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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的國家觀

  時間:2001-10-23 11:35    來源:     
 
    傳奇式的世紀老人,偉大的愛國者,張學良將軍安祥地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路。他那高尚的愛國情懷,永留人間,他的國家觀,是他愛國思想的集中體現。

  東北換旗——愛家鄉、愛團體、愛國家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張學良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奉系是經營東北三省多年,在複雜的鬥爭局面中,由綠林隊伍發展起來,成為與直、皖系並駕齊軀的軍事集團。其父對他倍加栽培,以光宗耀祖。東北軍集團是他的依託。自青年時起。他就在父親身邊,參與東北軍的決策。東北的父老鄉親養育了他,東北軍集團鍛鍊了他。所以,他深愛家鄉與父老,深愛東北軍這個團體。然而東北是祖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東北的父老鄉親是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的中華兒女,東北軍集團離開了祖國,又有什麼存在的意義!

  所以,當1928年奉系失去了北京政權,張作霖在退回瀋陽的途中,被扶植他的日本關東軍炸死,日本侵略者企圖乘機攫奪我東北時,年僅28歲的少帥,東北軍的後繼掌門人張學良,在父輩的輔佐下,冷靜觀察時局,國恨家仇凝集於心,巧妙地與日本侵略者週旋,依靠東北人民的力量,依靠全國的力量,挫敗了日本要他在東北獨立,以圖霸佔我東北的陰謀,乘敵不備,毅然決然于1928年12月29日宣佈東北換旗易幟,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歸屬當時代表中國的南京政府,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

  張學良東北換旗之舉,就國內來講,南京中央並不是中國進步的象徵,依靠南京中央,祖國東北與東北軍不能自強、新生。而面對時時要吞併東北的日本侵略者,此舉卻保障了國家的統一。愛家鄉、愛東北軍集體,必須紮根于愛國家。張學良正是一位這樣的愛國者。

  救東北,靠全國——背上“不抵抗”的黑鍋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正在北平養病的張學良,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反抗日本侵略,解救東北危亡之策。他認為,日本出兵東北,只是其侵華野心的第一步,抗擊日本侵略東北,必須依靠全國主力,著眼全局,方能奏效。他認為當時的南京政府代表全國,要靠中央的全局部署,才能有效抗擊日本。他立即請示南京,得到的回答是:“不予抵抗”,“訴諸國聯”,相信“公理會戰勝強權”。這是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的遁詞。張學良聽從命令,不作抵抗,東北淪陷。不明真相的國人,都罵張學良“不抵抗”,“丟掉了東北”,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實,當時的張學良心如刀絞。不抵抗,遭國人痛罵;抵抗,又怕破壞了中央政府救東北于危難的全盤計劃。所以,他甘心替蔣背上“不抵抗主義”的黑鍋,忍辱負重,耐心等待時機,報效東北父老,報效國家。

  機會來了。1933年春,日軍侵佔熱河,進而進攻長城沿線。南京政府出於多方考慮,決定進行長城抗戰。張學良很振奮,決心帶領子弟兵,打出山海關,收復東北河山。可是,蔣介石的抵抗另有打算,而不是為了收復東北失地。如果蔣把長城抗戰的指揮權交給了張學良,就會打亂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所以,蔣介石編造理由,逼迫張學良辭去北平軍分會副委員長的職務(委員長由蔣介石兼),交出東北軍的指揮權,下野出洋。張學良雖然不甘心,但服從決定。於是蔣介石派他的親信何應軟坐鎮指揮長城抗戰。中國軍人的抗日熱血,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的指導下,換來的卻是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這又使張學良大失所望。但他仍然相信,為了救東北,必須依靠中央政府。自己受國人責罵事小,打敗日本侵略者事大,所以他甘心替他人背“黑鍋”。

  只有停止內戰,才能一致對外——為催生國共合作,發動“西安事變”

  張學良下野後,考察了德國、義大利。他得到的啟示是,中國要強大,還是要擁護一個人做領袖,當時這個人就是蔣介石,所以他回國後組織“四維學會”,以擁蔣為己任。蔣介石又給了他東北軍的指揮權。但是,不讓他帶兵打日本,而是到西北去打紅軍。西北的反共內戰,讓他認識到了三個問題:一是,紅軍不是“匪”,共産常是愛國的。共産黨、紅軍愛國、愛人民,抗日主張深得人心,反共內戰不得人心。二是,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自殺政策,自毀長城,只有一致對外才能安內。三是,要抗日,救中國,收復失地,不僅要靠中央,還要靠全國的大團結,國家是中華民族的國家。他與楊虎城將軍感同身受。所以,向蔣介石進諫,停止反共內戰,是實現全國抗戰的關鍵,內戰不能再打。他的國家觀,從依靠南京中央,昇華到實現全國抗日力量的大團結,依靠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高度。抱著這一信念,當1936年蔣介石和平解決“兩廣事變”,移師陜西,逼迫張楊二將軍限期消滅陜北紅軍時,他向蔣多次進諫停止反共內戰。進諫不成,進行苦諫、哭諫、跪諫。面對冥頑不化的蔣介石,最好只有實行兵諫,與楊虎城將軍聯手,做出石破天驚之舉,發動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促成了蔣介石與共産黨代表周恩來等面對面的談判。後又經過“三國四方”的會談,蔣介石口頭答應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各項條件,停止了反共內戰,催生了國共第二次合作,“西安事變”成了轉變中國時局的樞紐,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了良好條件。

  國共內戰停止了,中國向團結抗日的局面邁進了。可是張學良得到了什麼?共産黨人、全國人民稱他為“千古功臣”,國民黨則給他背上了十字架——“千古罪人”。按照國民黨的黨紀、國法、軍紀,張學良一定會受到嚴厲懲處。這一後果,張學良想到了。但他俠肝義膽,為國、為民,明知後果難以設想,也置個人安危于不顧,毅然發動兵諫。他光明磊落,胸襟坦蕩,除了團結抗日,別無他求,事變後照樣尊蔣介石為領袖。所以,張學良不聽他人好心相勸,事變後親自護送蔣介石安全返南京。南京中央懲罰了他,判處10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力5年。實際上從此一直過著監禁的生活。36歲的大有作為的年華,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無情地的流失了。當他恢復自由時,已垂垂老矣。他無怨無侮。“千古功臣”,“千古罪人”,任人評説。只要國家團結、統一、富強,個人背十字架又算得了什麼?這就是張學良國家觀的最高境界。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黨史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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