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方便，與己方便。但一些有官員身份的代表委員在兩會上卻被搞得很不“方便”——動不動就被堵到了廁所，接受記者先生們長槍短炮的輪番“轟炸”。那滋味不用體會，想也能想到。

被“堵”的人中有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高強，《華商報》報道，只因會議中途上了個廁所，出來就被眾多記者堵在廁所門口要採訪，高強感嘆：“好幾年了，我都在這裡被記者圍堵。”有同樣遭遇的還有致公黨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京華時報》記者生動描述了萬部長被堵廁所的“盛況”：“萬鋼在記者的前呼後擁下奔到了廁所，萬鋼一擺手，門一關，幾名女記者知難而退，男記者們也默契地在門口恭候。一兩分鐘後，有記者不再猶豫，推門而進，萬鋼正好在洗手池洗手，一聲‘萬部長’，採訪開始。外面的記者們也迅速衝了進來，霎時廁所裏人聲鼎沸啊，那叫一個熱鬧。”

上個廁所也不得清凈的遠不止這兩位。經濟學家厲以寧有著全國政協常委的職位，也被記者們“密謀”了多次：前腳進了廁所，後腳廁所門口就多了把椅子，那是給厲老先生的“專座”，20多名記者圍成一圈，“請君入坐”。政協委員、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更是被20多個記者一路攆出兩層樓，一路狂奔一路高呼：“不要問我，這些問題不要問我……”

“堵廁所”的招數屢試不爽，以至於有記者總結採訪經驗稱，“會場廁所是最可靠的伏擊點”。有香港記者更是對人民大會堂的廁所讚不絕口：“會場的廁所設計得很好，在廁所門口圍個包圍圈，基本上沒人跑得掉。”

按照新聞採訪學的理論，越是難搞的採訪，越能搞出“高含量”的新聞。既然在這麼“隱私”的地方堵住採訪，“挖”出來的都是些什麼“敏感”的問題呢。仔細看了看，廁所門口被問的，還真不是什麼“敏感”話題：“科技工作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什麼關係”、“應對氣候變化有什麼國家方案”、“醫改方案進行到什麼程度了”、“印花稅政策會不會有調整”、“在鼓勵科技創新、進步上採取了哪些措施”……説實話，這些問題的確重要，但真的還不至於到“廁所裏挖”的地步，而是在每個部門的日常新聞發佈會上都應該得到答案的。

媒體對於官員的“廁所圍堵”，實質上反映的是公眾對於政府資訊的“饑渴”。有人批評一些記者，“只會圍繞官員打轉轉，缺乏對普通代表委員的關懷“。但在資訊匱乏的背景之下，如何不出現這樣的局面？這些年，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都設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這是難得的制度進步，但只有不斷提高新聞發佈的“含金量”，讓除了國家機密之外的所有資訊，都能夠很容易地被分享，才能真正實現設立這些崗位的制度初衷。

按理説，兩會的“主角”不該是政府官員，而應是代表納稅人監督、質詢政府官員的代表委員，誰的意見、建議最尖銳、最深刻，誰能成為“兩會明星”。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的，由於日常難得讓官員們表態，很多官員成了絕對的“焦點”，本該透明披露的公共決策、本該回應的公共質疑，常常集中到兩會上集中“轟炸”。如何才能讓我們的官員從容地面對媒體，不至於因為習慣性地回避，人為地製造出“資訊短缺”，也是每一個官員向現代意識轉型不可缺少的一步。

期待即便以後難免還有“堵廁所”，“堵”出的也是一些重量級的命題。畢竟，老把部長先生們堵到廁所裏去問一些本該在常規新聞發佈會上得到的資訊，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一個更透明、更公開的政府資訊機制，不僅是資訊時代公眾所需要的，也將有利於官員們更加從容地“方便”。（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