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工程已基本竣工。中國國 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成立總理奉安委員會，決定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為舉行總理奉安大典日期，即孫中山逝世四週年紀念日。因一九二八年冬雨雪多，迎櫬大道未能如期竣工，中常會決定把奉安典禮展期至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舉行。五月十八日，宋慶齡偕同孫科、戴恩賽夫婦赴北京碧雲寺，瞻仰孫中山靈柩，二十二日將孫中山遺體重殮，準備南移。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選派林森、吳鐵城、鄭洪年等為迎櫬大員，各部處派秘書一人及職員若干人隨行。中宣部為張廷休，中組部為張道藩，中訓部為史維煥，中秘處為王子壯。一行先赴北京，做好一切準備工作，恭迎靈櫬南下。

　　當時，我在中宣部指導科任代理總幹事，主要工作是負責審查報刊的出版工作，對一星期中的宣傳綱要進行指導。中宣部每星期都要制定宣傳要點，都由我赴電臺，將中宣部宣傳要點向電臺作扼要説明，並由我向全國口播本星期宣傳要點的新聞稿。中央廣播電臺就設在湖南路的中央黨部內。林森、吳鐵城、鄭洪年三人赴北京之日至六月一日這段時間裏，仍由我去電臺播發了一星期的新聞宣傳要點四、五條，主要內容即為中常會關於奉安的決定、回寧時間及奉安內容等。

　　中宣部具體負責奉安的是部長劉廬隱（曾任考試院長），屬下設三位秘書，分別為肖同茲、張廷休、朱雲光。五月二十二日之後，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到中宣部召集各科負責人會議，佈置有關奉安大典的具體工作，部裏科主任（當時科不設科長）以上人員均出席了會議。中宣部的指導科主任為博啟學，編纂科主任為鐘天心，出版科主任為崔唯吾，徵審科主任為肖同茲，國際科主任為郎醒石，總務科主任為沈君匋，我以指導科總幹事名義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根據各科原來的工作範圍派定了任務。指導科負責奉安大典的具體宣傳工作，編纂科編寫孫中山先生的生平及哀思錄等，出版科負責有關奉安典禮的文字印刷發行，徵審科對外徵集孫中山先生的史料，國際科負責對外宣傳奉安大典實況，總務科負責接待事宜。

　　五月二十八日，總理靈柩到達浦口，中宣部負責具體工作的人員均前往碼頭迎靈，國民黨黨政軍要人悉數雲集此處。約下午五時，靈柩由“威勝”軍艦載運過江，停泊在中山碼頭，宋老夫人偕宋藹齡在此迎候，再迎至城內丁家橋中央黨部，停放在大禮堂講壇上。

　　次日至三十一日，奉安委員會決定將中央黨部大禮堂對外開放三天，進行公祭，市民可以自由出入瞻仰中山先生遺容。公祭由國民政府內政部主持。二十九日，為中央委員、國民政府委員、黨政軍警代表公祭，中宣部全體職員也於是日參加。三十日，為群眾代表公祭；三十一日，為各國使節、外賓公祭及家屬祭奠。具體引導、招待、迎送由中秘處派專人負責。公祭期間，各界人士爭先恐後，絡繹不絕，急欲一睹孫中山先生逝世四週年後的遺容，大家飽含沉痛，依依不忍離去。直到三十一日下午五時多，舉行封棺典禮，瞻仰人群方告別散去。

　　六月一日淩晨，舉行起靈典禮，獅子山炮臺鳴放禮炮一百零一響致敬，參加恭送人員在送靈隊伍總指揮孔祥熙的帶領下，全體肅立致哀。從中央黨部至中山陵，二十多裏的公路兩旁，夾道迎靈櫬經過的群眾，男女老少，萬頭攢動，無不自覺地肅立默哀致敬。靈櫬由中央黨部出發，經丁家橋、獅子橋前外交部門前經過，轉鼓樓直向中山大道、新街口，再轉中山東路，出中山門，到陵園路。靈櫬由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要人譚延闿、蔣中正、胡漢民、戴季陶、于右任、王寵惠、林森、蔡元培、張繼、宋子文、丁惟汾、葉楚傖、何應欽、朱培德、李烈鈞、邵元衝、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羅家倫、孫科等執紼前導，緩緩徐行；女眷則有宋慶齡、宋老夫人、宋藹齡、宋美齡、孫科夫人、戴恩賽夫人及其子女，在行至鼓樓後始分乘幾輛馬車隨後馳行；後面是各機關、團體的男女職員身穿素服，依次步行。送靈隊伍一邊行進，一邊同聲高唱奉安歌（歌詞為羅家倫所作）：“大道兮填填，哀吹兮極天，肅奉安兮國父，靈輀兮計遷……”歌聲此起彼落，悲壯感人，伴著樂隊奏的哀樂，悲慼氣氛縈回在整個南京城、紫金山上空。送靈隊伍總指揮孔祥熙，騎著高頭自馬，馳騁在隊伍行列之間，指揮隊形，維持秩序，肅穆前進。約十時後，靈櫬抵達紫金山麓停下。由執紼人員輪換著、一步步地拾級而上，舁上中山陵堂。十二時正，移入陵寢，獅子山炮臺再次鳴放禮炮一百零一響致敬。這時，舉國上下，全體人員，就地肅立默哀三分鐘，表示深切沉痛哀悼。

　　陵下，有一碑豎立，上有譚延闿書“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幾個大字。

　　奉安大典結束後，奉安委員會向參加奉安人員各頒發了一枚奉安紀念章和一本哀思錄，作為永恒紀念。

　　奉安紀念章呈圓形，黃銅鑄造，直徑七十六毫米，厚四毫米。正面是孫中山先生浮雕正面頭像，雙目炯炯有神，威嚴莊重。背面是中山陵祭堂縮影，祭堂是花崗石建造，正面三拱門，裝置了紫銅雙扉，門額頂端分別用篆文書寫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等字樣。中門頂端鐫有孫中山先生手書的“天地正氣”直額一方，堂前石階辟為三道，整個祭堂莊嚴肅穆，圖案清晰可辨。圖案上方周邊鐫有“孫中山先生安葬紀念”和“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字樣。奉安日期實際係六月一日，紀念章上卻為三月十二日，係因紀念章事先委交美商製造，以致日期上出現這個失誤。每枚紀念章用一個藍綾鑲制的硬盒子盛裝，十分精緻美觀。

　　哀思錄由總理奉安委員會和中宣部合編，係藍底封面，優質白紙鉛印，呈狹長型，二十四開本。內容刊登了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全國各界贈送的輓聯、祭文和治喪委員會、總理奉安委員會成立經過，以及各委員會的委員和職員的姓名錄。凡參加奉安人員都載入職員錄。封面哀思錄三個字，由中宣部長劉廬隱題簽。

　　以上這兩件珍貴紀念品，由於我是親身參加者，有幸也各獲得一份，一直珍藏在南京馬家街我家書房裏。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接著又發生了“八一三”事件，南京經常遭受敵機轟炸威脅，婦女老少多疏散到安全地帶暫避，我則因為參加中央前線視察團工作，要經常奔赴各前線巡視，無暇顧及家中事物。不料當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即告淪陷。隨著戰火的蔓延，這些珍貴紀念品連同我家一切財産（只剩下一個房子空殼），都毀於兵燹。

　　南京中山陵從孫總理奉安以後，經歷了南京淪陷、日寇長期佔領、汪精衛統治等幾個階段，始終安然無恙。這倒不是有什麼神靈佑護，而是由於孫中山先生“首創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豐功偉績，及其“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的偉大思想，深為世人所景仰和崇敬，正如日月江河、經天緯地一樣，誰也無法逾越阻擋。

 
（來源：孫中山紀念館網站）

編輯：齊曉靖