陳水扁在“3？26”鬧劇中採取“只遊行、不演講”的策略，一方面是給美國、“獨”派一個交代，另一方面避免兩岸對立和朝野對抗升高，為未來兩岸互動預留了一定的空間。對于李登輝和“臺聯黨”的要求，“行政院長”謝長廷明確表示，未來“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政策不會改變。《聯合報》評論文章分析，陳水扁沒有與大陸對抗、鬥爭到底的決心和本錢，目前最想要的是“兩岸復談”，但處于“想要讓步，但又要面子”的兩難困境之中；未來島內外“促談”、要求開放兩岸交流的壓力加大，兩岸關係仍將得到改善。
（本文作者彭維學 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綜合室副主任，《臺灣周刊》主編）
中國網2005年3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