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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自己革自己的命,非常了不起”

  時間:2008-03-12 09:18    來源:人民網     
 
 

 

  “這次‘大部制’改革,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能夠實現政府職能轉換,從一個全能性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説。

  3月11日下午,人民大會堂。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代表國務院,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説明。

  這份備受關注的改革方案被輿論簡稱為“大部制”改革。這個方案涉及調整變動的機構15個,正部級機構減少了4個。國務院將新組建工業和資訊化部、交通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共27個。

  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力度之大,出乎很多代表委員的意料。“因為職能改革,是個非常艱巨也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套句老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李君如説。

  在這份被李君如評價為“自己革自己的命”的方案中,一些部委的職能或被調整,或被合併歸納、併入新組建的部委。如國家發改委要減少微觀管理事務和具體審批事項,集中精力抓好宏觀調控。包括國防科工委、資訊産業部、交通部、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等在內的多個部門的職能,則被合併納入新組建的部委。

  成都深圳試驗百姓受益

  早于這份方案前,深圳、成都在類似改革方面即多有嘗試。

  自2005年年初起,成都市即開始了一系列機構撤並,形成了如今大農業、大林業、大水務、大交通的新格局。據成都市參與改革的有關負責人介紹,成都市最早動起改革的腦筋,源於一些看起來微小、但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

  2003年,身為成都市政委委員的成都大學老師董紅,在當年的政協會議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增開或者延長成都大學方向的公交車輛。當時一路從市區開往成都大學的公交車,終點站居然設在了距離學校一站多地的地方,全校師生要搭乘這路公交,要麼得走很遠的路,要麼轉車,極為不便。

  董紅提的問題很小,卻一年多都沒有得到解決。問題出在了不同的部門管理分工上。當時,成都城內的交通歸公用事業局管,而城外的交通則歸交通局管。按照這種分割,歸公用事業局管的城裏公交班車不能開出城,自然也就到不了成都大學。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錦江流入成都後,分別為水利局、市容環衛局、市政公用局、國土局和府南河管委會5個部門管理。一年夏天,突降暴雨,河邊一條道路的下穿隧道被淹沒,幾天水都沒抽出去。原因很簡單,平時多頭管水,遇到突發事件,沒人牽頭負責,耽誤了時間。

  這些典型的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的現象,暴露出傳統管理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去年5月,成都和重慶正式獲批,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把與城鄉協調發展關係最密切的農、林、水和交通當作了“突破口”,加快了改革步伐。從2005年初起,成都市撤銷農牧局、農機局,成立農業委員會;撤銷林業局和城市園林管理局,組建林業和園林局;組建水務局,對全市城鄉水資源實施統一調度和管理;撤銷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成立交通委員會等。

  以新組建的水務局為例,將對成都市的防洪、水源、供水、用水、節水、排水、污水處理與回用以及河道、農田水利、水土保持、農村水電等所有涉水事務實行城鄉統一管理,結束了延續數十年的“九龍治水”局面。

  交通委員會則總攬負責全市城鄉的公路、水路、公共交通、出租汽車和城市軌道交通等,既管城又管鄉,既管規劃又管協調,打破了交通各自為政、多頭執法、責任推諉的局面。

  這些改革,使數百萬成都市民受益。“成都的探索,對‘大部制’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國家行政學院“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課題組成員宋世明教授説。作為課題組成員,他一直對成都的改革跟蹤調研。

  深圳的嘗試則更早。幾年前,深圳市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力圖建立起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即備受關注。

  深圳市市長許宗衡代表介紹説,如今,深圳市在交通管理方面,海陸空全部一體,全部由一個交通局管理;在貿易工業方面,內貿和外貿深圳也只有一個貿易工業局來管理;在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版權等方面,則統歸文化局管理。農業方面,深圳只有一個農林局管理;在城市綜合管理方面,別的城市有市政園林局、城市管理局、綜合執法局,而深圳只有一個城市管理局。

  “行政體制改革就深圳而言,一天也沒有停止過。這些年來,我們已經主動進行了4次審批制度改革和7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許宗衡説。

  不過,在構建“大部門體制”的探索中,探索者們也遇到了一些問題。由於一些市級部門被撤並,而上級相對應的管理部門並沒有變化,出現了“上下不對口”的情況,常常一個部門要面對上級單位的七八個部門。同時,由於多個部門整合,領導職位有限,一些“多出來”的幹部也有意見。

  來自成都的一些全國人大代表認為,此次國務院自上而下提出機構改革方案,目標、思路與先前地方的探索一致,必將有助於解決探索中碰到的一些“瓶頸”問題,進一步推進各地大部門體制的改革實踐。

  改革助推服務型政府

  很多接受採訪的代表委員,都對“大部制”改革方案期望頗高。

  來自河北的一位代表對國家發改委職能的調整印象深刻。“發改委按説主要承擔宏觀調控的職能,但有些金額只有數十萬元、上百萬元的項目也要管。我們都弄不清楚發改委到底是宏觀調控部門,還是微觀管理部門。”這位代表認為,此次對發改委職能的縮減,應該能讓這個部門回歸到應有的職能定位上。

  神威藥業集團董事長李振江代表則格外關注併入藥監局後成立的“大衛生部”。由於藥品審批和進入醫保分屬不同部門,這導致一些企業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研發的新藥,有時候卻無法進入醫保目錄。新藥不能進入醫保目錄自然影響銷售和利潤。長此以往,一些企業漸漸失去了創新的動力。

  過去科技部和發改委都掌握一些科技創新項目,職能重疊,也有望通過此次改革被合併。“‘大部制’改革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也能幫助企業減少不必要的成本。這次改革對企業是極大的利好。”李振江代表説。

  “我們千萬不能望文生義,簡單地把‘大部制’改革理解為精簡機構,調整部門。”在對“大部制”改革方案的各種分析評價中,李君如委員特別提醒,這次改革並非僅僅只是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歸併。

  他表示,此次機構改革的核心取向還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即由一個全能型政府轉變為一個服務型政府,一個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和廉潔政府。

  事實上,自1982年以來,此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已是第六次較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儘管前五次改革側重點不一,力度也不一樣,但都貫穿了一根鮮明的主線,即著力於轉變政府職能。而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正是在以往改革基礎上的繼續和深化。

  李君如認為,此輪機構改革另一個重要意義則在於,捋順政府機構的內部關係,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分離,著力於建設一個“三權”相互制約的機制。

  “有些部門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還是監督者,這勢必導致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現象。‘大部制’改革之後,有些部門的職能就能劃分清楚。”李君如説。

  此前有人擔心,由於新組建的“大部委”權力得到進一步加強,一旦不受監督,很容易獨斷專行,也很容易産生腐敗。李君如針對上述擔心表示,在制度設計上,有多條途徑加強對“大部委”的監督,包括人大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司法監督、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等等。

  “我想這些問題已經在考慮之中。制度設計得再週密,在實施過程中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沒什麼了不起,我們在前進中可以不斷發現問題,不斷解決,不斷完善。”李君如説。

  今天下午在作説明時,華建敏表示,改革要堅持積極穩妥的方針,既充分利用當前各方面的有利條件,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在一些重要領域邁出較大步伐;又充分考慮到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諸多困難和潛在風險,循序漸進,不畢其功於一役,有的可適當過渡,有的可在集中改革後根據情況的變化再適時調整,做到長遠目標與階段性目標相結合、整體設計與分步實施相結合。(記者 程剛 何春中)

 
編輯:賀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