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見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

　　我叫劉樹亮，曾隨舅姓氏稱李樹棠，號迎生（建國後復用原姓名）。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八歲時因家境貧窮隨父母逃荒到漣水縣北黃家圩，九歲時父病逝，又逃荒到灌雲縣，給富人家放牛，十一歲時回海州當雇工，放牛割草，幹苦活，一直到了十六歲（一九○三年），因生活難以混下去，就在海州應招當了馮國璋的“童子軍”，先被送到天津附近的小站去學操練，後分到南京駐軍第三獨立旅教練一團當一名小班長，幹了兩年，常遭棍罰，因不堪忍受虐待苦，就想趁機逃出虎窩。這時我在寧已聽説有位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和華南宣傳發動革命，還在廣東的會黨和新軍中發展革命組織，而且那裏講民主，官兵關係良好……於是我就想投奔到那裏去。一天軍中發餉，我拿到四塊現洋，就開小差跑到和平門搭上了火車到了上海，又乘船抵達了廣州，投奔粵軍充當教練兵。

　　一九○五年九、十月間，我聽説中山先生已在日本東京把幾個革命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感到十分興奮。到一九○六年底，同盟會已在廣東新軍中發展成員，我就自願參加了這個革命組織。這個時候，我結識了同鄉王懋功（徐州人），他在粵軍中擔任團長，我們兩人幾次見面交談，彼此比較投機。一天他對我説：“粵軍中有個講武堂，是培訓軍官的，我考慮到你的前程，介紹你到那裏學習好嗎？”我隨即答應：“好啊！”於是，我就進了講武堂學習。這時候，中山先生正為革命事業操勞，常常奔波于海外與華南之間，頻繁地在廣東會黨、新軍與民間中進行宣傳與發動，還到粵軍講武堂來演講，鼓動革命。有一天，王懋功陪同中山先生來到，他見到我時就把我介紹給中山先生，我當時激動得心直跳，日夜盼望見到的偉人竟站在我的眼前了。中山先生精神抖擻，神采奕奕，目光炯炯，而又是那樣和藹可親，他伸出手拉住我問道：“你當過兵嗎？”我説：“當過。”又問：“你有文化嗎？”我説：“不識什麼字。”他勉勵我説：“你要好好學習，將來前程無限，革命事業正需要你們這些青年啊！”他的話説得我心裏熱乎乎的。

　　經過兩年學習，我從講武堂畢業，被分到粵軍中當排長，很快又擢升為營長，先後被派到靠近澳門的前山鎮和海南島、雷州半島駐防。一九一○年奉令調回廣州，這時，中山先生正在廣州新軍中發動起義，我作為同盟會員積極參加。他召集我們講話，勉勵我們在行動時要“堅決、勇敢、機智”。我們就按照中山先生的佈置舉行了起義，可是由於準備得不充分，行動不統一，都歸於失敗。此後一個時期，我在粵軍許崇智的部下擔任營長，調防、轉戰于粵、贛、湘、閩各地。

二、討伐陳炯明，東征得勝利

　　記得在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夢一命嗚呼後，陳炯明表示擁護孫中山，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進軍福建，一九二○年底回師廣東，任廣東省省長。這時他支援中山先生返回廣東主持革命軍政府，一九二一年四月舉行非常國會，推選中山先生為非常大總統，自己就任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長，但他卻暗中與北洋軍閥相勾結。中山先生主張聯俄，並決意北伐，陳表示反對，後來發展為公開叛變。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這天清晨，我在廣州西郊白雲山忽然聽到了轟轟的炮聲，感到奇怪，不知其原由，大家不免一陣緊張。後來才得知陳炯明的叛軍在炮轟觀音山總統府，還包圍了粵秀樓（孫中山和宋慶齡的住處）。我非常擔心中山先生的安全，聽説他事先已得到消息，在衛士的保護下轉移走了，宋慶齡也已離開，我這才放下了心。過了幾天，我得知中山先生已離開廣州轉移到軍艦上，他還向我們發出了暫且轉移、準備反擊討伐的命令。中山先生歷經艱險，經過五十五天，直到八月十四日才轉移到了上海。他抵滬後遂商籌改組國民黨，組織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這時我在許的部下，由粵轉贛，入閩攻下福州。

　　此時，中山先生決心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聯絡滇、桂、粵軍共討陳炯明，三軍于十二月三十日誓師東征。經幾路夾擊，挫敗了陳炯明，攻克了廣州，陳倉皇逃到惠州老巢踞守，所部退到東江、潮梅一帶伺機進行反撲。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由滬抵穗，就任大元帥職，宣佈此後進入“討賊時期”，把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設在廣州東郊農林試驗場，他親臨前線，直接指揮東征討賊戰爭。這時我在東路討賊軍第一旅（旅長王懋功）第二團任團長，在東江一帶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幾次戰役。是年四、五月間，在中山先生直接部署下，我參加了他所下令派遣的五千精銳勁旅出擊淡水之役。陳炯明麾下的洪兆麟部固守淡水，經過幾次激烈交鋒，兩下死命爭奪，終於把洪部擊退。隨後不久，我又奉令率領全團去攻打永湖白馬花（白花），這地方山巒起伏，河道交錯，我部到達以後，先觀察了地形環境，然後我帶了一部分官兵繞到敵後進行突襲。在我率先強渡河汊時，不意被佔據在前面山頭的敵軍發現，他們架起機槍向河面上掃射，一顆子彈從左翼射中我的頸部，隨即鮮血直流，水上飄起了血花，我暈了過去，我身邊的警衛員楊道才、紀福生急忙把我架走。第五、六連奮勇衝鋒還擊，堵住了敵軍。我被護送到一戶農家，一位老農問：“你們是孫軍還是陳軍？”楊道才説：“我們是孫軍，我們的團長是被陳軍打傷的，請給我們方便方便吧！”老農“嗯”了一聲就忙給我照護。這時，旅長王懋功得知我負傷，很快派人找到了我，立即把我護送到汕頭醫院搶治。那顆子彈從我的頸部左側射進打斷了食管，經大夫把食管接通，我的傷勢才穩定下來。這時候，中山先生特派他的夫人宋慶齡前來汕頭醫院慰問。她説：“中山先生聽説你與叛軍英勇作戰時負了重傷，非常關心，他讚賞你為國為民的奮不顧身的精神，要我前來慰問。”她關照醫護人員要對我精心治療照護，並親自給我端來了牛奶，以後又來探望兩次，還帶來了經大元帥親署發給我的五百元獎勵金。頓時，一股暖流通過我的全身，我深深感受到中山先生對部下無微不至的關懷。經過一百多天的治療，我痊癒了。經部隊批准，我回家鄉海州探親。途經上海時，遇到同一部隊的一位陸福廷團長，他跟我談起動員有志青年參加大元帥的討賊軍事，我説：“只要革命需要，我一定盡力！”我回到海州後，就訪親問友，串聯宣傳，一下子動員了二、三十個青年小夥子。我拿出自己的獎金作為他們的旅費，到了上海，引薦給陸福廷。陸對我説：“現在你的部隊已編散了，我打電報給何應欽，如獲同意就編到他的部下。”接復電獲准，我就帶了這二、三十個小夥子乘船到了廣州虎門，見到了何應欽，他直接把他們編到桂永清部下。因我原在的旅團已解散，我覺得不好留下，就又離開了廣州。經福建廈門時，竟遭敵方搜查，弄得一身如洗，我只得再艱難輾轉返回了廣州，隻身投奔桂永清，述説我負傷回家後的經歷。他深表同情，説道：“目下變化瞬息，你這位有功之臣也落到這個地步，暫且就委屈一下，先編在我的特務連當一名排長吧！”

　　是年九、十月間，中山先生經常奔赴石龍至博羅前線指揮督戰。此時博羅城東西北三門都處在陳炯明叛軍的緊緊包圍之中，而城中守軍又較單薄，增援部隊一時難以調來。敵軍重重圍睏了四、五十天，處境真是十分艱險，許崇智幾次勸中山先生返回廣州，孫一再斷然表示：“決與博羅共存亡！”此時博羅守軍的糧食彈藥幾已告罄，糙米都難得吃上，菜蔬更是困難，大家只得喝糙米粥，蘸鹽鹵湯，中山先生也同官兵一同吃這些東西。這時我也被困在博羅，身受先生精神的感染。處在敵軍的包圍之中，中山先生多次同守軍講話，鼓動士氣，他説：“辛亥年間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他們熱血沸騰，敢於犧牲，用自己的生命向滿清王朝勇猛衝殺，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現在我們手中擁有武器，戰鬥力又強得多，還怕不能打敗叛軍！”他急令楊希閔、許崇智組織敢死隊進行衝鋒突圍，在各團挑了五百名官兵，我也在內，一齊從北門奮勇衝殺了出去，迅速奪下五個山頭。豫軍司令樊鐘秀（又稱“樊老二”）赤膊上陣，身披紅、藍、黑色帶子，手持盒子槍，衝鋒在前，大隊人馬緊緊跟上，一股氣連奪下十七個山頭，直把陳炯明都打得狼狽逃竄，潰不成軍。博羅突圍以後，中山先生才返回廣州議事。不久，他又重返前線，到達飛鵝嶺，謀劃如何攻破被陳部死死踞守的惠州，並親臨前沿陣地視察，隨與許崇智、劉震寰等部署總攻擊事，還親自調運來魚雷用以炸城墻。十月底開始行動，炸響魚雷，又放大炮，把城墻炸塌一段，步兵隨即爬城，可是守軍集中堵擊，攻城又告失敗。於是，中山先生重新部署了攻城戰役。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我在桂永清的部下第一次參加了攻惠州城的突擊戰。惠州城三面環水，一面臨山，南面飛鵝嶺橫亙，形勢險峻，易守難攻。我隨著主攻先遣隊從西門匍匐突進，敵軍從城墻上射來子彈，我的大腿中了一彈，頓時鮮血直流，只得從前線撤了下來，被轉移到後方治療。這次攻城仍未能成功。

　　攻下惠州城，消滅叛逆軍，統一廣東省，這是中山先生的既定戰略部署。他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後，這就成了他的遺言。這一年十月，就由蔣介石擔任總指揮，組織第二次東征。這次按中、左、右三路縱隊分路進軍，中路縱隊由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何應欽擔任總指揮，有一萬五千多人，我編在第一軍第二師王懋功部一團擔任團長。經編整後，十月五日從廣州出發直奔惠州，途經石龍、博羅，至十一日直抵惠州城下駐紮。經偵察，確定北門為主攻方向，西門為助攻方向，並安置了攻擊陣地，作好攻擊準備。十三日上午，縱隊部發出了總攻擊令，炮兵先猛轟北門，城樓被擊毀，城墻也被轟塌十多處。這時，何應欽下令步兵攻城，我團正在西北門待命，得令就迅猛攻擊，不意敵軍在城墻防地還架設著機槍，直向我攻擊部隊掃射，頓時部隊仆倒，傷亡纍纍，我沿著倒下戰友的血跡繼續往前衝，子彈從我的右耳擦過，遂退了回來。縱隊調來炮兵又發炮轟擊，把敵人火力壓了下去。後稍事休整，到翌日下午再行攻擊。縱隊各部于中午前都到達攻擊陣地，各就各位，我團仍從西門攻擊，隨帶竹梯準備登城。午後攻擊令一下，炮兵迅即發動轟擊，壓住敵軍，隨後步兵往前衝，我手舉令旗揮動著，戰友們奮勇地衝到城墻根，馬上搭起了竹梯往上爬。敵人仍在負隅頑抗，射出反撲的子彈，縱隊又有許多戰友倒下去了。但是敵軍已是四面楚歌，猶如風卷的落葉。經縱隊各部猛攻，終於破城而入。陳炯明的惠州駐軍司令楊坤如中彈負傷，帶著殘部逃走了。攻惠州之役終於獲得了全勝，而國民革命軍卻付出了很大的犧牲，陣亡官兵有四百多人。就在縱隊進入惠州城之後的幾天舉行了追悼大會，蔣介石、周恩來，還有蘇聯顧問羅加覺夫都講了話，沉痛悼念這些為革命事業而犧牲的烈士，表明第二次東征之役的勝利是實現了中山先生的遺志。我參加了這次追悼會，不禁勾起了對中山先生的思念之意和對死難烈士的悲痛，同時也意識到今後征程的艱巨。

三、參加北伐戰爭，摧毀軍閥勢力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改組了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實行革命的三大政策。大會之後，中山先生系統地宣講了“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六月間的一天下午，我在一所學校的大禮堂裏聽到他的這個講演，當時我雖然坐在最後面，他那慷慨激昂、有聲有色的語調，卻使我聽得真切入迷，我的思想真被打動了。我感覺到：在蘇聯共産黨、中國共産黨的真誠幫助下，實行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中國國民黨從此就會有轉機，革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同時，我還聽到中山先生講道：“本黨成立以來，對內要打倒軍閥，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對外要打倒帝國主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來解放。”他特別強調建立革命武裝的必要，他説，要形成一支訓練有素的骨幹力量，用來徹底摧毀封建軍閥勢力。所以，他首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創立並關注其建設。這所為培訓北伐軍官的學校辦了兩期（一期六個月）以後，即主要以這兩期的畢業生為主力舉行了第二次東征，經受了實戰的鍛鍊，取得了成功。東征結束後，就舉辦第三期，並成立了潮州分校。當時規定國民革命軍中上自師長下至司務長，大小官員一律要集中受訓，我是一名團長，在參加了第二次東征以後就來到了這所學校。在受訓期間，我聽過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政治報告，深受教育，因為他是淮安人，我是海州人，算是同鄉，兩人談起來很親切。經八個月的學習，我趕上了北伐戰爭。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戰爭開始，我被編入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何應欽是軍長，我任特務營長，擔負著全軍的警衛任務。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蘇聯顧問鮑羅廷都隨第一軍行動。我派一排人組成自行車隊，沿途一直護送著他們。周恩來向軍隊與民眾講話宣傳時，都由我們擔任警衛。我們每經一處還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呼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北伐軍進軍迅速，勢如破竹，很快進入了湖南，連克長沙、平江、岳陽等重鎮，佔領了湖南全省，兵鋒遂指向湖北。在北伐軍打到汀泗橋時，吳佩孚率軍進行頑強堵擊，北伐軍每發動一次衝鋒，都付出重大傷亡。這時蔣介石用了激將法，他説：“汀泗橋攻不下，大家都回廣東好啦！”黃埔的學生都發誓要攻破這個障礙，號稱鐵軍的葉挺獨立團衝在前面，終於拔掉了這根釘子。北伐軍再進軍到賀勝橋，吳佩孚想利用這個天險來阻擋，葉挺獨立團遂迂迴到敵後，猛撲過去，敵軍一部倉皇逃走，而吳佩孚又率軍反撲，北伐軍佯退，吳軍中計緊追，在擁擠過橋時遭猛擊，大敗逃竄。再經過多次激戰，終於完全控制了吳佩孚多年盤踞的老巢--武漢。隨後，北伐軍再進軍江西，跟孫傳芳軍交鋒，發生了反覆爭奪南昌的激烈戰鬥。蔣介石親率王柏齡部硬攻，還是沒有進展，第二次再率部圍攻。這一天他來到前沿陣地指揮所，打開地圖在觀看，這時我帶著警衛營的官兵前後護衛著他，只見他一時低頭看地圖，一時抬頭望工事，剛要發出什麼軍令，電話鈴響了，是程潛打來的，向總司令報告軍情。蔣聽到前線失利、傷亡很重的報告，急得臉色蒼白，隨即大聲厲色地發令：“從現在起，師長陣亡，副師長代理，團長陣亡，副團長代理，營長陣亡，副營長代理，一定要堅持到底，非把南昌攻下不可！”後來又多次發動猛攻，加上各路軍的配合作戰，終於在十一月八日攻佔了南昌。北伐戰爭進行到一九二七年，我調到顧祝同第九軍擔任中校副團長，隨北伐軍轉戰到浙江、安徽、山東，長驅直入，節節勝利。在進攻沂州府（臨沂）時，直系軍閥張宗昌正踞守在這裡，我帶領全團官兵猛攻到城下，爬梯登墻，但遭到敵軍的頑抗，我的右膀又中彈負傷，我忍著劇痛，一股勁衝進了城裏，張宗昌部潰敗逃竄。

　　一直到北伐戰爭結束，我看到時事日非。蔣介石、汪精衛這些曾經背誦總理遺囑、口稱繼承總理遺志的人，都背叛了中山先生，違背了三大政策；國民黨軍中派系鬥爭激烈，互相傾軋，非蔣嫡系都受到排擠。我想，自己進黃埔軍校，參加東征北伐，都是為著追隨中山先生，消滅封建割據勢力，統一中國，既已用行動付與這個事業，那到此地步，也就暫告隱退吧！於是，在一九二八年初，我藉口要回家照看母親而辭職返回了海州。

　　　　　　　　　　　　
　　（楊東野根據作者口述整理）
　　（劉樹亮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
　　

（來源：孫中山紀念館網站）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