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畢生致力於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事業中，始終把祖國的統一放在首位，時時牽係著祖國神聖領土臺灣的收復與故土同胞的苦難。他自革命之日始就將恢復臺灣作為革命的目標之一，臨終時仍唸唸不忘廢除與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臺灣的回歸。他將革命的組織根植于臺灣，將三民主義播撒于臺灣。他的革命生涯與臺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此值紀念辛亥革命九十週年之際，探討孫中山的臺灣情、孫中山在臺灣的革命活動，及孫中山對臺灣的影響作用，不僅是對辛亥革命研究的拓展與深化，而且對當今海峽兩岸的統一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為“恢復臺灣”而鬥爭

　　從某種意義上説，是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和日本帝國主義對臺灣的強行割佔，強烈震撼了孫中山，終使他拋棄改良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後，孫中山先後派人赴臺成立了興中會臺灣分會和同盟會臺灣分會，宣傳革命的思想，組織、領導臺灣人民的革命活動，為恢復臺灣而鬥爭。

　　1、立志革命，始於臺灣被割佔

　　甲午戰爭之前，孫中山基本上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于1894年曾給李鴻章上書，提出改良政治和社會的主張，但遭到拒絕。這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然而，泱泱中華卻不敵小小的鄰國。孫中山開始意識到，只有用暴力推翻封建統治階級，中國才有出路。

　　1894年11月，當時正在檀香山向華僑進行宣傳的孫中山得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敗局已定、決意求和及日本侵略者的亡我之心，加之此前一連串喪權辱國條約的刺激，遂堅定了革命的決心。他召集20多位華僑，成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資産階級革命組織——興中會。在成立宣言中寫道：“近之辱國喪命，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于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1]表達了孫中山悲憤的心情。該組織以救國為宗旨，志在“恢復臺灣，鞏固中華”。[2]可見，“恢復臺灣”既是孫中山革命的初衷，也是其革命的目標之一，併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後，孫中山隨即回到香港，決定擴大組織，于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並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這個革命綱領清晰地表達了孫中山革命的目標：一是要推翻滿清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二是收復臺灣及其他失地，還我故土人民。

　　當割臺的《馬關條約》正式簽訂後，舉國憤慨，孫中山悲憤地指出：“我中國的衰敗，至今已甚矣，用兵未及經年，全軍幾致覆沒，喪失賠款，蒙恥啟羞，割地求和，損威失體。”[3]於是孫中山開始了革命的實踐——積極準備組織在廣州發動起義。他以三合會成員為基本力量，經香港將武器運往廣州，計劃于1895年10月26日發動起義。但由於機密洩露，義舉失敗。孫中山脫險後逃至香港。清政府通緝孫中山，香港政府五年內不準孫中山居留，孫中山只得轉往日本，又經檀香山到美國，再轉到英國。清朝駐倫敦的使館誘騙孫中山入使館並準備將他押運回國，在英國朋友的幫助下才得以釋放。“經此事件孫中山在國際間開始作為中國的革命家而馳名。”[4]

　　2、在臺灣建立革命組織，傳播革命思想

　　當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後，孫中山無時不在關注臺灣的前途和同胞的命運。為了推動臺灣的抗日反殖運動，使之與祖國大陸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融為一體，孫中山派人相繼建立了革命組織。

　　首先是興中會臺灣分會的建立。

　　上述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即派興中會會員楊心如赴臺活動，探摸情況。楊心如是孫中山老友楊鶴齡的堂弟，早年在廣東加入興中會，到臺北後，在一家經營茶葉出口的良德洋行做司賬。

　　1897年9月初，孫中山又派興中會會員陳少白到臺灣聯繫楊心如，開展革命的宣傳和組織活動。陳少白是廣東新會人，孫中山早年在香港西醫書院就讀時的同學，也是最早鼓吹革命的同志，曾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被稱為“四大寇”，1895年協助孫中山成立興中會總部，參與策劃廣州起義。孫中山派如此得力幹將到臺灣去的目的，就是要“把那裏的中國人聯絡起來的，發展我們的勢力”。[5]陳少白到臺灣後首先找到了設在大稻埕的良德洋行，見到楊心如。經過楊的引薦，陳少白先後結識了良德洋行的少東家廈門人吳文秀、廣東巨商趙滿朝、容祺年等人，並約見了臺灣總督府新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隨後，陳少白又去了臺南，想多聯絡幾位同志。但是在臺南，“日本警廳派了四個偵探，暗中監視”[6]陳少白，其活動受到很大限制，不得不返回臺北，再行組織活動。

　　陳少白由臺南回到臺北後，即於是年底與吳文秀、楊心如等組成了興中會臺灣分會（或稱臺灣興中會），以楊心如的住宅為會所。這是中國革命黨人首次在臺灣建立的據點，也是臺灣同胞直接參與祖國革命活動的開始。一個多月後，陳少白離開臺灣去了日本。1898年春，陳少白再由日本到臺灣，這次停留了將近半年時間，進行秘密宣傳和組織活動，並募集到了二、三千元的革命經費。雖然日本殖民者實施高壓政策，該分會的活動受到很大限制，但是這也足以説明興中會臺灣分會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臺灣同胞已經開始傾心革命了。

　　其次是同盟會臺灣分會的建立。

　　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聯合國內各革命團體，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産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並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10月，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第一次將“十六字政綱”闡釋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內容的“三民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經歷了爭民族獨立，爭民權解放，爭民生幸福的三個階段，“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7]雖然孫中山對當時中國國情的分析不一定完全正確，但“三民主義”所首倡的“民族主義”，給早期多為自發的臺灣革命鬥爭指明瞭方向。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三民主義逐漸傳播到臺灣，加之孫中山的親自策劃和宣傳，成立同盟會臺灣分會（或稱臺灣同盟會）的時機已經成熟。1910年，同盟會福建支會派會員王兆培赴臺發展革命組織。王兆培是一位堅毅的革命鬥士，到達臺北後，他一面在臺北醫學校註冊修習醫學，一面秘密在師友、同學中尋找革命的夥伴，為在臺灣建立同盟會組織打下基礎。終於，他在同班同學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臺南籍的翁俊明。在王兆培的影響和同盟會革命宗旨的感召下，翁俊明于同年5月1日，宣誓加入同盟會，成為中國同盟會的第一位臺籍會員。9月，中國同盟會設在漳州的機關部任命翁樵（翁俊明的化名）為交通委員，負責發展臺灣的會務，同時宣告臺灣同盟會（即中國同盟會臺灣分會）的成立。[8]

　　正在臺灣同盟會組織發展之時，在祖國內地，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辛亥革命取得勝利。1912年1月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南京招待中外記者發表談話時明確表示：“中國如不能收復臺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9]這又極大地鼓舞了臺灣同胞。在王兆培、翁俊明等人的積極推動下，同盟會在臺灣的組織逐漸發展。至1912年，會員增至30余人，其中包括嶄露頭角的革命志士蔣渭水等人。會員分佈的範圍也由臺北醫學校推廣到當時臺灣高等學府的國語學校及農事實驗場。臺灣同盟會的週邊組織“複元會”，秘密集會，討論政局，並研究如何能使臺灣光復。[10]到1914年11月，該會在臺北艋舺平樂酒家舉行會員大會時，會員已達76人。[11]

　　臺灣自成為日本殖民地後，在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下，呻吟多年，初期的武裝鬥爭，大多出於自發，缺乏統一領導，這些鬥爭先後都失敗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三民主義逐漸傳播到臺灣。同盟會臺灣分會的成立，使越來越多的臺灣同胞接受革命思想，聯合起來武裝抗日。特別是辛亥革命的勝利，給予臺灣同胞的抗日鬥爭以極大的鼓舞和激勵。僅僅在1912年至1915年的4年間，與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間接聯繫的較大規模的抗日活動就達9次，而這9次抗日鬥爭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鬥爭目標都是“驅逐日寇，收復臺灣”。

　　二、四次赴臺，為革命而奔走

　　興中會臺灣分會和同盟會臺灣分會成立後，臺灣同胞的抗殖反日鬥爭就成為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孫中山在為革命奔走呼號的過程中，曾4次蒞臨臺灣，組織、指揮革命運動，臺灣作為一個革命的基地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也逐漸顯露。

　　1、坐鎮臺島，指揮惠州起義

　　1900年6月，八國聯軍以義和團運動迅猛發展為藉口，趁機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向津京地區進犯。清朝統治力量受到嚴重削弱。孫中山審時度勢，決意把握時機，在廣州再次策劃武裝起義。他偕同楊衢雲、宮崎寅藏等人，奔走于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具體部署起義的發動、策應和進攻路線等。7月16日，孫中山自日本經西貢抵達香港海面，由於港英當局不準孫中山登岸，他便會同幾位重要幹部及英、日友人在停泊于香港海面的“佐渡丸”輪船中舉行會議，決定發動惠州起義，並進行了具體部署：以會黨為主力，在惠州發難，沿海東進，將指揮權交給鄭士良；命令史堅如、鄧蔭南回廣州響應，以牽制清兵；陳少白、楊衢雲等駐港負責接濟餉械；畢永年再赴長江流域聯絡會黨；孫中山與宮崎寅藏先返日本，轉往臺灣，相機策應，以臺北作為這次革命發號施令的中心，俟起義發動後再設法潛入內地。[12]

　　孫中山為什麼要選擇臺灣作為指揮惠州起義的司令臺呢？其原因是從歷史、地理上看，臺灣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與祖國東南沿海一衣帶水，與惠州起義易於相互呼應。具體一是由日本籌措、購買的一批軍械運抵臺灣較為方便，而臺灣與廈門僅一水之隔，只要起義軍能佔領廈門，從臺灣回到大陸接濟，最方便、快捷。二是臺灣同胞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已建立的興中會臺灣分會也為革命打下了基礎，這樣，臺灣可以從人員、武器方面對革命提供有力支援，與大陸指呼可到。另外，孫中山這時還寄希望於英國和日本的支援，對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亦抱有獲得援助的希望。基於以上原因，孫中山決定把臺灣作為指揮起義的基地。

　　孫中山啟程赴臺灣之前，派遣山田良政等人先行赴臺佈置和準備有關事宜。1900年9月25日，孫中山自神戶搭“臺南丸”經馬關到臺灣，于28日抵達基隆，隨即在臺北新起町（今長沙街）建立起義指揮部，隨行者有清藤幸七郎、內田良平等日本友人。孫中山在此期間與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會晤，兩人答應在武器彈藥和軍人方面給予孫中山援助。一切接洽妥當，孫中山遂命令鄭士良于10月8日在惠州發動起義。

　　鄭士良以三合會為主力，在歸善和新安交界處，募集了600余名志士，準備發動起義。但僅有300支槍，900發子彈，糧食欠缺。當革命軍秘密集結時，為清軍有所覺察，遂加強了防範，並對起義軍逐漸形成了合圍之勢。鄭士良知道事情已經洩露，不得不決定提前發動起義，並急電告知孫中山，請求給予援助。孫中山傳令道：“若能突出，可直趨廈門。到廈門當有接濟之法。”[13]

　　10月6日，鄭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連敗清軍，活捉了清副將杜鳳梧，繳獲了洋槍700多支，子彈5萬餘發。清提督鄧萬林受傷墮馬，幾乎丟掉性命。隨後，起義軍佔領了清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地區，起義隊伍迅速開展到2萬多人。為了取得海外接濟，起義軍向福建廈門方向進軍。

　　在起義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下，孫中山在臺灣致電日本友人宮崎寅藏，“希作送械之準備”，[14]請他接洽把以前在日本籌措的槍械，立即運至廈門及惠州的沿海一帶，接濟革命軍；並催促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迅速派兵西渡大陸接濟。但原購之軍火為某些日本人所混騙，未能運到廈門。情急之下，孫中山又致信犬養毅，希他遊説日本政府，“貴政府如允濟弱扶危，則各物可從臺灣密送。文當盡一切施行之策，可保無虞。”[15]正當此時，日本政局發生重大變故。伊藤博文接替山縣有朋出任首相。他一反前內閣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命令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觸，禁止日本軍官參加革命軍，武器不得出口。日本帝國主義惟恐孫中山在臺灣的活動危及它的殖民統治，就開始破壞孫中山自海外接濟起義軍的計劃。日本統治集團個別人對孫中山所説的“援助”，只不過是想乘機侵佔中國的又一種策略罷了，而從來沒有援助孫中山革命的誠意。至於兒玉源太郎，其真實意圖是想借“援助”中國革命的機會，出兵佔領廈門，其陰謀洩露後，引起了俄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滿，並加速了山縣有朋內閣的垮臺。這樣，孫中山原定的由臺內渡接濟起義軍的計劃，完全落空。在當時情況下，沒有武器接濟，只能坐以待斃。痛心疾首的孫中山只好派人送信告知鄭士良：“情勢突生變化，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恐徒勞。軍中之事，由司令官自決行止。”[16]不得已，起義部隊遂化整為零，就地自行解散，以保存實力，再圖義舉。

　　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孫中山和興中會在海內外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並在臺灣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資産階級革命隊伍的發展。11月10日，孫中山和來時一樣，仍化名“吳仲”，乘“橫濱丸”從基隆起航赴日，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從9月28日到達基隆，至11月10日離開基隆，孫中山在臺灣的準確日期，為44天。

　　2、討袁之役，赴臺尋求支援

　　辛亥革命勝利後，革命果實卻為袁世凱所篡奪。孫中山決定再興師討袁，在江西發動“二次革命”，但在袁世凱的鎮壓下，“二次革命”陷於失敗。身在上海的孫中山打算先去廣州，再赴香港，以圖再舉。1913年8月2日，孫中山偕胡漢民、戴季陶等自上海乘德籍輪船“約克號”啟程赴廣州。袁世凱得知孫中山赴粵，立即電告香港情報人員暗殺孫中山。在袁世凱的作用下，廣東政局驟變。當孫中山一行抵達福州馬尾時。日本參謀總部派駐福州領事館武官多賀宗之少佐上船會見孫中山，告知廣州討袁軍失敗，説明廣東局勢，勸孫中山勿冒險，並建議他改乘日船“撫順丸”駛往臺灣，到臺灣觀察局勢，再定行止。經多賀宗之多番勸説，孫中山乃接受此建議，與胡漢民等共同赴臺，囑咐李朗如等先赴香港，又這一決定電告香港其他同志。多賀宗之也電告日本駐臺灣海軍參謀長木下宇三郎負責聯絡。

　　8月5日淩晨6時，化名汪國權的孫中山一行抵達基隆港，隨即下榻于臺北禦成町梅屋敷。臺灣殖民當局對中國革命領袖的到來相當恐懼，一面佯裝歡迎，一面以安全為名，在孫中山周圍加派便衣憲兵多人，名為保護，實則跟蹤、監視。臺灣殖民當局封鎖孫中山來臺消息，以免與臺灣同胞有所接觸。即使梅屋敷主人大和宗吉、藤井悟一郎等也只知道來者是中國要人，而不知其真正身份。午飯後，孫中山特地為大和宗吉書“博愛”二字，為大和宗吉之弟藤井悟一郎書“同仁”二字，下皆署名“孫文”。[17]　　

　　在孫中山抵達臺灣後，日本外務大臣即於是日電告臺灣總督：“鋻於國內外形勢，帝國政府認為，以防止與中國騷亂有關之領袖來本國為上策，並執行此項方針，望照此精神，依適當方法，勸告孫改赴日本以外之其他地方。”[18]但孫中山不顧此勸止，即于5日下午4時，乘輪“信濃丸”徑赴日本，直往神戶。胡漢民留臺。7日，胡漢民與馬君武、許崇智等亦自基隆乘船赴日本。孫中山抵達日本後，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繼續籌劃討袁之事。

　　孫中山這次赴臺只是暫避，求得日本友人支援，為下一步的革命行動尋求支援，因此在臺灣逗留的時間很短。由於當時羅福星所領導的苗栗起義正在進行，臺灣殖民當局害怕孫中山與革命人士接觸，於是嚴密封鎖消息，在臺志士並不知道孫中山的到來。正如當時梅屋敷主人之一藤井悟一郎在臺灣光復後所説，當孫中山進午餐時，惟有村田省藏、隨員陪同，民間無人能知之。[19]

　　但無論如何，孫中山第二次赴臺，在主客觀上都是對臺灣同胞的深切關注和對苗栗起義的極大支援。

　　3、護法失敗，蒞臺宣傳主義未果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失去總頭目，出現軍閥混戰的局面。各帝國主義列強為了鞏固和擴充自己在中國的權益，分別操縱和控制一派或幾派軍閥；而各派軍閥又分別投靠帝國主義，割據稱稱雄。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為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援，不惜大量出賣國家利益。不僅如此，他還要毀棄共和國的象徵《臨時約法》和國會。1917年7月，孫中山又倡導發起護法運動，反對北洋軍閥反動統治，以維護《臨時約法》的尊嚴。由於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政黨的領導和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裝，護法運動最終歸於失敗。1918年5月4日，孫中山被迫通電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一職，隨即離開廣州赴汕頭。應日本友人頭山滿、犬養毅邀請，商談東亞百年大計，孫中山于6月6日前後離開汕頭，經臺灣轉赴日本。

　　孫中山此次之所以要經由臺灣去日本，除了順道以外，是有其重要的目的，即孫中山在啟程去日之前，得知臺灣人民自辛亥以來革命情緒高漲，回歸祖國的呼聲不斷，遂決定去臺灣。正如戴季陶于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對臺灣革命青年團的一篇講演中所説，孫中山這次赴臺是“想和臺灣同胞見面，發表他的意見，宣傳他的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舞愛國精神。”[20]

　　關於此次孫中山赴臺的具體時間，有多種説法。據陳錫祺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記載：“先生離汕赴臺的時間，尚有存疑。《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第816頁載為6月1日。據《譚人鳳日記》載：6月1日，先生返汕；6月5日，人鳳又‘赴司令部會中山、漢民等，均外出，未得晤。’又先生在臺並未停留，10日始抵門司，途中不需10日，故先生離汕時間，可能在6月5日後。”[21]筆者傾向於這一分析。

　　當孫中山一行抵達臺灣時，臺灣同胞非常興奮，以充分的熱誠，準備歡迎。但殖民當局不允許孫中山作較長時間的停留。臺灣總督在接到日本駐汕頭領事館電報時，便派人到基隆“恭候”孫中山，等船一到，就引導孫中山一行直驅臺北。臺灣殖民當局用盡種種辦法阻止孫中山和臺灣同胞見面，因為他們害怕孫中山宣傳革命思想，導致臺灣同胞民族意識的進一步覺醒，而危及他們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主義的企圖是使臺灣同胞遠離革命思想而永遠做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愚民。

　　由於臺灣殖民當局的阻撓，孫中山渴望與臺灣同胞見面，以“宣傳他的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舞愛國精神”的直接目的並未達到。但只要臺灣愛國同胞知道孫中山蒞臨臺灣，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精神鼓舞。

　　第二日淩晨，孫中山離開臺灣，前往日本神戶，繼續其革命活動。

　　4、寄港基隆，轉而北上

　　繼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為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而進行了不屈的鬥爭，但是因為沒有找到真正的革命力量而屢次革命屢遭失敗。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使孫中山看的了革命的新希望。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第一次國共和作正式建立，以廣東為根據地的國民革命新局面迅速形成。

　　南方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影響波及北方，北洋軍閥內部發生分化。1924年10月，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接著，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

　　孫中山為了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在中國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北上。他在11月12日的告別詞中説：“聯合起來，團結南方現在的力量，並且要把北伐軍前進到武漢，和北方響應。”[22]並特別囑咐要繼續北伐。11月13日，孫中山離開廣州啟程北上，下午3時許到黃埔，蔣介石率黃埔軍校全體教職員到校門外迎接。孫中山説：“余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又何危險之可言耶？”蔣介石問：“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孫中山答：“凡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業，則可以死矣！”[23]孫中山將這次北上共商國事的困難估計得相當充分。當日下午6時，孫中山乘輪離開黃埔北上。

　　在船上，孫中山反覆説明此次北上全以貫徹三民主義為主旨，“須知解救現在中國之困扼，只有貫徹革命主義方可圖成，除此已無他法。”[24]

　　11月15日，孫中山寄港基隆，未曾上岸，轉而北上。[25]

　　孫中山為奔走革命，先後四次到臺灣，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形象，在臺灣同胞心目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的主義，為臺灣同胞的革命鬥爭指名了方向；他的革命精神，永遠鼓舞著臺灣同胞奮鬥不息。

　　三、彌留之際，唸唸不忘臺灣同胞；中山逝世，臺島與祖國同悲

　　孫中山于1924年11月應邀北上，商討國是，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口號，同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作鬥爭。因長年奔波革命，辛勞成疾，不幸病重於北京。他在病危時，仍“唸唸不忘臺灣同胞，關注臺灣同胞的革命事業”。[26]據戴季陶1927年2月5日在黃埔政治部對臺灣革命青年團所作的演講，提到了孫中山逝世以前對臺灣問題的意見時説：“總理逝世前，我在北京侍疾，總理談及了日本有關的二、三重要事項，總理説：‘我們對日本應該主張的問題，最少限度有三項，一是廢除日本和中國所締造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使臺灣和高麗最低限度獲得自治。三是……’這是中山先生逝世前對臺灣的遺言，他是臨死不曾或忘被壓迫統治的臺灣同胞的。”[27]孫中山關於臺灣的遺言，其意就在於要收復臺灣，使臺灣同胞在政治上、經濟上恢復平等、自由，使臺灣同胞恢複國家主人翁的地位，使中華民族真正強大起來。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傳來時，分散在祖國各地以及淪陷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同胞，同時掀起了一股悲哀傷痛的浪潮，臺灣同胞和祖國人民一起沉痛哀悼。

　　當時在北京的臺灣同胞在輓聯中表達了悲痛心情及繼承孫中山遺志的決心：“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舍我輩其誰分擔！”[28]在上海的臺籍同胞于孫中山逝世的第二天，在發給《臺灣民報》的《哀悼中山先生》的通訊中表示：“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中山先生雖亡，民眾運動決不失敗。”[29]

　　可以説，在日本侵佔臺灣期間，祖國人士中，影響臺灣同胞最深遠、最為臺灣同胞所尊敬的，就是被《臺灣民報》尊稱為“國民之父”、“弱小民族嚮導者”的孫中山。孫中山對臺灣同胞的影響，以及臺灣同胞對孫中山的尊敬，可以從孫中山逝世前臺灣同胞所表現出的關切之情，以及逝世後所表示的追悼之意中，得到深刻的印證。

　　當孫中山病重於北京，一度傳出死訊時，1925年2月21日《臺灣民報》以充滿感情的標題，表示“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孫文沒有死”，民報“哈哈”的説：“好了！我們為中山先生慶祝，更為四萬萬的國民慶祝，更為東亞的大局世界的前途慶祝！弱小民族萬歲！萬歲！”當確切的死訊于3月13日傳到臺灣時，代表臺灣喉舌的《臺灣民報》，以《哭望天涯吊偉人》的社論來追悼孫中山，社論寫道：“夢嗎？真嗎？3月13日的電報又説中山先生死！可是這次似乎真的死了！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苦罷！西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涌了！一封電報就能叫我們如此哀慟！這都為了什麼？”那是因為孫中山先生是“自由的化身”、“熱血的男兒”、“正義的權化”，而成為“自由”與“正義”化身的“熱心男兒”竟然壯志未酬身先死！[30]

　　在臺北，愛國同胞衝破日本當局的種種阻撓，于1925年3月24日下午7時在臺北文化講座舉行追悼會，但日本殖民當局橫加干涉，不準演講、不準致辭、不準念悼詞、不準唱悼歌。當日大雨傾盆，僅能容納2000人左右的會場，共有5000余人到會，遲到的人只能在雨中默哀致敬。在被禁止念誦的悼詞中有這樣感人的一段：“唉！大星一墜，東亞的天地忽然暗淡無光了！我們所敬愛的大偉人呀！你在3月12日上午9時30分這時刻已和我們永別了麼？四萬萬的國民此刻為了你的死日哭喪了臉了！消息傳來，我島人五內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樣，西望中原，禁不住淚浪滔滔了！”[31]悼詞化悲痛為力量，號召“中國的同胞啊！你們要堅守這位已不在了的導師的遺訓——革命還未成功，同志尚須努力啊！”[32]日本殖民當局可以在形式上禁止臺灣同胞對孫中山的追悼，卻永遠無法阻止臺灣同胞對孫中山的景慕與崇拜，也永遠無法切斷臺灣同胞與大陸人民血肉相連的關係。

　　第二年，臺灣同胞又舉行了更大規模的孫中山逝世兩週年紀念會，由著名反帝愛國政治活動家蔣渭水主持。對於為什麼要紀念孫中山，蔣渭水向大會呼籲：“孫中山臨終之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33]這表明，孫中山對臺灣同胞的影響之深及臺灣同胞對孫中山的敬仰之情是多麼的強烈！孫中山的遺願已將兩岸同胞的愛國精神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

　　臺灣革命團體發表了《敬告中國同胞書》，號召臺灣同胞繼承孫中山未竟事業，高呼催人淚下的愛國口號：“臺灣民族是中國的民族！”“臺灣土地是中國的土地！”“毋忘臺灣！”[34]

　　“毋忘臺灣！”這是多麼深切而又悲痛的呼聲！當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九十週年，緬懷孫中山先生光輝的革命業績，探討他對臺灣的深刻影響之時，更不能忘記與祖國血脈相連的臺灣同胞和早日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神聖歷史使命。

註釋：

[1]《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8月版，第19頁。

[2]曾迺碩：《國父與臺灣的革命運動》，（臺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3月版，第55頁。

[3]謝東閔等著：《國民革命運動與臺灣》，（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1980年5月版，第2頁。

[4]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5頁。

[5] [6]謝東閔等著：《國民革命運動與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1980年5月版，第115、50頁。

[7]《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頁。

[8]李雲漢：《國民革命與臺灣光復的歷史淵源》，（臺灣）幼獅書店1971年版，第25頁。

[9]莊政：《國父生平與志業》，臺灣《中央日報》（縮印合訂本），第358—359頁。

[10]葉炳輝：《杜聰明博士傳》，載《國語日報書和人》第7期，1965年6月5日。

[11]臺灣國防部史政局編：《開國戰史》，1976年正中書局版，第396頁。

[12]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8月版，第220—223頁。

[13] [14] [16]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聯合出版，1981年8月版，第238、219、241頁。

[15]《孫中山全集》補編，第301—302頁。

[17]《史事紀要》，1913年8月，第194頁，見《國父年譜》。

[18]日外務省檔案，1913年8月5日，牧野外務大臣致佐久間臺灣總督電，秘348號，王振銑譯，俞辛焞校。

[19]曾迺碩：《國父與臺灣的革命運動》，第84頁。

[20]戴季陶：《總理孫中山先生與臺灣》，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對臺灣青年革命團講詞。

[21]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125—1126頁。

[22]《史事紀要》1924年11月，第841—842頁。

[23]《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312頁。

[24]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2062頁。

[25]曾迺碩：《國父與臺灣的革命運動》，第54-55頁。

[26]莊政：《國父與臺灣》，臺灣《中央日報》，1980年3月17日。

[27]王源：《臺灣與大陸的地緣關係》，臺灣史績研究會編印，第2頁。

[28][29][32]《國民革命與臺灣光復圖輯》，《近代中國》第19期，第36、61、62頁。

[30]轉引自黃煌雄：《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第244—245頁。

[31]《總理哀思錄》，《追悼紀事》，第3—4頁。

[33]王曉波：《臺灣史論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6月第1版，第9頁。

[34]費毓齡：《孫中山三次赴臺的革命活動》，《解放日報》1981年10月8日。

作者：張春英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臺灣研究所 教授

鐘祥勝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碩士研究生

文章出處：《臺灣研究》2001年3期

 
（來源：人民網）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