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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赤子孫家棟

時間:2010-12-27 15:44   來源:人民日報

    孫家棟,1929年生,中科院院士、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高級技術顧問、探月工程高級顧問、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總設計師,我國衛星事業和深空探測事業的開拓者,參與創造了中國航太史上多個第一。他主持完成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和第一顆靜止軌道試驗通信衛星的總體設計,是我國月球探測工程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並擔任月球探測一期工程的總設計師。

    聽説過他的人,都覺得他是個了不起的傳奇人物。見過他的人,都忘不了他那溫和的笑容、溫暖的大手。

    他是最年輕的“兩彈一星”元勳,也是最年老的衛星工程總設計師。

    “東方紅一號”開啟中國太空時代,“嫦娥一號”邁出中國深空征程,40年100余顆中國星,他的“孩子”有34個。81歲時,他又拿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他給自己打3分,在5分制裏,這是個及格分。

    他就是孫家棟。

不是起點的起點

    2009年3月5日,錢學森給孫家棟寫去一封信,98歲老人親手簽了名。信中説:“您是我當年十分欣賞的一位年輕人,聽説您今年都80大壽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賀!您是在中國航太事業發展歷程中成長起來的優秀科學家,也是中國航太事業的見證人……”

    孫家棟一字一句細看,為錢學森在信中7次提及“您”這個稱呼感動不已,心緒難平。

    1967年7月29日,一位姓汪的部隊參謀驅車直接找到孫家棟,講明來意,傳達指示,隨後又直接將他從北京南苑送到當時北京西郊的友誼賓館。從造導彈到放衛星,人生的轉折,似乎也只是十幾公里的距離而已。

    由錢學森推薦,在導彈設計領域已小有名氣的孫家棟,38歲時受命領銜研製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

    “現在看簡單,但那個年代第一次搞,就連一個滿足品質的簡單的21芯插頭都找不到。工業水準、科技水準都有差距。”

    孫家棟回憶説,中央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判斷,要求無論如何也要在1970年把第一顆衛星送上天。但從當時情形看,已經取得不錯成績的科學院衛星研製工作由於受“文革”衝擊幾乎停頓。同時,由於衛星方案內容很多,加大複雜程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條件。衛星上的各種儀器研製進度不一致,一查有的儀器,甚至還沒開始動手做。按照既定方案繼續,到1970年很難完成。

    聶榮臻元帥萬分焦急,於是找到錢學森,一定要在1970年把第一顆衛星送上天。

    “錢老組織我們反覆研究,最後得到一致意見,就是確保1970年第一顆衛星上天,方案需要簡化。第一顆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宣佈,中國也掌握了航太技術。時間來不及,科學目標可以讓下一顆衛星來實現。”孫家棟説,這樣衛星裏面的儀器簡化到最低程度,“感覺到可以拿下來。”

    “上得去、抓得住、聽得清、看得見”,寥寥12字,簡潔概括了“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總體技術方案和目標,以此形容初次接觸衛星的技術負責人孫家棟也十分貼切。

    當時的孫家棟就展露出擅長總體協調的能力。他選定的來自不同單位的18名技術人員,後來成為中國衛星發展史上著名的“十八勇士”,得到了毫無爭議的認同,人們還敲鑼打鼓把這些技術人員送來。

    “那時候分歧厲害,提名很難,最後湊巧,群眾對名單沒什麼意見。”分析原因,孫家棟謙虛地説,“從工作需要出發選人,人們自然通情達理。”

    隨後,他又重新制訂了“東方紅一號”的總體技術方案。方案需要有人拍板,孫家棟找到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華清,直率而懇切地説:“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們定了,拍個板。我們就可以往前走。”

    出於對毛主席的熱愛,許多衛星産品研製單位流行把毛主席金屬像章鑲在生産工具上,繼而又鑲到産品上。這導致衛星重量超重,也極大影響衛星品質。雖然事關重大,但驗收産品時,誰也不敢説出“毛主席像章影響衛星了”這句話。

    孫家棟去人民大會堂向周恩來總理彙報衛星進展,為了是否該如實彙報像章的問題,他想了一夜。彙報時,圖紙鋪在地毯上,孫家棟蹲著給周總理講解。周總理聽得入神,也蹲下來細聽。孫家棟趁機提了像章的事情。周總理聽後同在場的人説:你們年輕人對毛主席尊重熱愛是好事,但是大家看看我們人民大會堂這個政治上這麼嚴肅的地方,也不是什麼地方都要挂滿毛主席的像。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挂都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周總理一番話,最終解決了一個棘手難題。

    1970年4月24日,衛星發射上天並成功入軌,傳回人們熟悉的《東方紅》樂曲,舉國歡騰。中國從此邁入太空時代,成為世界上第五個能夠自主研製併發射衛星的國家。消息傳來,短時間內,天安門廣場就擠滿了激動萬分的人群,人們爭相傳看人民日報號外。

    比較公允的評價是,如果按照原來方案,東方紅一號衛星不可能在1970年發射成功,有人説,“沒有孫家棟的這兩下子,衛星發射可能還要再等幾年”。

    “十八勇士”之一、後來成為神舟飛船總設計師的戚發軔説:“孫家棟是小事不糾纏、大事不放過的人,跟他在一起痛快!”

    已故的“兩彈一星”元勳陳芳允院士曾説起,孫家棟在年齡上雖然要比我們年輕許多,但他為人處事很謙虛,很低調,很注意用分析的態度傾聽不同意見,所以在學術界經常能夠獲得大家的支援。

    對孫家棟而言,“東方紅一號”,意義最特殊,最難以忘懷。

真正認識航太

    航太發射,每次坐在指揮大廳裏,各個系統報告航太器狀態,孫家棟就愛聽兩個字:“正常”。但“正常”背後,對“品質就是航太生命”的認識,是用幾十年的血淚經驗換來。

    1974年11月5日,我國發射第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這是孫家棟航太生涯中漫長而難熬的一天。

    離火箭點火發射還剩幾十秒,衛星沒有按照程式轉入自己內部供電,這意味著火箭送上天的只是一個2噸重的毫無用處的鐵疙瘩。

    孫家棟腦子裏“轟”的一聲,這是天大的事情,他再也沉不住氣,大喊“趕快停下來!”但按照航太發射程式,此時即使是孫家棟也沒有發言權,他的喊停,既違反紀律,又冒著政治風險。發射場負責人尊重了孫家棟的意見,中止發射,檢查並且排除了故障原因。

    下午組織火箭再一次發射。“沒想到,轉眼間火箭掉頭就下來了,對爆炸那是心裏一點準備都沒有。”孫家棟説,幸虧還仗著火箭飛了21秒,否則整個發射場都沒了。火箭隨同衛星一起爆炸,所有人的數年心血隨之化為灰燼。

    孫家棟從地下指揮室出來,眼前情形讓他難抑淚水:冰天凍地的西北戈壁灘,已是一片火海,腳下的地面都感覺發燙。掉著眼淚的人們,才真正認識到搞航太的難度。當時,太陽已經靠近大漠戈壁的地平線,夕陽似血,仿佛是人們心情的寫照。

    三九天裏,兩百多人含著眼淚撿了三天,在沙地裏一塊塊撿殘骸,小螺絲,小線頭,都不放過,撿回來要把問題找出來。有的人心細,還拿篩子把混在沙子裏的東西都篩出來。孫家棟鼓勵大家不要灰心、不能喪氣,不能被失敗嚇倒。最後實驗證明,確實是一截外表完好、內部斷開的小小導線釀成了這場大爆炸。

    這種事情影響中國航太幾十年,也促成了航太品質體系和制度的建立。如今航太界有一個5句話組成的故障歸零標準,“定位準確,機理清楚,問題復現,措施有效,舉一反三”。

    “最厲害的是‘舉一反三’,”孫家棟説,一個電子管零件壞了,火箭或者衛星上的所有儀器,都不能再出現這一批次的零件,不論好壞都不能用。“這是幾十年血的教訓積累。”

    1975年11月26日,又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終於衝出大氣層,又平安返回,落在一片水稻田裏。當時衛星沒有設計掛鉤,還是靠看熱鬧的老大爺出主意,用兩根長木頭,人們喜氣洋洋地把衛星抬上了汽車。當時,返回式衛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複雜和最尖端技術之一,世界一流航太強國美國和蘇聯也是經過多次失敗才成功。

人生不需要選擇

    7年學飛機,9年造導彈,43年放衛星。對幾次關鍵的人生轉折,孫家棟説,“國家需要,我就去做。”

    1957年11月17日,正在蘇聯留學的孫家棟在莫斯科大學的禮堂親耳聆聽了毛主席那番著名的話語:“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毛主席第一次講,孫家棟第一次聽,青年人的血液霎時沸騰,“那時候下了決心,國家需要你幹什麼事情,就去幹。”

    當初,因為等著吃學校裏的一碗紅燒肉,遇到報名參軍的機會,孫家棟當天報名,當天入伍。之後到蘇聯留學,下定決心一輩子幹航空,沒想到回國後被選中造導彈,之後又轉向放衛星,從此和航太結緣半個世紀。對孫家棟來説,熱愛祖國不是一句空話。

    中國航太最困難的時期是改革開放初期,那時候連報紙也為航太鳴不平,講“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孫家棟還真的收到過一封瀋陽一位老大媽叫她兒子給寫來的信,信上説:“我是賣茶雞蛋的,聽説你們搞航太的這麼困難,我願意把這幾年賣茶雞蛋掙的錢支援你。”

    孫家棟看得直想掉眼淚。他給老大媽回了信,更重要的是,他再一次感到,任何一件事情要有自己的見解、自己的判別能力,基礎就是對國家和事業的熱愛。

    上世紀80年代末,擔任航空航太工業部副部長的孫家棟從科技專家變成“商人”,和美國專家談判,將中國航太引入世界舞臺。

    “我第一次帶著代表團到美國去推銷我們的火箭,大家從技術人員變成了商人,也不太懂商人這個行當。咱們國家生活條件也很困難,出差一天的生活補助一到兩美金,住宿的旅館,外國人看來條件是比較低的。”孫家棟回憶説,那時候膽子真大,火箭還只是張草圖就敢去推銷。

    他找到幾位愛國華僑,説中國火箭要走入國際市場,請他們幫忙介紹一些美國的客戶。華僑們都很熱情,但最後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住在這樣的旅館裏頭,準備跟人家談幾千萬美元的生意,誰能相信你們?人家不單不相信你是共和國的副部長,還以為你是騙子。”最後華僑們幫忙,代表團住進了比較高級的酒店。

    1990年4月7日,長征三號運載火箭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將美國休斯空間公司的亞洲一號通信衛星成功送入預定軌道。休斯公司的董事長説,休斯公司已經發射同步軌道衛星67顆,中國火箭的這次發射精度是最高的。

    當時孫家棟坐在發射指揮大廳,當指揮員下達命令點火以後,大廳裏面鴉雀無聲,他甚至都能感覺到旁邊幾個人的心跳,這種極致的安靜程度整整持續了24分鐘。為什麼會如此安靜?後來一位老華僑的話或許給了孫家棟答案:“中國衛星能打多高,國外華人的頭就能抬多高。”

    在經歷過舊中國的孫家棟心裏,中國火箭的成功,也將“洋火時代”拋在了身後。

棟樑長于沃土

    孫家棟愛笑,嫦娥一號衛星系統副總指揮龍江説,孫家棟的微笑很有魅力,難以形容,卻能感染眾人。在好幾張和錢學森的合影中,六七十歲的孫家棟咧嘴大笑,像個孩子。

    “我們那時就像一幫孩子,在錢老指導和領導下工作。我當年剛來的時候,對導彈確實是一竅不通,看過一些資料,但真正地幹,還不行。”孫家棟回憶説。

    1958年,孫家棟從蘇聯留學回國。留學期間,從第一天開始一直到畢業,所有考試都是滿分5分。但學航空的孫家棟回國後又被挑中去搞新中國第一顆導彈。

    “我搞導彈,前幾年就是學習,向老同志學習,向周圍同事學習。”之後被調去搞衛星,他還是繼續向別人學習。

    “我們航太精神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話,就是‘大力協同’。形成團隊,除了共同學習,更要共同支援。離開集體的力量,個人將一事無成。”孫家棟説,航太事業風險非常大,但承擔壓力絕對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團隊大家共同戰鬥。

    孫家棟説,當年開始搞火箭、衛星,是衛星先做,還是衛星上的儀器先做,這麼簡單的事就搞不定。如果不是“你給我創造條件,我給你創造條件”,什麼事都辦不成,“中國航太真是一個集體。”

    第一代航太人大概分為四個群體。一是以錢學森、任新民、屠守鍔、莊逢甘等為代表的科學家,來的時候都是40來歲,年富力強,起著帶頭作用。二是組建航太隊伍時從部隊裏調來的身經百戰的老革命,文化程度比較高,組織能力比較強。三是像孫家棟一樣剛畢業的年輕人。四是一批有著工人階級本色的老技術工人。

    孫家棟搞導彈時,研究室指導員原是東北第四野戰軍的團政委,在海南一個縣裏當過武裝部長,十多萬人的大會上坐過主席臺,來到這裡卻領導二三十個“大孩子”。

    “這批老革命確實為組建航太隊伍起了重大作用,把隊伍拉了起來,組織年輕人幹事。”孫家棟説。困難時候,聶榮臻元帥給科技人員送來黃豆,要求這些政工幹部一粒也不許碰,真就是一粒也沒動過。

    如今的航太系統工程,遵循著“兩總”也就是總指揮和總設計師兩條線,雛形可能就是來自當時政工行政幹部和科技人員的共同配合。

    無論是造導彈還是放衛星,孫家棟長期負責航太工程總體技術,他對“總體”兩字深明要義:“所謂總體,就是要用最可靠的技術、最少的代價、最短的時間、最有利的配合、最有效的適應性和最有遠見的前瞻性,制訂出最可行的方案,保證獲得最好結果的一種方法和體制。”

    航太事業是千人、萬人大家共同勞動的結果,擅長“總體”,實際上正是融合團隊、凝聚團隊和發揮團隊力量的一種能力。

    “他非常注重培養年輕人。”34歲就擔任嫦娥一號衛星系統副總指揮的龍江説。通過航太工程實踐,孫家棟培養了像龍江這樣的一批優秀航太科技人才,不斷充實到航太人團隊中。在發掘年輕人這一點上,他和賞識他的錢學森有著相似之處。

    “從第一枚火箭和第一顆衛星開始,錢老帶領我們這支隊伍,團結友愛,逐步形成了航太精神,這種精神現在還在傳承。”孫家棟説,“我熱愛我們的隊伍,我們是心心相印。”

從一個圈飛向另一個圈

    航太人這一輩子,打失敗了哭,打成功了也哭。

    2007年10月24日,第一顆探月衛星“嫦娥一號”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10余天后,經過40萬公里的星際飛行,“嫦娥一號”順利抵達月球並實現繞月。中華民族終於圓了千年奔月的夢想。

    航太飛行指揮控制中心內,人們歡呼跳躍、擁抱握手一刻,電視鏡頭捕捉到了這麼一個鏡頭:孫家棟走到一個僻靜角落,悄悄地背過身子,掏出手絹偷偷擦眼淚。

    孫家棟説,當時的心情,一方面為國家為民族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感覺到航太這個集體沒有辜負國家和人民的期望,這兩種心情摻和在一起,加上壓力突然一釋放,感情就難以自抑。

    2004年出任探月工程總設計師時,孫家棟75歲。探月工程風險太大,很多人認為,這個工程一旦出現問題,已是“兩彈一星”元勳的孫家棟70多歲前的輝煌歷史會受影響。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張榮橋説,“他是懷著對中國航太事業的滿腔熱情來的。”

    “當時最大的挑戰,就是第一次進入深空。衛星跑出40萬公里,是第一次。以前所有衛星都只和地球有關係,屬於雙體運動。‘嫦娥’離開地球去月球,變成三體運動,也是第一次。”孫家棟肩上不能説沒有壓力。

    當年“東方紅一號”,完全可能早一些發射,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在1969年底又用3個月時間對衛星進行品質復查研究,最後終於放心地把衛星放上天。足見第一次的難度。

    孫家棟再次顯露總設計師本事,化繁為簡,創新利用現有的火箭、衛星和航太測控系統,確定了“嫦娥奔月”方案。當嫦娥衛星一發射出去,人們看到的是一串串數據,一條條曲線。但在孫家棟眼裏,速度曲線往上抖或者往下抖,所代表的衛星狀態,那是清清楚楚。衛星被月球成功捕獲一剎那,速度值有個拐點,孫家棟感覺自己的心都要跳出來。

    孫家棟外衣胸口經常別著一個航太標誌的圓形徽章,標誌中間是個類似火箭的形狀,往外是三個圈,分別代表三個宇宙速度,也代表人類航太夢想的三個階段。他為之奮鬥了幾十年。

    打完“嫦娥”後,孫家棟走到了最內圈和第二個圈之間:擺脫地球引力,活動空間擴展到了太陽系。“中國航太的下一個發展目標,應該是有能力到達太陽系的任何角落。”他説。

傳奇仍在繼續

    2010年這一年,中國航太進入高密集發射階段,僅北斗導航衛星,就計劃發射5顆,已經發射了4顆。孫家棟是北斗衛星導航工程總設計師。加上擔任嫦娥二號任務的高級顧問,這一年光是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和西安衛星測控中心,81歲的他就已經去了17次。老伴給他買的布鞋,一年磨破好幾雙。

    “我數也不數了,你走就走吧。”老伴魏素萍略帶埋怨説,老了老了該歇歇了,“但國家需要,那你怎麼辦?!”

    有關單位的領導來看望孫家棟夫婦時,懇切地對魏素萍説:“魏阿姨,我們知道您有意見,但這個任務就只能他來做,他坐在那裏,就是無形的支援。”

    “50年都沒有聊的時間,也沒話題。”魏素萍説,孫家棟回到家,説的不是廢話就是跟工作有關,有時候甚至一句話都不説,她悶的時候只能對著墻説。

    1967年,孫家棟的女兒出生,當時他正有任務在身。魏素萍沒有給丈夫打電話,孫家棟沒來電話她也不生氣,一個人要了個板車自己去了醫院,孩子出生時孫家棟也不知道。護士看不下去,都是航太系統的,直接給孫家棟打電話,“孫主任,你愛人給你生個大胖姑娘,不過來看看?”

    孫家棟心裏有歉意,但嘴上不説,時刻找機會彌補。一次出差,他跑到專門賣女鞋的店,想給老伴買雙鞋。變戲法似地拿出一張紙,是在家時候比著老伴的腳畫好,剪好帶在身上,在場的人既驚訝又感動。

    有一年,魏素萍因為腦血栓身體半邊麻木,胳膊和手不聽使喚,但一年後,她奇跡般地康復,這一年裏孫家棟的體重減了20斤。

    在魏素萍眼裏,“這個人頭腦就是簡單,除了工作,其他都不想,還是個英雄?”

    但她又説:“下輩子還嫁給孫家棟。”

    穿戴普通,冬天頭上扣著一頂有些褪色了的紅色毛線帽,孫家棟看著就是個平常老頭。2007年,“嫦娥任務”後,孫家棟回到北京,和老伴出門打計程車。一上車,司機就看出來了,問,“您是搞航太的吧?”然後又加了一句,“我特別愛好航太。”

    讓給自己50年的航太生涯打個分,他怎麼樣也不肯。後來實在拗不過,他説要是5分制,就打3分。打完分,他很不好意思,“自己已經感覺打得很高了。”    他説,航太已經成為自己生命中一部分。中國航太事業對民族而言太重要了,在航太這個團隊裏,自己願意有多少力盡多少力,決不保留。

    從航太大國走向航太強國的路上,這個航太老人的傳奇仍在繼續。(余建斌 陳玉明)

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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