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評：是“西藏人民的代言人”，還是西藏農奴制度總代表——評達賴言行
新華網北京４月１０日電（記者 李斌）近期，達賴宣稱自己是“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口口聲聲“我感到萬分的焦慮”“我的願望是真誠的，我的動機是誠懇的”。
然而，認真分析達賴集團的言行舉止，透過現象看本質，透過語言“煙幕彈”看達賴的所作所為，不僅談不上“如法守戒”，更談不上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所説，達賴是西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的總代表，是長期從事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活動的政治流亡者。他代表的是腐朽沒落的農奴制度，是早已被歷史淘汰的政教合一制度。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是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制度
西藏曾經長期處於政教合一體制下的封建農奴制社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幹事拉巴平措研究員説，這種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是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制度。
“達賴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總代表。”拉巴平措説，實際自五世達賴以來，在中央政府的冊封、支援下，達賴才逐漸成為西藏地方政治上最有影響的實力集團，成為西藏地方權力機關即噶廈政府的總代表。
歷史上，政教合一併非西藏獨有。在歐洲，政教合一制度曾延續上千年。１５世紀，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結束了歐洲政教合一制度，工業大革命則迅速把歐洲各國帶入現代化。然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一直延續到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嚴重阻礙了西藏社會經濟的發展，使西藏社會生産十分落後，人民生活極度貧困。
即使是在這種背景下，鋻於西藏民族、宗教問題的複雜性，新中國成立後，由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規定，“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同時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這些規定構成了中央對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一套完整的不能隨意割裂開的方針和政策。然而，達賴集團並不滿足，于１９５９年悍然發動叛亂，這反而加速民主改革的到來，“邊平叛邊改革”，百萬農奴得到解放，翻身成為國家主人。
叛亂失敗後逃亡海外的達賴集團是怎樣一群人呢？藏學專家指出，世界上善良的人們或許已經淡忘了他們當時的真實面目，但歷史是抹殺不了的，清楚地記錄著他們的所作所為。無數的歷史事實和文獻表明，他們是當時那些堅決拒絕廢除封建農奴制度，堅決維護逆歷史潮流的政教合一制度，拒絕給百萬西藏人民人權和平等，瘋狂叫囂“什麼都不能改的”的封建農奴主分裂勢力。
從廢除封建農奴制，到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加強民族幹部隊伍建設到實施全國支援西藏的政策，過去數十年裏，西藏的經濟社會事業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得到迅速提高。這一事實，全世界有目共睹，不容否認。“這一變化可以用驚人的翻天覆地來形容。”年逾六旬的藏學專家大丹增説。
藏學專家劉洪記説，今日的西藏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各族人民享有法律所賦予的各種權利，在改善民生方面基本實現了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達賴集團搞“西藏獨立”是妄圖恢復政教合一制度
達賴叛逃之後，又對西藏做了些什麼呢？藏學專家唐家衛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國外流亡了４０多年，把人生最寶貴的時光用在了離經叛道、背叛自己祖國和人民的所謂“事業”上。儘管他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援下，費了很多心思，想了很多辦法，用了許多策略，但是，幻想終歸是幻想，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事實不容置疑，任何人都無法改變。
專家指出，達賴集團“西藏獨立”的幻想，就是妄圖恢復歷史上曾經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即使是在達蘭薩拉的所謂“流亡政府”，也是政教合一的變相産物。“流亡藏人憲法”賦予達賴喇嘛控制和主宰政教的一切最高權力，是這個分裂主義集團的總代表、總頭子。
為了維護自己在“流亡政府”中政教合一的地位，達賴借護教之名，在藏傳佛教內部及流亡藏人社區實行宗教迫害，造成了一系列宗教暗殺和暴力衝突。藏學專家劉洪記説，上世紀９０年代達賴集團排斥、打擊護法神傑千修旦的信徒，認為傑千修旦是修異説、發“惡願”的教派，打擊迫害，致使許多人被迫離寺逃走。２００７年１月，達賴在印度舉辦的傳法會上要求信眾不要供奉傑千修旦護法神，甚至威脅信眾要在達賴和傑千修旦護法神之間做出選擇。在他的煽動下，西藏和其他藏區一些寺廟出現了搗毀傑千修旦護法神塑像的事件，並引發信與不信兩派群眾的衝突。
在全體中國人民一心一意謀發展，西藏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的時候，全體中國人民發自內心積極迎接奧運會的關鍵時候，“３ １４”拉薩暴力犯罪事件成為億萬群眾認識達賴集團真面目的反面教材。
事實已經證明，達賴集團是“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直接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而“３ １４”拉薩暴力事件是“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痛心地看到，事件發生後，對西藏旅遊業和商業等行業造成的損失何止億萬元？對民族感情的撕裂，對人們心靈所造成的創傷，更是難以計算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